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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第1页）

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

——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暑期学校的演讲（2008年7月26日）

主持人（丁钢）：同学们，上午好！今天是我们暑期学校的最后一讲，也是分量最重的一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国教育界的前辈学者顾明远教授。我想对于顾先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大家肯定都已经了解了很多，也看了很多顾先生的论著。顾先生今天要跟我们讲《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我感觉这个题目其实比学术报告更有意义。顾先生在学术上的经历，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很羡慕。我相信顾先生在这里会提到很多前辈先生，估计有很多大家都不大熟悉。这样的一段段经历都非常珍贵。我感谢顾先生今天来讲他60年的探索，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这应该是富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的。我们看一位前辈学者，他的学术道路，他60年的探索是如何走过来的，这些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我们这一辈其实也是在顾先生的教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不是客气话。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些中青年教育学者发起成立了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学术组织，第一次会议是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顾先生就非常支持我们。后来好多次会议顾先生一直在支持我们，每次都到会。当时他就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的导师。他对于后学的扶植，对于青年学者的关怀，真的非常令人感动。你们今天有幸来听顾先生讲他60年的探索的故事，我感觉也是你们的荣幸。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顾先生会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学问，如何肩负起对中国教育发展的使命。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学生主持人。（掌声）

学生主持人（孔令帅）：刚才丁钢老师的引言非常精彩。好，现在我就开始我的主持。尊敬的顾先生、各位学友，大家上午好！（掌声）我叫孔令帅，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孔令辉只差一个字。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我们嘉宾顾老师演讲的主持人。提到顾老师，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在教育学界他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笑声）而且，最特别的是，除了教育学界的人知道顾老师的大名以外，其他学科，如物理学科、化学学科的人也知道顾老师的大名。所以说，顾老师的影响力在中国教育界是非常大的。

尽管大家可能比较了解顾老师，但我还是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简单地介绍一下顾老师。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介绍顾老师。（唏嘘声）第一，在社会兼职方面，顾老师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曾是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呃……而且，而且，（笑声）还曾担任过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的主席之一，主席是两个，他是之一。（笑声掌声）这个影响力也是很大的。他还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教育管理学院的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第二，在学术研究方面，顾老师著作等身，主编、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论文，特别是他主编的《教育大辞典》，成为教育著作的经典。而且，顾老师在教育本质的讨论、教育现代化、教育与文化、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特别是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方面，他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跟他的博士生薛理银合著的《比较教育导论》是我们比较教育学生必读教材之一。第三，在人才培养方面，顾老师培养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和教育学者。据不完全统计，（笑声）他培养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有70余名，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博导，甚至他的一些学生的学生也已经成为博导。（掌声）

所以说，他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教育学者。并且，他还为北师大教育学院的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设立了顾明远教育发展基金，（掌声）由他自己出资给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提供资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008年）是顾老师执教60周年，也即将是他80寿辰。（掌声）今年的10月，在北师大举办的比较教育论坛上，将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学院院长给顾老师颁发荣誉证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顾老师在国际教育上的影响力，也是国际教育学者对顾老师的一种认可。届时，我希望教育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对世界比较教育感兴趣的学生到北师大来参加这个论坛。（掌声）综上所述，（笑声）顾老师的经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笑声掌声）我们必将从他的治学、工作、为人之道中学到一些东西。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顾老师给我们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掌声）

顾明远：同学们，早上好！（掌声）非常高兴跟年轻朋友们进行座谈。本来要我做学术报告，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什么学术报告可做，因为这几年我看的书没有你们多，新的事物也没有你们接受得快，虽然现在还在搞一些课题，如“学习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但是我觉得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做学术报告也都是（讲）老话。后来我想了半天，就讲讲故事吧。（掌声）刚巧今年是我从教60年。我从教是从上海开始的，我在上海当过小学老师。其实要我讲学术生涯，也谈不上什么学术生涯，我没什么学术生涯，可以说是有教育生涯。我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当小学老师，在上海当小学老师。第二年又考大学，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1948年的事情。我是江苏江阴人，江阴现在是全国百强县第一名，很发达。但是我小时候家里很苦、很穷，我小时候没见过汽车，电灯也没有。我们上学时，一开始用煤油灯，太平洋战争以后，连煤油也没有了，就用豆油灯，拿一个小盘子，拿几根灯草或棉线点灯。我们是这么学习的。现在江阴是全国百强县之首了，生产总值达到一千多亿元，非常了不得。但我们小时候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我上了北师大以后，也非常巧，上了两年就到苏联去留学了。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一直到1956年回国。回来以后就到北师大工作。我跟华东师大擦肩而过好几次。第一次是1949年，既考北师大，又考复旦大学的教育系，结果复旦大学发的通知晚了，我已经到了北京了，就擦肩而过。如果留在复旦大学，后来肯定就会来到华东师大。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们学教育的有三个人，（要被分配到）北师大一个，华东师大一个，东北师大一个，我刚好又被分到华东师大。但是因为我爱人被分到北师大，她也是学教育学的，我们回来以后就结婚了，我就留在北京，就到了北师大，这是第二次擦肩而过。1988年，教育部曾经一度想让我到华东师大来工作，那时候我已经60岁，我说不行，我年纪太大了，要是小10岁我就来了，又一次擦肩而过，三次擦肩而过。从苏联回来至今，我就一直在北师大工作。1957年北师大教育系到师范学校建立了实习基地（教育系的学生要实习），我又到师范学校兼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教育大革命”，我校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到北师大附中当校长，当时他点名要我去帮助他工作。本来是帮他搞一段时间（一个暑假），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把我留下了。这一留就是四年，在北师大附中当了四年的教导处副主任。

1962年我回到北师大，在教育系一直工作到1964年。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研究外国，要知己知彼。过去我们很封闭，一面倒，学习苏联，除了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对其他国家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后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重点大学成立约40个研究外国的机构。其中北师大成立了四个研究机构，分别是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华东师大也成立了一个外国教育研究室。当时就把懂外文的人，包括一些从美国、英国回来的老先生，调到研究室。我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批年轻人之一，也被调到研究室。所以从1964年我就开始接触外国教育。其实我本来是搞教育基本理论的，没搞比较教育。到了外国教育研究室以后也没搞什么，就是搞一些资料。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外文很好，他们很有学问。像陈友松教授是老一辈的先生，我回到北师大以后他是教育系的副系主任，我当过他的助教。但是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后来不被重用就派他去搞资料。我们说他是一个“活图书馆”，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知道。陈友松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如果在世的话今年已经100多岁了。“电化教育”的名字就是他起的，1932年在苏州教育学院，就是他提的“电化教育”。这位老先生很有名气。在我们那里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先生，但都是搞搞资料。

1964年年底，国家搞“四清”。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四清”？“四清”就是清思想、清经济等，就是在农村里面清理一些干部，是一种群众运动。大学也搞这个运动，北师大、北大是试点，那时我们用公家的信封都要检查，我们那个时候分得很清楚。（笑声）学校师生纷纷下乡搞“四清”，本来我要去的，后来检查身体发现我有肺炎，就不能去了，留在家里休息。刚好中宣部要编一份杂志《外国教育动态》（现在已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党委书记、教育系系主任就把我留下来筹备编辑这个杂志。当时这个杂志很神秘，是内部刊物，每期稿件都要送给中宣部审查，只给地市一级的领导看，下面的同志是看不到的。它主要介绍国外的一些教育改革动向，每一篇文章我都要写一个按语，表明我们的立场。从那个时候筹备《外国教育动态》开始，我就跟外国教育结缘了。杂志先出了两期试刊，1965年正式出刊，出了三期，到了1966年我就被打倒了。虽然每期都有按语，每期都要送给中宣部审查，但是他们还是说我宣扬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宣扬修正主义教育，杂志被迫停刊。停刊了以后，我也就被打倒了。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受的苦不算大。

1965年“四清”以后，一方面我在外国教育研究室工作，另一方面学校还任命我为教育系副系主任。当时没有系主任，只有副系主任。1965年我校四个外国研究机构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当副所长，是副系主任兼副所长。所以“**”时我是首当其冲，两边都批我。但不管怎样，我当干部的时间很短，得罪的人不多，造反派对我也很照顾，（笑声）让我去拔草，没有受太多皮肉之苦。他们把老的系主任揪出来，去斗老的系主任，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我和一批从国外回来的老先生进劳改队，劳动的时间也不长。为什么不长呢？我讲的这些故事你们都没听说过。系里有一位老师，跟我是同学，1955年时她也去苏联留学了。我在苏联是读本科（在座的可能我的学历最低，我连学位都没有）。我那个同学，她学的是心理学，她是去读研究生。她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去的，去得比较晚。我是三年级去的。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工作，同在一个党组织，她是系党支部统战委员，我是代理副书记。那时书记带着一年级学生到北师大山西分校去了。“**”以后批斗，她被批得很厉害。其实也没什么，她也没进劳改队，但是她自己心里觉得很郁闷。我劝过她好几次，她要写检查，我就把我写的检查给她看，（笑声）我说：“真要打倒的话我是第一个被打倒，你还在后面。”她还是想不开，后来批判统战工作，她就很紧张，因为她是统战委员。我看她情绪不对，就去找红卫兵的头头。我说：“你们注意一下，××情绪不太好，别出什么事。”红卫兵听我这么一说，拍一下桌子，说：“你可不要向她学习！”（笑声）我摸不着头脑说：“我向她学什么呀？”晚上一回家，我爱人对我说：“你可不要紧张，××今天中午跳楼死了。”哎呀！当时我心里真是特别难过，我应该早点去找他们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他们怕我向她学习。后来我们就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去劳动。

“**”以后才算真正搞一些学术，所以我说我没什么学术生涯，以前的时间就这么浪费掉了，也没有很好地学习。特别是我长期在苏联留学，中国文化的底子太薄。1958年“大跃进”，那时不到晚上十二点不可以也没人敢睡觉（大炼钢铁什么的）。1960年困难时期，没得吃了，每个人有粮食定量，也没有肉吃。那时就提倡“劳逸结合”，所谓“劳逸结合”就是晚上不要开会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重新读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书籍，那三四年读了一些书。

“**”前基本上没搞什么科研，搞科研主要是“**”后这30年。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今年虚龄80岁，前50年基本上就这么过来了，后30年才做了一些事。其实我们改革开放30年成就很大，我个人也深有感触。“**”中间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做，“**”中下放劳动，我从1970年到山西临汾农村劳动，去开了两年荒。1972年回来，分配我到北师大二附中去当校长，那时候不叫校长而叫革委会主任，就在北师大二附中当了三年革委会主任。本来1972年周恩来总理说要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判“师道尊严”，闹得乱七八糟。每个学校都要检查批判“师道尊严”。我给北师大工宣队领导打报告，我说我们北师大二附中没有“师道尊严”，师生关系很好。但被打回来了，工宣队要求发动群众，贴大字报。中学生不大懂事，于是一哄而起，本来没有的事，他们却造出好多谣言，说老师怎么打他们，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他们把学校弄得乌烟瘴气，门窗桌椅都被砸了，课也不上了。当时全北京都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的。后来没办法，我们就把学生带到解放军部队去学军，才把情况扭转过来了。

在北师大二附中三年以后，刚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随后恢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开一次大会，1972年开的是第十七届大会。我们以前没参加过，这次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作为代表去参加了第十七届大会。1974年10月第十八届大会时我国就正式派了一个代表团，按照要求代表团由五个正代表、五个副代表、三个顾问组成。我就是三个顾问之一，不是正式的代表，正式的代表一般都是领导，我们是一般的干部。开会回来以后我就回到了北师大，没有回到二附中，回到北师大以后，就在文科处当处长，1979年开始当教育系系主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重新回到我原来的岗位。以上讲点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为什么讲这些经验呢？这跟后面我的经历有关系。

“**”中学校没有教务处，叫“教育革命组”，“**”以后才恢复教务处（文科处和理科处），我当文科处处长。虽然人在文科处，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外国教育研究所，我老是想那个地方。1978年我觉得首先要恢复《外国教育动态》，我就给当时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那时胆子比较大，我给方毅同志写信，说《外国教育动态》很重要，是我们了解国外的一个重要刊物，希望能够复刊，并且公开发行，不要搞内部发行。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方毅同志就批下来了，同意复刊。我们经过筹备，1980年正式出刊，在这之前我们内部搞了22期，到1980年《外国教育动态》就开始公开发行。1991年，比较教育研究会很多常务理事认为《外国教育动态》不太像个学术刊物，要改革，作为比较教育研究会的会刊，于是就改成《比较教育研究》。现在还是保持着学术性比较强的特点。

“**”结束以后，我就想一个问题。我们过去讲“教育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结束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路线都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改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还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四个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教育的功能到底应该是什么？过去关注政治，可是现在我们的政治路线变了，教育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刚好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也是“**”结束以后第一次召开教育科学规划会。那是“五五”规划，在这个会上我就准备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写成的，我们研究所的其他成员帮着收集资料，最后由我执笔，题目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就是讲发达国家的教育与它们的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以后，1980年北京市高教局就向教育学会提出，联合办一个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暑期讲习班，讲教育规律，讲教育该怎么办。因为“**”结束以前我们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结束以后教育该怎么办？什么叫按教育规律办事？什么叫教育规律？大家都不太清楚。所以北京市高教局就给高校领导干部办了一个班。办这个班请谁来讲呢？请北师大的老师来讲。这样，教育系就义不容辞了。但是我说我们讲不了，我们没有研究过高等教育，过去教育系只研究中小学教育，我们教育系培养的毕业生都是到师范学校去当教师，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小学教育，我们讲不了高等教育。可是当时任副校长的肖敬若就说，你是系主任，你得带头讲。最后我没办法，只好准备讲。我和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陈孝彬商量，设计了这次讲座。后来请黄济讲教育本质，请沈适菡讲教学论。当时我正在考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陈孝彬就给我出了个题目《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什么叫现代生产？什么叫现代教育？我自己也不懂。刚好1979年我们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位，学位条例还没有出台。上课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布置作业，就“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帮我写一个提纲，两个礼拜交卷。可是两个礼拜过去了，却没有一个人交卷，都说不知道怎么写。后来只好我自己动手。（笑声）查查资料，应该说还是得益于我在苏联的时候学的一些原著，特别是马克思的原著。我们现在一讲马克思学生就要发笑，其实马克思有很多很精髓的东西。另外我查了外国的文献资料，首先弄明白了什么叫“现代生产”，它到底有什么特征，然后再研究“现代教育”。我既查了老祖宗的，又查了一些国外的资料，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提纲。我先拿给教育系副系主任尹德新同志看，他是研究教育史的，他一看就给我提意见，他说你看你讲的是“现代生产”“现代教育”，可马克思的话是“近代生产”“近代工业”，我们讲历史的，近代和现代是不一样的。这下把我难住了，后来我就查《资本论》的原文，查英文版和德文版，“**”以前我学过两年德文。一查都是“modern”这个词，过去都把它翻译成“近代”，现在翻译的都是“现代”。老的《资本论》就译成“近代”，后来新译本都改译为“现代”了，这下问题解决了。然后讲现代生产有什么特征，我写了几个特征，比如：现代生产的变革性，现代生产是不断变革的；现代生产的集约性，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生产的工人是知识型的；等等。写完了以后我还不放心，又找了我过去的老同学、小时候的老同学、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教授，我问他们这几个特征能不能成立，得到他们的肯定以后我才敢去讲。

暑期班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有上千人。《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就是我“**”结束以后的第一篇文章，前面讲的那一篇文章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所以我没收在我的论文集里，这一篇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在其中我提出了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为什么这么提呢？因为在准备这个稿子之前我就查了资料，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教育的发展历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先有小学，再有中学，再有大学，小学毕业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事实不是这样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先有大学，再有中学，再有小学。从现代意义的学校来讲，最早出现的是大学，是中世纪的大学，最早的一所中世纪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到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前几年我曾去参观过。大学是一群师生共同讨论学术的地方。至于那时候的小学，是一些有钱的人在家里上的，是一种家庭教育。中世纪有宫廷学校、骑士学校，但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家庭教育。一直到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以后，才出现了行会学校。工业革命以后才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因为工人要有文化才行。所以教育制度的发展是先有大学，然后有中学，再逐渐有小学，是倒过来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正的现代教育系统建立起来了。“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我这个报告做完了以后，《红旗》《百科知识》都跟我约稿想发表我这个报告。《百科知识》的主编跟我说，你这个文章很好，但是有一点你最好改一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这个不要说，你讲出去是要受批判的。我说这是我很主要的观点，我不能改，“**”都过来了，还怕什么？（笑声）批就批吧。为什么呢？因为1958年的时候我们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甚至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分水岭”。你想想，你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普遍规律，不就没有阶级性了，你得小心要受批判。我说我不怕，要么你别登，要登这句话就绝对不能改。登出来以后，当时倒是没有怎么受批判，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有人批判我。一直到1991年，有一次在教育部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专家咨询会上，我又讲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普遍规律，当场就有人跟我争论。1992年，有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就批判我这个观点。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笑声）

1992年第1期，某某大学的教育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略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说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利用两种制度都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面现象，又说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学习化的社会。甚至于有人鼓吹，随着生产力的重大发展，社会劳动机构和阶级机构的变化使得人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教育与文化的不同水平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将走向趋同。这不仅掩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实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阴谋，对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态度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