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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节选1（第1页）

《人民之子：陶行知》（节选）[1]

一、家世背景

出身贫寒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浚），字世昌，1893年11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的一个贫寒家庭。他有一姊一妹，姊名宝珠，幼殇。妹名美珠，又名文渼。

陶行知的父亲名长生，字位朝，号筱山，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原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洋货倾销，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每况愈下，营业萧条，家境困难，只得将酱园出顶给曹氏亲戚，回故乡黄潭源村种田务农，卖柴卖菜。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除种田务农、操持家务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作佣人。

陶母艰苦朴素，治家节俭，家中丈夫、儿子，后来又有孙子的理发，全由她一人包办，数十年如一日。她这种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对陶行知一生影响很大。陶行知把母亲使过的剃刀视为最可纪念的传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作诗一首，“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2]

由于家境贫寒，陶行知自幼便饱经世故沧桑，深知农家疾苦。十一二岁时，他就成为家中的半个劳动力，每天随祖母一起绩麻，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一起砍柴、卖柴和卖菜。他平日接触的大多是贫民，一直生活在贫民社会环境中，对劳苦大众无比挚爱，对有钱有势者则极为鄙视，自幼便形成了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

当时，歙县西干十寺有两个当家和尚勾结官府，鱼肉人民，利用宗教，作威作福，强奸妇女，并以宣扬佛教为名，沿西干山坡修建18座佛龛，强捐恶索，惹起众怒。陶行知激于义愤，与同学朱家治等人，把西干沿河的木雕菩萨全部摔入河里，为民伸张正义，人心大快。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成为贯穿他一生道路与事业的主线，推动着他奋力开拓“中国性、平民性”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思想路线。

徽州府与“徽骆驼”

陶行知的故乡歙县，旧属徽州府，在安徽省南部。徽州全境多为山区，虽风景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需。因此，为了生存，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经商。他们多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积累资金，逐渐扩大势力。有的竟成为富商大贾。徽州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设店经商，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徽州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富于开拓创业精神，人称“徽骆驼”“绩溪牛”。陶行知自幼便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萌生了艰苦奋斗、开辟进取的意识。[3]

徽商与徽州文教

徽州商人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十分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徽州地区的学习气氛格外浓厚。孩子们从小就要进各类塾馆读书，接触儒家经典。许多微商或“先儒后贾”，或“儒而兼贾”，或“亦儒亦贾”，或“先贾后儒”。由于徽商具有这个特点，因而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具有“权低昂，时取予”的洞察能力，容易发财致富，并易于与政界官场建立密切联系，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创造条件。与此相关，徽州人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兴建各级各类学校。自明初起，各乡创办社学，徽州六县共有社学394所。[4]及至清朝康熙年间，发展到512所。[5]嘉庆以后，社学渐衰，私塾又起。“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不废诵读。”[6]徽州的书院也有相当发展。从北宋到清末，徽州六县共建书院70所，其中宋建8所，元建6所，明建34所，清建12所。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还普遍实行资助学员的宗规家法。《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规定，“凡逼族人子弟肄习举业，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始于五服之亲，以至于人之殷富者，每月给以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7]

徽商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与徽州甚为发达的教育事业，导致徽州地区的文化学术在明清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地域性哲学、经学、医学、绘画、戏剧、建筑、雕刻、盆景等专业性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衍化为自成一体、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派别。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班徽调、徽派建筑、徽派雕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等，无不享有盛名，著称全国。尤其是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力压群芳，影响深远。徽派朴学的创始人为婺源江永。他一生从事教育与著述、学问渊博。江永的高足戴震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其治学“长于分析条理，而裁断严密，每护（获）一义，及参互考之：往往确不可易”。继戴震之后，黟县俞正燮、歙县洪榜、凌廷堪、汪莱、程恩泽，绩溪胡匡衷、胡培晕、胡春乔等，都是清代学术界出类拔萃的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其学风集中体现了清代学术尚实、笃实的特点。诞生在这种文化地理背景中的陶行知，自然要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其实事求是、大胆怀疑、敢于批判的精神，无疑是徽派朴学基本治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孩提岁月

从孩子时代起，陶行知就在这样一个学风朴实、名人辈出的文化之乡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给他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6岁起开始启蒙，接受儒家教育。此后虽因家庭原因，时有中辍，但好学精神未减。即便是风雪之日，他也从不停止向先生问学。他曾先后拜教县、休宁的几位名儒为师，研习“四书”“五经”，在传统文化方面奠定了比较厚实的根基。这为他后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

少年时代，陶行知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沈厚的兴趣，其中尤其酷爱白居易、杜甫两人的作品。他因家贫无钱买书，就向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借唐诗来抄写。他边抄边吟，抄写十分认真。还书时，汪先生问他：“唐朝诗人中，你最推重谁？”陶不假思索地答道，“白居易、杜甫。”汪先生又问，“为什么？”陶说：“白诗通俗，杜诗沉郁。他两人诗的风格虽不同，但多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9]杜甫和白居易都是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赤诚和忧虑。从这些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中，陶行知吸取了丰富的人民性的思想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如此，他还学习了白居易用大众语言写大众诗的艺术风格。陶行知后来写了近700首诗歌，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大众诗人。他的诗作感时忧国，反映民生疾苦，对反动派的祸国殃民，屈膝投降，口诛笔伐，沉雄有力，而且明白晓畅，老妪可解，这显然是师承白、杜的结果。

二、教育经历

乡村私塾的传统启蒙

陶行知自幼聪慧，资质优异，而且是家中唯一的男孩，陶父将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再加其父陶位朝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曾担任过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期望通过教育儿子成才而改变家庭的贫困命运，于是他经常利用闲余时间对陶行知进行识字教育，让其临摹字形。

早期的智力开发使得陶行知比一般的孩子聪明，而且勤劳务实，礼貌待人，这就引起了旸村塾师方庶咸秀才的注意。于是，1897年，6岁的陶行知便通过得束脩之礼入方秀才私塾开蒙。此后的陶父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在家对陶行知进行习字教育，并接受简单的儒学知识。陶行知的记忆力特别强，三刻钟内就能背诵《左传》43行。

八岁时，陶父重返休安万安任册书，陶行知也随父入吴尔宽私塾伴读。[10]陶行知在这里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学教育，他天资聪颖，刻苦钻研，反应灵敏，深得外祖母、塾师、学友的青睐，在此他五年一直苦读中国传统儒学经典，奠定了较好的旧学基础。

1903年，12岁的陶行知又得到了秀才程朗斋对“四书”的解读指导。后来，他还不辞艰辛，翻山越岭，奔波十几里来到航埠头曹家经馆，向前清贡生王藻请教，他经常站立门外候教，甚至不顾大雪纷飞，王藻曾赞扬他有一种“程门立雪”的古人之风。[11]这种求学的诚意深深打动了王先生，他对陶行知进行谆谆教诲，陶行知从王藻那里得到了对“五经”的指点与教诲。

这样，陶行知通过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四处求学的双重途径，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为其日后成为聚中国传统美德与高尚气节于一身，兼具儒家的亲仁、墨家的兼爱品质的中国文化伟人和教育大家奠定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内地县城的西式洗礼

1906年，陶行知进入隶属于基督教内地会的“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