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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节选102（第2页）

1924年12月13日，汪纯宜在北京为其生下了四子陶城，乳名叫蜜桃。12月18日，当陶行知在上海收到在北京的两个儿子陶宏和陶晓光来信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回信中讲道：“你们的信收到了，影戏想必好看得很。阿姑的信也收到了。恭喜你们又得了一个小弟弟。你们可以给他一个名字……请你们代我向老太太、妈妈、阿姑恭喜恭喜。衣服都收到了。”[45]1927年1月31日，陶行知在春节来临之际，他因忙于筹备晓庄师范学校之事，所以不能回家过年，便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年年难过年年过，今年已可安安稳稳过年了，请可放心……家人的照片，都已收到。见照片如见人，固然不错，但我见了照片，更要念着人了。昨夜回宁，现在积极筹备试验乡村师范。”[46]

陶行知与汪纯宜相处一直和睦，1927年晓庄女子学校成立后，他反复劝导汪纯宜入学读书。他在12月3日给汪纯宜的信中讲道：“纯妻：皮袍已收到，质地甚佳，袍面亦特别可爱，新年穿此，在乡间可以大出风头了。一月一日系晓庄学校落成纪念日，将有大热闹。深望您及全家均在此同乐。幼稚园已开学，收了徒弟三人，跟着幼稚园教师学做先生，此法非常有效。时局稍静，您是可以享优先权来此学习的。”[47]

1928年，为了支持陶行知在晓庄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汪纯宜带着婆婆、小姑还有四个儿子，从北京搬到了晓庄农村。1930年国民党要查封晓庄学校，陶行知匆忙出逃，这使本来就因误食安眠药而精神错乱的汪纯宜，又一次遭到了沉痛打击，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于是投入夫子庙的一条臭水河欲自尽，幸好遇一义士救起。[48]1933年11月，陶行知母亲的病故，使得陶家更是雪上加霜。陶妻的病进一步加重，陶行知让其二子晓光带其母亲与四弟，住进了设在观音寺内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因陶行知投身于国难教育运动，无暇顾及，他便让陶晓光将汪纯宜送进了天主教办的上海普慈疗养院，该院对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结果汪纯宜于1936年4月23日病逝。

四个儿子

长子陶宏，1915年生于南京，1975年因心肌梗塞而病逝于北京。长子陶宏与陶行知的关系，既是父子关系，又是朋友与同事关系。他参加了陶行知在国内的大部分教育活动，并且对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直接的帮助与影响。譬如：1923年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所推广的“连环教学法”，就是从陶宏教弟弟陶晓光识字中受到的启发，这一史实可以从他于当年10月8日给儿子的信中得以证实：“桃红、小桃：你两个人很有功劳。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哥哥教弟弟读《千字课》，就发现了一个好法子，叫作连环教学法。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一家当中，先生教师母，师母教小姐，小姐教老妈子，每人花不了多少功夫就要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49]陶行知非常喜欢陶宏，他经常与他们通信。1925年陶行知收到陶宏和陶晓光的来信后，于1月18日回信说：“你们两个真正好，你们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多谢得很，因为南京打仗，信在南京搁下了，到前天才收到……孟禄夫人前天从美国到上海，送了两盒玩的东西给你们。大盒是送桃红的，小盒是送小桃的。大盒难玩些。小桃大些的时候，大桃可以借给他玩玩。你们每人都要写一封信谢谢孟禄夫人，收到了就写，要写你们心里的话。写好了寄来，我给你们翻成英语，一齐寄到斐利滨去给他。”[50]1月30日，他又给陶宏、陶晓光写了题目为《三花脸的白话诗》的信，“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51]他一直注重教育自己的几个儿子，1927年春，他在忙于筹建晓庄学校的时候，也不忘给家人写信教育儿子，2月11日，他在信中写道：“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52]3月17日，他给陶宏和陶晓光二人写信：“我很希望你和小桃多学做事。我的主张是：有书读的要做事，在事做的要读书……我要你们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不要你们做书呆子。”[53]

1927年3月以来，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他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能回家与全家老小团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他利用一切机会表达父爱，家人寄来照片，他总是爱不释手，抽空就看；儿子寄来自作的贺卡，尽管上面又涂又画，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礼物；每到一地开展教育活动，他都要写信给家人报平安，汇报近况，这既是对家人的慰藉，也是自己表达想家之情的重要方式。

1928年陶宏随全家迁来南京，他入晓庄学校学习，并充分发挥创造力，制定了“十九年度陶宏计划”。30年代初，陶宏协助父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他参与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和天文学活叶指导丛书。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兴办育才学校，陶宏也来到重庆，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参与筹建育才学校自然组，并负责自制实验仪器。因此，陶行知于1942年在给二儿子陶晓光的信中写道：“现在的自然组全靠陶宏一个人力量维持，假使他走，对学校对小孩子都是一大损失。”[54]后来，他被聘到四川大学理学院任教后，还经常写信指导育才学校的孩子，在育才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亲自为育才学校募捐到18000元寄给了陶行知，帮助育才学校渡过了难关。陶行知去世后，他调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工作，成为中国感光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与开创者。

次子陶晓光，生于1918年7月5日，于1993年7月6日在北京去世。1923年他在家中教奶奶学习《平民千字课》，成为陶行知后来所倡导的“小先生制”的雏形，“成为中国第一个小先生”。[55]据陶晓光回忆说：

当时我祖母已57岁，她受父亲的影响，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完4本平民千字课。那时我才6岁，刚读完第1册，父亲就让我当“小先生”，教祖母读书。我和祖母一面玩一面读。读到第16天时，父亲依据16课以前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祖母，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我这个“小先生”的实验给了父亲很深的印象和启发，1934年他正式提出推广“小先生制”。不久，就在全国23个省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56]

30年代初，他协助父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他与表叔曹子云一同自行组装了手提式直流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还带着发电机与放映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他第一次在上海利用无线电台对民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抗战期间，他先后参加桂林的生活教育社，担任了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负责为育才学校募集资金，还在加尔各答为育才学校绘画组举办了绘画木刻展览会，以此来募集到了办学经费，为陶行知解了燃眉之急。他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购置了一批音乐器材。陶行知去世后，陶晓光辞去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的工作，又回到育才学校，将父亲的未竟事业接着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三子陶刚，1919年11月22日出生，1983年病逝于上海。从小先天不足，身体瘦小而虚弱，[57]先后跟随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学习。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徽州日报当报童，后来甘愿务农种田，先后在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重庆育才学校农场工作。陶行知去世后他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和行知中学工作。

四子陶城，1924年11月17日生于北京，2011年2月28日病逝于哈尔滨。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积极宣传抗日，与其他青年创办了《抗日每日战报》，在上海街头向市民报道中国部队的战况，还参加了上海童子军。1938年随父亲到桂林，参加储材学校少年抗日宣传队，张贴抗日宣传画，教孩子们画宣传画，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解放后，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力学教授。

第二任妻子吴树琴

陶行知的第二次婚姻是与吴树琴的婚姻。陶行知与吴树琴相识是从1935年7月23日开始的。吴树琴是安徽休宁县人，距陶行知老家仅有百余里，她原是安徽省隆阜第四女子中学学生，1935年7月为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与另一女生离家出走，经姚文采的介绍与陶行知相识，陶行知将她们介绍到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学习，从此他们开始书信往来。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吴树琴对陶行知产生了爱情，第二年春，回到老家的吴树琴开始给陶行知写信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自20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的前妻汪纯宜因受刺激而精神错乱，他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爱情更是无从谈起。1933年底他在给晓庄学生汪达之的信中谈到娶妻的条件时，明确提出以聪明、健康的乡下姑娘为宜。当时陶行知的家庭出现了很大变故，母亲去世，他妻子汪纯宜又成天住在精神病院治疗。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当陶行知收到吴树琴表达爱意的书信，吴树琴在信中说她在梦里常常看到陶行知，他非常激动与欣慰，犹如久旱逢之甘霖，于是便接纳了这个女子的爱。他在1936年3月15日给吴树琴的信中讲道：

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你说到梦里常常看见我，我是多么高兴啊！你写这封信，谅想是用尽气力，拼命的要把心中话写出来，我佩服你的勇敢。老实告诉你，我做了你的梦里人，那是比做南面王还荣幸。我愿意永远在你的梦里安慰你。你不知道吧？我也时常在梦中看见你。不过我是没有你勇敢，从来没有给你说过。现在可以给你知道，你是我梦里最欢迎的人了……你几个月才给我一封信，叫我想念来信如同三天没有吃奶的小孩……亲爱的冰小姐！我得到了你的一封信，好像是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又好像千军万马来到我的面前，听我的指挥。我的精神顿加十倍，能做十倍的事并且做得十倍的好。[58]

陶行知在与吴树琴的通信中，称吴树琴为“冰小姐”“冰冰”“冰妹”等，自称“水”。通过这种称呼，可以看出陶行知对这种迟到的爱情，心存顾虑，因为这毕竟是第二次爱情，而且在吴树琴表达爱意时，他的前妻尚在医院治疗之中，因而他与吴树琴的爱情并不像年轻人那样表现得热烈，体现出一种理性的爱。但从中也可看出，陶行知与吴树琴的爱情是和谐的，因为冰的融化便是水，水的凝结就是冰。此外，也反映出在这次爱情中陶行知是主动的，吴树琴有点被动，陶行知想通过水来融化冰，从而使爱情升华。

在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两年多在欧美进行国民外交期间，陶行知始终保持与吴树琴的通信往来，每到一处都要给吴树琴写信并寄一些风景照片。1937年6月15日，他在给吴树琴的信《人生遇逆境的秘诀》中写道：

人生遇逆境只有一个秘诀：把忧愁忘掉。吃饭、睡觉、工作、游玩、忘掉，包括奋斗，你若记得这五点，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因此，你得把气忘掉，把闷忘掉，把敌人忘掉，把爱人忘掉，把自己忘掉。什么都可以忘掉，只是不可以把写信忘掉。现在把通信处寄给你……短短信，常常寄，好吗？[59]

陶行知在异国他乡只能通过书信来与吴树琴交流感情，他将读吴树琴的来信作为他工作之余的唯一精神享受，他盼望吴树琴的来信几乎到了望眼欲穿的地步。他在1937年4月29日给吴树琴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你是三月十三的信，我是在两星期前收到的。这封信来后，好像是很久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但是仔细象[想]了一下，应该是再过两个星期才能接到你的信。何以呢？你大概是每月平均给我一封信。照我现在的心理看来，这好比是每天吃一餐饭，是觉得不能满足。[60]

后来，他与吴树琴的通信频率明确加快，有时一月写两三封信，现将1937年6月至8月陶行知给吴树琴的写信时间列举如下：

资料来源：参照华中师范大学教科所编：《陶行知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20页；《陶行知全集》第八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7页。

由上表可见，从1937年6月12日到8月22日共72天，陶行知就给吴树琴写了7封信，几乎平均每十天写一封，说明尽管陶行知在国外，二人相距数万里之遥，但大海都难以隔开他们的炽热的爱恋之情。

1938年8月底，陶行知圆满完成了对26个国家的出访，回到香港。他在准备回国之前，就于5月23日从华盛顿写信约吴树琴8月底来香港。7月16日，他又在巴黎写信，告诉吴树琴：“可以坐大船三等舱，一直到香港。八月底以前到。不要坐小船，行走慢而会害海病。东西不必多带。衣服和药书应当带，余寄存在人家。”[61]还为她找好了到香港的联系人，可以说，安排周到，关怀备至，同时也可反映出他欲见吴树琴的迫切心情。8月5日，他到新加坡后又写信劝吴树琴：“作一次最大的努力来看我。倘若这次不能相见，以后是很困难了。”顺便寄去他为纪念他们二人相识三周年所作的诗：

巴黎无雨也留客，独有今宵不可留。抬头仿佛江湾月，屈指惊人已三秋。

横贯欧陆我去也，一任铁塔与云浮。只是数月无音问，重逢何日令人忧。[62]

大概是出于年轻女子的羞涩的缘故吧，吴树琴一直没答应按时来香港，因此陶行知回到香港后，未能见到自己的恋人，心情十分难过。他在9月7日给吴树琴的信中写道：读了近日吴树琴的来信，“简直是把我从喜马拉雅山推到玛利亚那的海底去了。晚上睡不着，一半是因为热，一半是念你。通盘算起来，觉得你还是待我好的地方多，待我不好的地方少。但是问你生日，是始终不告诉我，照相也不给我一张，这次又不来，实在是令人难过。可你一定有你的困难，我是要原谅你。我很希望你能安排一下，和我在一个地方做事，可以朝夕相见，那我就很感激你了。”[63]之后，9月13日吴树琴便告诉了她的生日。这使陶行知深受鼓舞。陶行知看后心情一下好转，紧接着于9月22日马上回信说：“你的九月十三夜的信是给了我一个安慰。”之后的两个月中，陶行知又连续写了几封信催吴树琴来香港，还说：“倘若你一定不能到香港来看我，那只好我来上海看你。”[64]

在陶行知的反复邀请下，吴树琴终于于1939年1月9日写信给陶行知，同意与她的一位取道香港去福州的同学一同去香港。陶行知兴奋至极，他在1月12日的回信中写道：

今天接读一月九日来信，知道你将和琴姊来港，这是新年中最好的福音……我是数着钟点等待你的来临啊。亲爱的冰妹啊！你要知道，叫我多等一天，便是叫我身上减少一磅肉。我有的是肉，减少一二十磅也不要紧，所可虑的，是我精神上有些受不住。你若了解这一点，我相信你会插着翅膀立刻飞到我这里来。现在一切都照着你们21日来港计划准备。我亲自要去接你们。快乐的日子快到了吧！[65]

1939年1月21日，吴树琴来到香港与渴望已久的陶行知相见，这犹如牛郎会织女。吴树琴的到来，也给陶行知吃一颗定心丸。从此，陶行知更加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也下决心再不让吴树琴离开他，于是他不久就以女婿的名义给吴树琴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委婉地告诉丈母娘他想让吴树琴留在他身边。之后，陶行知就将这位准夫人带到了重庆，开始筹建育才学校。9月份陶行知正式向吴树琴提出要结婚。期间她家人不断来信反对，经过吴树琴的努力劝说，家人终于在12月10日来信同意他们结合。于是他们二人于1939年12月底，在重庆古圣寺举行了结婚典礼。陶行知在高兴之余，赋诗一首《结婚歌》：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你遇到了我，我遇到了你，当时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66]

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学生还给这首诗谱了曲，绘画组学生绘制了各种吉祥的图案贴了新房门上，育才学校师生及附近的农民参加了婚礼。结婚后，吴树琴便投身到帮助陶行知兴办教育的活动中来。她利用自己学医的专业优势，与中国科学社合作在民间秘方的基础上，研制出治疗疟疾的药丸，经万人试用，效果很好。后来，她又到北温泉新药厂工作。他们夫妻每两周相聚一次，在这种离多聚少的日子里，陶行知通过写信与吴树琴交流感情，表达思念之情。二人相敬如宾，恩爱有至。1942年11月，陶行知生日来临之前，吴树琴来信作了安排，陶行知在回信中讲：“多谢你为我的生日这样关心，那是我母亲去世后，就没有受过这样的恩宠了。”[67]1944年陶行知在生日前后，对夫人许下了愿：等抗战胜利后，他要带妻子“携手同游全世界名山大川，同访……手创世界和平的人们、思想家、发明家、诗人、美术家，尤其是各国的大众”。[68]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溘然长逝，吴树琴悲痛欲绝。

陶行知的第一次婚姻是理智、冷静与生活型的，可以说是亲情多于爱情；而第二次婚姻是炽热、浪漫与爱情型的，陶行知从这次婚姻中真正得到了爱情，也有裨其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