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人民之子 陶行知节选102（第1页）

《人民之子：陶行知》（节选）[1]02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这一时期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个体人格，他在借助于王学的同时，又对充满道德说教气味的基督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入大学后，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言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28]把基督教义作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的利器。不仅如此，基于救国救民的需要，他还注目于基督教义中朴素的人道主义因素，并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信仰基督教是陶行知早年在自己人生信仰方面所作出的重要选择。这一选择，深刻地影响到陶行知的人格风范的塑造，以及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尽管他后来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接受更为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但这种影响的痕迹始终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事实上，他后来所奉行的“爱满天下”的主张及其伟大的牺牲精神，就与基督教的博爱主张和耶稣“舍己为人”的救世精神有着某种思想渊源。

需要说明的是，陶行知虽然一度皈信基督教义，但他并未成为一个狂热偏执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有自己的认识，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基督教义的，从未盲目信仰过。他对基督教义既有接纳，又有排拒，接纳中有排拒，排拒中有接纳，这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清醒的理性精神，使得基督教信仰对他的影响积极的方面远远大于消极的方面。陶行知之所以被人民所长久崇敬，原因之一是他具有伟大的人格风范，而这一人格风范的塑制又显然离不开基督教信仰所起的作用。[29]

1914年6月，陶行知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因1911年金大已在美国纽约州立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注册获得认可，故金大的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并能直接赴美深造。由于陶行知一贯品学兼优，素为金大美籍校长包文（Bowen）器重。此时，包文更是鼓励和支持他赴美深造。在师友和父母的帮助下，1914年秋，陶行知终于启程赴美留学。

世界教育中心美国的留学深造

抵美后，陶行知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硕士学位。按照陶行知原来的设想，他是打算直接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的。早在金大时期，他就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明确认识，认识到“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萌生了从事教育事业的念头。而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以改革传统教育为职志的新教育理论家，如杜威、克伯屈、孟禄等人，他们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教育主张，民国初年就通过蔡元培等人介绍，为中国教育界所知晓。[30]能进哥大师范学院学习本是陶行知的初衷。但因该校的学费高昂，陶行知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只得进了专为学习市政学专业的外国学生免除学费并提供奖学金的伊利诺大学。[31]

虽然陶行知在伊利诺大学研修市政学专业，但他研习教育的渴望一直没有泯灭。他在着重学习美国的外交、贸易和欧洲的政治等课程时，还专门选修了一门教育行政学。教这门课的是杜威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罗托斯·台尔塔·考夫曼（LotllsDellan）教授。[32]考夫曼向陶行知介绍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基本原理，这对陶行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恰好在1915年夏天，陶行知参加了在威斯康辛州基尼法湖畔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夏季会议，他受到了与会者发言的极大鼓舞，正式决定以毕生精力从事教育工作，并计划一旦从伊利诺大学研究生毕业，就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基于这种考虑，他在1915年夏学期，便全都选修了四门教育课程（教育评价基础、教育研究法、中学课程和教育心理学讨论）。陶行知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期间的学习课程见下表[33]：

续表

1915年秋，陶行知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他便转入他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专业。

陶行知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他正巧取得了义和团赔款的留学生派遣制度“半费生”资格，有了维持继续深造的起码经费，便于该年9月下旬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行政学博士课程。

根据校方的安排，斯特雷耶（G。D。strayer）教授担任陶行知的论文指导教师。斯特雷耶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教育行政学专家，美国教育行政学会会长，学问渊博，但有些学究气。杜威的专长是教育哲学，他虽然不是陶行知的论文指导教师，但陶行知选修了他所讲授的《学校与社会》这门课程。相较之下，他在教育哲学思想上对陶行知的影响远大于斯特雷耶。

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这种教育哲学以其经验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为基础，强调变迁、行动和实用，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改组”“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做中学”，要求教育应当与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要反映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还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尽管这种教育哲学由于杜威本人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的阶级制约性和历史局限性，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它适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于改革美国当时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旧教育，建立现代民主、科学的新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陶行知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成熟和影响逐渐达到高峰之时。在此前后，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均已经相继出版。而最集中最系统地阐述其教育思想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正好就发表于陶行知就读该校的1916年。杜威对旧教育的抨击和对新教育的设想，他的批判精神、试验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早就不满中国旧教育、亟欲建立一种新教育以维护和发展共和体制的陶行知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加之杜威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和注重行动的哲学观）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时期就已形成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达尔文的进化论、林肯的民主共和主张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这些因素都使陶行知一跨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很快沉浸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去了。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附陶行知当时在该校学习的课程内容及任课教师的思想倾向看得很清楚：

以上课程有浓厚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色彩。在这些任课教师中，杜威本人自不必说，讲授《教育哲学》的克伯屈教授是杜威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讲授《教育史》《教育行政学》《教育社会学》和《各国学校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孟禄教授、斯特雷耶教授、斯列丁教授和康德尔教授等人，都是与杜威私交甚好、思想上不同程度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正是在这样一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大师或具有进步主义教育倾向的著名教育家们的直接教诲下，接受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信奉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这对陶行知日后的人生道路与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就是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理论武器的。他的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理论，也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有着某种思想上的联系。当然，陶行知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也如同他早年对待其他西方文化（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林肯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基督教的宗教学说）一样，都不是盲从盲信，照搬照抄，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来传播，进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总结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和发展，形成一种与之有本质区别、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新型教育理论。

需要说明，留美期间，陶行知对于西方文化接受，并不限于人们常说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也不限于前文所列陶行知在伊大、哥大两校所学的有关课程的内容。事实上，他对现代西方的诸多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派教育新思潮，均有广泛的涉猎与钻研。这一点在陶行知回国不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归国后，针对国内教育界因循守旧、不思革新的现状，连续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智育大纲》《教学合一》《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文章，大力介绍和宣传欧美教育新思潮、新学说，提倡以科学的试验方法来改造中国旧教育。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到的人物及其学说不下十余种，如培根（FranoisOaoaes）等人的哲学观点，詹姆斯（LillialJaies）、桑代克（Thodndike）、华莱士（Lallaoe）等人的心理学见解，约翰·费斯克（JohnFiske）、华莱士（Lallaoe）等人的动物学理论，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的遗传学思想，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福禄贝尔（Froetel）、赫尔巴特（Herbart）等人的教育实验，沃特的葛雷学校，爱莉（Aally）、沙力方夫人（Mrs。Sullifan）等人的盲童教育实践，等等。杜威及其教育学说，此时只是作为众多人物及其学说之一而被加以介绍。

这些事实表明，陶行知在留美期间接受西方文化时，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某人某派学说，而是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的需要出发，以海纳巨川、吞吐百家的博大胸襟和恢宏气度，博采诸家外来学说之长，融会贯通地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

三、爱情、婚姻与家庭

父母

陶行知的家庭是个大家庭，除他之外，家庭成员先后包括父亲陶位朝、母亲曹翠仂、姐姐陶宝珠（幼殇）、妹妹陶美珠（又名文渼）、前妻汪纯宜、长子陶宏（乳名桃红）、次子陶晓光（乳名小桃）、三子陶刚（乳名三桃）、四子陶城（乳名蜜桃）、续妻吴树琴。

父亲陶位朝，以字行，名长生，号笑山（筱山），1867年生于安徽歙县，1915年1月病逝于南京。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古文功底较好，曾在南京汇文女校教过书。后来，回乡务农，过起了清贫的生活。由于他经历曲折，生活艰难，因此他将希望寄托到陶行知身上，于是他对童年时陶行知的学习非常重视，亲自在家教儿子读书识字。陶行知15岁时，他又送其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为儿子接受西方教育乃至后来的出国留学均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陶位朝望子成龙，将儿子的前途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位。据陶城回忆：

祖父为了大力支持爸爸在美学习，他把吸大烟的恶习都彻底戒掉。对于一个吸鸦片者来说，没有良好的戒烟措施，自己来行戒毒，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为了儿子能成才，为国效力，他还是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把烟瘾坚决戒掉。慈祖父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为爸爸的前途和伟业着想，确实值得缅怀发扬光大。[34]

此外，陶行知毕业所保持的那种吃苦耐劳、平实俭朴、敬业奉献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其父亲影响的。

母亲曹翠仂，安徽绩溪人，生于1866年1月20日，因脑溢血病卒于1933年11月26日。她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富有好学求真精神的劳动妇女”。[35]在陶行知儿时的记忆中，他母亲除种田务农、操持家务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作佣人。陶母艰苦朴素，治家节俭，家中丈夫、儿子，后来又有孙子的理发，全由她一人包办，数十年如一日。她这种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对陶行知一生影响很大。陶行知把母亲使过的剃刀视为最可纪念的传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作诗一首，“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36]

十一二岁时，他就每天随祖母一起绩麻，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一起砍柴、卖柴和卖菜。后来，在他忙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和晓庄师范创办期间，陶母与陶妹全力支撑着全家的事务，尽量不让陶行知为家事分心，作出了无私奉献。1927年1月20日（1926年腊月十七日），他在母亲过60周岁生日那天，从南京专门给在北京的母亲写了封信《送给国家的寿面》：“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为吾母庆祝，并慰父亲在天之灵。儿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齐都要立他一个基础。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儿自立此志以后，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37]陶行知忙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连为母亲祝寿的时间都难以抽出，只能通过发奋工作来报答母亲的恩情。正如陶城所说：“可以说没有祖母，就没有我们兄弟四人的一切。”特别是1930年后，国民党通缉陶行知，陶母带陶妻汪纯宜和四个孙子逃到远离五柳村的山上居住，那段艰苦的日子全靠陶母一人支撑着。陶母在全力照顾全家的同时，还在晚年抓紧时间学习，在孙子们充当教员下，她努力识字，正是在这种家庭教育场景的启发下，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制”这一伟大的教育理论。因此，在母亲入殓时，陶行知痛哭道：“母亲、文渼妹、纯宜妻，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累垮的啊！”[38]

姐妹

陶行知有一姐一妹：陶宝珠和陶文渼（又名美珠）。姐宝珠出生年月没有记载，幼亡。妹文渼生于1895年，病逝于1929年6月6日。她与陶行知在崇一学堂和金陵大学的同学张枝一结婚，但丈夫又早逝，一直无子女，因此，陶行知就将二儿陶晓光和小儿陶城过房给了陶文渼作她的儿子。她是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女子，她一直非常支持陶行知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她还亲自办起了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为广大的农村妇女提供读书与学习的机会。她给陶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陶宏说：

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造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可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七年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39]

第一任妻子汪纯宜

陶行知一生经历两次爱情和婚姻，第一次是与汪纯宜的婚姻，汪为其生了四个儿子：长子陶宏（乳名桃红）、次子陶晓光（乳名小桃）、三子陶刚（乳名三桃）、四子陶城（乳名蜜桃）。1914年6月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后不久，就与其妹妹陶文渼的同学汪纯宜结婚。汪纯宜生于安徽省休宁县，生年不详。3岁丧父母，后来遵照长辈的意图按旧式婚姻与陶行知结婚。汪纯宜为人忠厚淳朴，温和慈祥，沉默寡言。[40]陶行知结婚后，便将全家迁至南京。不久，他便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轮船，当他在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时，长子桃红（即陶宏）于1915年4月在南京出生，给全家带来许多欢乐。1917年秋，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应南京高师之聘任教育学教员，这样，他和妻子家人团聚。1918年6月，妻子又生次子小桃（即陶晓光）。1919年11月，三子三桃（即陶刚）也在南京出生。

1923年2月，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为了全力以赴地做好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在经南京高师校方同意的情况下，夏季他将全家迁往北京。9月27日，他在杭州开展平民教育不能回家过中秋，专门写信给母亲和妻子汪纯宜。10月8日，他从南京给在北京的陶宏、陶晓光写信说：“你两个人很有功劳。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哥哥教弟弟读《千字课》，就发现了一个好法子，叫作连环教学法。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人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我在南京试验这个法子很有效验，特为写封信来感谢你两个人。我在南京平安快乐。”[41]不管走在哪里，陶行知都心系家庭，总要写信给家中的妻儿老小，汇报自己的外出情况，并关心妻子的身体与生活，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与成长。10月17日，他又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妻子汪纯宜，一方面，介绍自己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开展平民教育的情况；另一方面，劝母亲抽空读《千字课》，多识字。[42]1924年10月29日，当他收到妻子汪纯宜的来信祝贺他的生日后，在南京给远在北京的妻子回了信，“我实在是不对，连自己最宝贵的生日都忘记了。多谢大家给我做生日，我欢喜得很。可惜这日子我不能在家里和大家一同快乐。”[43]11月4日，他收到妻子让他在天冷时加棉衣的信函后，他回信说：“这几天天气稍冷，我请陈妈把我的绸夹袍拿去，找了一个裁缝给我翻了一件棉袍，穿在身上非常暖和。陈妈的算计真好，共总只花了一元三角钱，连棉花一起在内，真是便宜得很。我在外面自己能照应自己，请可放心。我饿了就吃，倦了就睡，事做完了就玩玩，很自然，很快乐。”[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