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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02（第1页）

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02

第三个成绩是“教育制度的创新”。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从教育集权到教育分权”。过去都是中央集权，我们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开始就是一种制度、一个教育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科书，都是全国统一的。现在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例如课程，国家只制定课程标准，各个地方可以开发课程，有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第四个成绩是“教育科研的繁荣”。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一枝独秀”，过去只有一本《教育学》，当然《教育学》的版本有200多种，但这200多种都是一个体系，没有超出原来的体系、框框（包括我编的中师《教育学》，虽然有一点点创新，但也没完全打破条框）。现在是“百花齐放”了，不光是有教育学，教育哲学恢复了，教育经济学建立起来了，还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生态学、教育人类学等，很多很多，教育学变成一个群体。

以上这些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才有的成果。所以我才说“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

第二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我的文章常常引起争论），就是我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在《教育学》这本书中，本来我是要把它写成一章，后来不好安排，就写了一节，但我把这个思想贯穿到整本书中。这本书还没出来，《江苏教育》的一位主编看到我的稿子以后，他说这一节很好，要先发表。于是就发表在《江苏教育》1981年第10期上。这个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学生怎么能成为主体呢？反对者的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是主体，学生只能是教育的对象、教育的客体。

第二种意见认为教师要起主导作用，从教育过程看，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只能是学习的主体，不能是教学的主体。

第三种意见从哲学方面来论述，毛主席讲同一个事物中只能有一个主要矛盾，一个矛盾中只能有一个主要方面，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这个矛盾中，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学过程中不能有两个主体。

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争论到90年代。后来我应华东师大瞿葆奎老师之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写了一篇文章《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在这篇文章里我退让了一步，没有再强调学生的主体、客体的问题，我就讲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这两个不矛盾，是辩证的统一。老师对学生来讲，是学生认识的客体，学生要认识老师，掌握老师传授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应该是学生的客体。学生对于老师来讲，是老师的客体，他要教育学生，认识学生。这两个也是互为主体、互为客体，所以不要再去争论谁是主体了。教师要起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哪里？就是表现在能够调动学生的主体性上，学生只有发挥了主体作用才能学得好。

我在给中小学教师讲课时，经常讲这个问题。我说我的教育信条（我当过七八年的中学教师）有两句话：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大家都在讲教育要爱学生，但是很多老师并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学生。我们家长往往也把爱看得很简单，认为“为你好就是爱”。什么叫“为你好”？我给你布置作业是为你好，我让你上奥数班就是为了你将来不吃苦——将来不吃苦，现在吃苦啊。（笑声）这种“爱”，孩子不理解，你是“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的面子好？所以什么叫爱孩子？爱孩子首先要理解孩子，理解他的需要，合理的需要要满足，不合理的需要要疏导。理解他，信任他，不要老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喊他小孩，孩子最不喜欢听这句话。我们往往不理解孩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礼拜天吵着要去动物园玩。我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让我抱你，我抱不动你，你现在都很重了，你得自己走。”他答应了，可是一出门他就让你抱。（笑声）我就不理解，他是想走走不动吗？后来想明白了：如果不抱他，他能看见什么？看见的是大人的腿，他看不见别的东西。他让你抱，并不是走不动，他是不想老看大人的腿。（笑声）抱起来以后他的视野就开阔了，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要理解他，不然他非要你抱，你不抱，揍两下。（笑声）孩子小的时候这种需要说不出来，但孩子的一些表现终归有他的理由，有他的一些想法，我们要理解他。现在我们为什么讲父母跟孩子沟通不够呢？我们为什么老是讲隔代呢？我跟你们就隔代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你们，你们的生活环境跟我们当时不一样。当老师的、当家长的，都要爱孩子，要理解孩子。

关于爱孩子我还可以讲个故事。1958年我在北师大附中当教导主任的时候，那时“教育大革命”，大炼钢铁。早晨起来，我发现会议室里睡着一个初中女学生。一开始我没在意，我想大炼钢铁，可能是炼到晚上12点了回不了家，就睡在了会议室。后来她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去，我就奇怪了，怎么老不回去？我问她：“你家是哪儿的？怎么不回家？”她说：“我就不回去。”她是我们一个领导干部的孩子，打仗的时候领导干部把孩子寄养在农民家里，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把她领回来了。领回来以后她与家里人就有些隔阂，家长认为她在农村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对她不理解。加上她功课不好，老是批评她，再加上她姥姥有一点封建思想，喜欢她哥哥，不喜欢她，她就不愿意回家。我说：“那怎么办？你不能老睡在会议室吧。”我们那时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可以住校，后来我就把她安排到宿舍里面。她半年没有回家，我就给她的妈妈写信，我说过去有人讲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首先家里得给她温暖，你才能教育她，别老是责怪她。家长不同意，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是怪她，是你们学校管得不严，是你们学校没有好好管。领导还通过市里调查，结果北师大附中是很有名的学校，一切要求都很好。从此我就感觉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批评“母爱教育”，《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南京师大附小的斯霞老师，题目是《老师要像母亲一样爱孩子》。结果遭到批判，把她批得很厉害。因为我那时还是年轻教师，我也没写文章，所以没有人批判我，但是家长给我写信与我争论了好几次。

第二个就是“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我在学校里头看到，为什么有些孩子喜欢语文，有些孩子喜欢数学？往往是因为老师讲得好，引起了兴趣。有些是师生关系很好，学生喜欢上这位老师的课。师生关系搞不好，你课讲得再好，他也会失去兴趣。这种事例多得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

我们教育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不培养学生兴趣。我搞了60年的教育，对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是痛苦也好，是悲哀也好。我们的教育搞到现在怎么搞成这个状况？学生的负担这么重，什么兴趣都没有，怎么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首先他要有兴趣，从小有专业兴趣（所谓专业兴趣就是某一方面专门的兴趣），这样才能培养出拔尖人才，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每年高考期间都会有老同学、老朋友打电话给我问自己的孙子或孩子考什么专业比较好，考什么大学比较好。我说：“你的孩子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专业？”他说：“不知道喜欢什么。”我们现在大学考试填志愿填的是谁的志愿？是爸爸妈妈的志愿，爷爷奶奶的志愿，没有学生自己的志愿。

所以我就说“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要有兴趣就得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老师的主导作用恰恰就在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后来好像争论慢慢平息下来了。现在我校的裴娣娜教授还在搞“主体性教育”实验，全国300多所学校参加了她的实验。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就起了个头，但后来也没搞什么实验。所以我就经常讲我不是个专家，我是个杂家，什么东西我都讲到了一点，但是我没有真正沉下心去搞实验。我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往往发表的意见都受到批判，引起争论。所以，要我讲学术生涯还不如让我讲教育生涯，没有什么学术味道。上午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午再讲，好不好？（掌声）

（中午休息，下午继续）

学生主持人（孔令帅）：各位学友，大家下午好！传说在北京师范大学老一辈教育学者中，有“五虎上将”的称呼，是哪“五虎”呢？有顾明远先生、黄济先生、王策三先生、孙喜亭先生，还有成有信先生，五位先生。（掌声）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很荣幸地聆听了其中一员“上将”的讲演。顾老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教育小故事，从这些小故事中我们体会到一位教育学者治学的严谨，对中国教育的真诚和热情，还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我相信顾老师下午的报告将会给我们更多的启迪。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顾老师继续讲故事！（掌声）

顾明远：下午的时间很短，我就再讲两个小故事吧。讲完了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讲得不一定都清楚，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疑问，我就多留一点时间提问和回答。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老师的，教师教育。可以说我一辈子都从事师范教育，我上学是在师范大学，毕业以后也是在师范大学工作，还到中等师范学校当了一年班主任（1957年）。我所在的班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北京各个区县，有的当老师，有的当领导，现在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我对师范教育是很有感情的，可能我的文章里写得比较多的也是师范教育改革的问题。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应该说过去领导是重视师范教育的，不能说不重视师范教育。但是师范教育长期以来水平比较低。另外教师的地位也不是很高，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尊师重教，但是教师在社会上真正的地位不是很高。20世纪80年代，师范学校招生很困难。我记得80年代师范院校招生，很少有人报第一志愿，基本上都是第二志愿，也就是华东师大、北师大能够招到80%的第一志愿的学生，其他地方师范院校招第一志愿的很少（我记得首都师范大学有一年第一志愿才招了十几个人）。所以我们就呼吁全社会要尊重教师。这里面有个悖论。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送到好的学校主要还是冲着好的老师。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一个好老师的指导呢？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教师。你说这是不是个悖论？

20世纪80年代呼吁要尊重教师，但是怎么尊重教师？我觉得除了呼吁教师的职业很崇高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教师待遇。教师有了经济地位才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地位不可能有社会地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怎么才能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从教师本身来讲，应该走向专业化。为什么家长都愿意送孩子到好的老师那里呢？好的老师一般都会受到尊敬，但是一般的老师、不是太好的老师，家长会有很大的意见。因此，提高老师的地位，首先要提高老师的专业水平。1985年我曾经和当时的中国教育工会主席联名写信给《光明日报》，倡议在春节的时候各级领导给教师拜年。但这些还不够，我觉得从我们教师本身来讲，要提高专业化水平。1989年我曾经给《瞭望周刊》写了一篇小文章，强调“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为什么想到写这篇文章呢？除了刚才讲的理由以外，我还有一个故事。上午我讲过，我为写中师《教育学》到成都、重庆转了一圈，我们转到武汉时住在武汉的省委招待所（那时不像现在有宾馆，都是招待所）。一个屋子有好几个人，住在我们屋的有一个劳动人事部的干部，大家吃完晚饭没事就闲聊天。我们就讲到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太低，特别是小学老师待遇太低，农村的小学老师待遇更低。你们知道人事部这个同志怎么讲？他说，小学老师算什么知识分子？我说，小学老师怎么不算知识分子？过去在农村老师都是最有学问的人，农村小学老师怎么不是知识分子？他说，你看看，农村的小学老师都是半文盲，能算什么知识分子啊。这句话对我刺激非常大，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教师真要提高地位还得自己要有学问，半文盲当然不受人家尊重了。

我们与其空谈要尊重教师，还不如想尽办法来提高教师的水平。提高了教师的水平，教师才能真正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我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来讲这个问题，我说任何一个社会职业，如果是人人都能干的，那么这个职业就没有社会地位。一个社会职业的专业性强，才能够拥有社会地位。当时教师的地位很低，得不到尊重；但是一些同样的知识分子，像医生，就比较受尊重，因为医生比较专业化，你不能随便找个人当医生看病，教师却随便哪一个都可以当。80年代的时候连司机都很吃香的，他把握了方向盘，我们都不会开车呀，不像现在年轻人都会开车，那时候可不行。有一次我校党委书记被司机撂在一边了，司机生气不开，你拿他没办法，因为方向盘掌握在他手里。现在都不是问题了，你看我们的丁钢院长开着车送我过来。现在我们学校的书记、校长也都会开车。教师要有不可替代性，如果任何人都能当教师，那么教师就没有社会地位，我们的教育大厦就会倒塌。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呼吁提高教师的地位。

怎样促进教师专业化？其中一项就是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这件事是我们在学位委员会上争取到的。当时在学科评议组中我是最年轻的，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成员都是老一辈教育家，组长是浙江大学的陈立老师（他活到了102岁）。当时的副组长是华东师大刘佛年校长，还有老一辈的王焕勋、张敷荣等。我没有参加第一次会议，到第二次会议才把我补上去，我是最年轻的学科评议组成员，我当了四届。到第三届，老一辈都退出了，我就当召集人。我当了召集人以后就考虑教育专业硕士的问题，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我是想为一批大学基础课教师设立学位。因为“**”以后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像教物理、化学课等的教师都没有学位，都是综合大学或者两所师范大学（华东师大和北师大）的本科毕业生到地方师范院校当教师。那个时候没有学位，研究生制度是80年代开始的，这批教师需要提高业务水平，后来就成立了教师培训中心。从1985年开始全国成立了两个教师培训中心，一个在北师大，一个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负责普通大学的教师，北师大负责师范院校的教师，青年教师到助教进修班进修，来提高专业水平。建立学位制度以后，（教师培训中心）招生很少，只培养学术性人才，能考上的教师很少。当时我就想为这些教师设立一个专业学位，这不是学术性的。国外（像美国）都有两种学位：一种是专业性的，一种是学术性的。学术性的叫PHD，大家都知道叫哲学博士；还有一种是专业博士，像医学博士、教育博士、法律博士等。我们国家都是学术性的，没有专业性的。后来也建立了专业硕士，最早的专业硕士好像是工程设计。为什么是工程设计呢？因为我们到国外去承包设计，没有工程师协会的证书，人家不承认你，你没法签字，需要国际协会承认才行。即使我们有工程博士也不行，必须有专业工程师协会的承认。后来我们就和英国联合起来培养工程硕士，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国外承包建筑、设计。再后来是工商管理，工商管理过去也是学术性的，没有专业性的。80年代初已经有一些专业硕士学位，我们本来想对大学的基础课教师也搞这样的学位，但是国家教委不太同意，说大学教师还是要走学术性道路，不能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道路。

后来我就转向了中小学教师，为中小学教师设立专业学位，来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已经很高，但我们的学历要求很低。小学教师只要求中师毕业或者普通中学毕业，初中教师要求师专毕业，高中教师要求师院、师大毕业。这个要求，教师基本上都已达到了。但是我觉得教师要专业化还是得提高学历，教师专业化以后，才能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为什么青年不愿意当教师呢？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另一方面就是没有进修的机会。为什么大学教师都愿意留在大学？因为大学里有进修机会，将来可以读硕士、博士，可以出国（现在出国的机会很多，但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的机会很少），当了中学教师以后再也没有进修的机会了。为了鼓励青年当教师，要给一个出路，有获得进修的机会，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很有必要的。

当时我在学科组的时候就极力主张搞专业学位。我们从1993年开始做方案，一直到1996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才批准。批准以后，我们在1997年就开始招生，19所师范大学只招了177个人。有的师范院校只招了三四个人，北师大招了十来个人。因为是计划内招生，名额是控制的。我那时当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每年招400名研究生，要招1名专业硕士，就要从这400名学术性硕士里面扣出来。我们好不容易扣了十几个人。我们觉得这不是办法。第二年学位办经过研究决定走工商管理招生的道路。就是走在职申请的道路，不再走计划，按计划的话名额非常有限。在职申请不用参加统考，但是要参加大学联考（我们19所学校联合起来），只有学位没有学历，不管怎么样我们为中小学教师开辟了一条提高专业水平的道路。

1998年招生就招了1400多人，第三年招了4000多人，现在每年的招生可能在1万人以上吧。一开始我担任了教育硕士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后来是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但是两年前我就卸任了，现在主任委员是北师大的校长。前几年我和叶澜老师都认为将来还要设立专业博士学位，叶澜老师、裴娣娜老师都到国外考察，考察了几次就有了一个方案，将来还要设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现在有医学博士，医学博士会开刀、会看病就行了，用不着搞那么深的学术。我们教育博士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你是老师的话就要把课教好。

现在已获得教育硕士学位的人可能有两万多了，但对我国来讲还是少数。我们有1200万名中小学老师，如果10%都获得研究生水平学位的话就是120万人，一年1万人，要120年才行。120年后第一届、第二届的早就死光了。（笑声）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数太少，要大力发展，我希望每年招5万人到10万人。但是现在也有困难。师资有困难，现在很多师范大学都向综合性大学靠齐，都搞综合性大学，很多教师都去搞综合性学科，师范资源的流失很大。没有教师，招的学生谁来培养？对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讲讲基础教育。我是学师范出身的，我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都和基础教育有关系。我的文章写得最多的就是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我觉得基础教育当前主要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教育公平，另一个是素质教育。与这两个问题相关，我今天着重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评选“三好学生”，另一件事情是举办奥数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