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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第1页）

三、结语

本章主要透过考查晚明江右深具代表和影响力的理学家——王时槐、刘元卿——的言论与行为，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诠释、建构传统的做法；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以上两部分的讨论均着重强调在“晚明”这个特殊时间分期中，江南与江右文化风俗，以及理学内部江右与江左学派之间激**对话的过程。亦即，从文化竞争与自我认同的角度，探讨晚明江右阳明学在当时整体学界中的位置与发言。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明当晚明江南因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为全国文化流行的中心时，江右士人感受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却又似乎完全使不上力以逆转这种下滑的趋势。然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他们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定位、凝聚认同。王时槐、刘元卿等著名的江右讲学者，一方面投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透过对吉安文化传统的诠释，他们发现了，质醇的民风、忠臣气节、阳明理学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最足以抗拒江左颓靡文化入侵的资产。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竭力地投入倡导地方讲会活动，以行动和学术思想，来传承并开创属于江右淳正的学术风貌。他们重复诉说着前辈们齐聚青原的盛况、仿效着过去月复一月或季复一季的讲会活动，透过言语、文字和行动来诠释传统，也因此发扬传统。就某个意义而言，16世纪40—50年代江右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学者讲学的事件，实在是通过晚明学者们的记忆召唤与书写，才更清晰地显出其重要的历史面貌。

第二部分则从三点来说明晚明江右讲学的重要风格：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重视礼法与肯认名实关系、静肃的讲会氛围。这三点分别呼应着他们对晚明江左学风的批判：即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江右学者在工夫实践方面，是以一种长期向内静修的方式为基调，这既是对王畿和泰州学者“自自然然”“无工夫之工夫”论的一种纠正，也是他们确实实践后所领悟的心得。虽然这种静修的倾向不免招致近禅的讥评，不过因为江右学者对礼法规范、品格操守的坚持，不仅普遍获得士大夫的赞赏，也使他们能免于受到过激的批评。而呼应着对王畿和泰州之教导致“败坏礼法纲纪”的批判，江右学者则十分强调礼法规范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名实之间的关联，认为名节是道的樊篱，不容任何人以“不好名”“断名根”为口实而混乱道德表述。最后，我们则从晚明江右的一些讲会会规中，看到一种格外强调静肃自修、压抑言说、减少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色，这种强调也改变了早期阳明讲会所标榜的“互相规过”的直谅作风。此种静肃的风格，呼应着他们对当时江左学风“多虚谈而少实行”的批判，但却非只在表面行径上欲求区分或改革的做法而已，更与学者们之工夫实践与思想内涵紧密相关，是在当时学风刺激下，反思与实践的心得。

[1]JohnDardess，AMiy，Ch。8。

[2]刘元卿，《诸儒学案》，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周汝登，《圣学宗传》，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孙奇逢，《理学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例如，邹元标：“常窃疑海以内播迁几三百人，岂无申只手辟巨眼，为吾道一吐气者。”即可见学道人数并不多，载邹元标，《答胡趋儆侍御》，见《邹子愿学集》，卷2，63b～64a页。这种现象和感想也会因地而异，例如，苏松地区，文人文化显然胜于理学文化，普遍而言，阳明学并不兴盛，江右地区则理学较兴盛。参见宮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AnnArbor：AssoforAsianstudies，1994，pp。33～70。

[4]我未能找到其名。

[5]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72b～73b页。

[6]对于士人地域认同的问题已有许多重要的讨论，特别是RobertHartwell和RobertHymes指出从北宋到南宋之际，士人阶层的社会参与有一重要的转向，即从全国性事务转向在地方社会中经营，其对地方的建设与认同亦转强。本文所讨论的明末江右士人的地方参与，虽然看似这个趋势的延续，但毕竟时间已到16世纪末的晚明，从南宋到晚明到底经过怎样曲折的变化？这种对地方社会的经营与认同是否在明初中央集权体制下曾被打断，晚明再起？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未能深研，无法回答。PeterBol对金华地区的研究，同样指出晚明金华士人有颇强的地域认同，且不是从南宋延续发展到晚明，明初朝廷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较强，地域性的士人活动与意识亦相对受到压抑。Robert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dSosformationofa，750—1550，”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2。2（1982），pp。365～442；RobertHymes，StatesmeheEliteofFu-g-Hsi，inNorthernandS（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6）。包弼德（Peter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收入李伯重、周生春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47～286页。

[7]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三、第四、第五章。

[8]RidlerandJoekin，“Tradition，GenuineorSpurious，”JournalofAmeriFolklore97。385（1984），pp。273～290。

[9]EvelynS。Rawski，“EidSodationsofLateImperialCulture，”inDavidJohhan，EvelynS。Rawskieds。，PopularLateImperiala，Berkeley：UyofiaPress，1985，pp。3～33；陈学文，《明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见《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87～97页；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pp。1～32。关于明代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量，见RiGlahn，FountainofFortune，Berkeley：Uyofia，1996，Ch。4；关于晚明江南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和流行等，见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见《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37～159页；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1991年），215～234页；《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见《新史学》，10卷3期（1999年），111～157页；as，SuperfluousThings；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见《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37～83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见《新史学》，10卷3期（1999年），55～109页；毛文芳，《晚明闲赏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等。

[10]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6～260。

[11]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6～260。缪进鸿和沈登苗的研究也显示，从宋、元、明到清代，江西的学术文化地位明显滑落的情形。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见《教育研究》（1991年），10～26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见《中国文化研究》，26期（1999年），59～66页。

[12]Ping-tiHo，TheLadderofSuImperiala，p。227。

[13]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6～260。

[14]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5]罗玘，《送苏君江西提学序》，见《圭峰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5，26a～27b页。亦见JohnDardess，AMiy，pp。168～169。

[16]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7]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8]BenjaminA。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a，pp。258～259。

[19]关于西原惜阴会，见下文。

[20]王时槐，《西原会规十七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9a～19b页。

[21]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18b～19a页。

[22]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

[23]JohnMeskill，GeerestsaheYaa，pp。33～70；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

[24]除了俭朴仍为一般人所肯定的美德外，此也关乎士大夫面对士商身份混淆以及许多僭越风俗流行时，为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自己地位的考虑，参见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25]包弼德（Peter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

[26]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3～92页。

[27]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10～11页。

[28]李文耀，《重修束鹿县志序》，见《乾隆束鹿县志》，李文耀、张钟秀纂，民国二十六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卷1，2a页（341页）。

[29]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15、118页。

[30]见《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页首。

[31]刘元卿，《福乘藏稿序》，见《刘聘君全集》，卷4，7a～8a页。

[32]《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1，1a～1b页（170页）。

[33]《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8，1a页（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