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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第2页）

这是在1992年。它也承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西方也有，两种制度都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只是表面现象。又批判“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21世纪不是教育的世纪是什么？不错啊，21世纪是学习化社会。我们现在都在讲学习化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所以我说解放思想挺难呀。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

1979年的时候，教育界有一次大的讨论，就是“教育本质大讨论”。教育本质大讨论是怎么引起的呢？1978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他是经济学家，但是他很关心教育，前几年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承认我是经济学家，我是教育家。”他真的很关心教育。）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教育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教育界的大讨论。因为教育界过去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讲出来的，当时整个理论界都没人敢讲这句话，而他讲出来了。这就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一场大讨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

我们最近要编写《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教育纪实》，是中宣部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出的一本书，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教育本质大讨论》。我请我们的一个老师来写，详详细细地把当时的各种观点都写出来。当时引起了大讨论，但是我没有参加，没有直接写文章。为什么没写？因为我自己没有把握，说它是上层建筑吧，应该也有，教育什么时候都脱离不开政治。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上层建筑，马克思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为经济发展、大工业发展服务。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大工业生产造成了劳动的变换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我在20世纪80年代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懂。什么叫大工业生产引起的劳动的变换和工人的流动？什么是流动？大家都不太理解。当时我讲现代生产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革命性，不断地变革，但是我们当时不理解。什么是工人流动？怎么流动？当时我国没有什么流动，工人当一辈子工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理解。到90年代我国那么多工人下岗了，工人都在转岗，这下岗不就是流动吗？为什么要下岗？不就是流动到别的地方吗？所以马克思讲的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要用全面发展的人代替局部发展的人。他提的全面发展就是不仅要用手来劳动，而且要用脑来劳动。当时马克思讲“生产劳动要与教育相结合”，我们今天是倒过来讲“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为我们教育已经普及了。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工人没有文化，所以讲“生产劳动应该和教育相结合”，也就是说工人应该学文化，学了文化以后就能够用脑子来劳动，不光用手来劳动。这是大工业生产能不能生存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继续下去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在搞一个学习型社会的研究课题，最近我写了一篇《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文章来进行讨论。

可以说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家只看到教育的政治功能；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它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又提出了教育的经济功能；90年代大家一直在讨论教育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产业化”等都提出来了，这说明大家重视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但是还忽视了教育和文化的关系。

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为什么我要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因为我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各个国家的教育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比较教育，主要是客观地介绍外国的教育经验、外国的教育制度，也包括引进外国的一些教育理论、一些教育思想流派。到80年代后期，在进行深入比较的时候，我就疑惑，为什么同样是发达国家，教育制度就不同？比如，美国、法国同样都是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和法国的教育不同？法国的教育为什么和英国也不同？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同的日本、中国和韩国这些东方国家的教育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为什么两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呢？日本讲考试地狱，我们讲片面追求升学率，日本也是要追求升学率，不断考试。日本现在是私塾成风，大部分学生礼拜六、礼拜天都要上私塾补课，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奥数班等）。为什么东方国家如此相同呢？因为我们的文化相同，所以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不行。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就开始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八五”规划的时候，我研究的课题是“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我想研究一下这些发达国家是怎么走向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对教育现代化有什么影响。我们本来选了六个国家，后来法国没人做，就剩了五个国家。

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片叫《大国崛起》，还出了一套书，我还没有看完。我觉得它是欧洲史，但又不只是历史，讲它们是怎么崛起的，各个国家崛起都不一样，而且有它的文化背景、它的传统。我觉得很好，学比较教育的应该看看。我的课题是研究“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中国未来走向现代化，教育理论该怎么对待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对我们中国的教育走向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影响？从1996年开始我就收集资料。我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太差，过去在学习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学，就重新用了十年的时间看了不少书。后来香港大学程介明教授邀请我到香港大学去访学，在香港我收集到一些台湾学者的论著，像钱穆的《文化论》等。这样我在2004年出了一本书《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我都做了自己的判断。书写得很不深刻，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基础很差，很肤浅，但有我自己的看法。书不厚，话说完为止。有人说作为专著应该展开来写，厚一点，几十万字。我说，话已经讲完了，讲完为止，就不再把它铺开来论述了。这本书前年还得奖了，就是一个普通读物，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但是我认为需要研究文化，我们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对教育的理解是不可能透彻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讲讲终身教育（我讲的都是故事）。终身教育我接触得比较早。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以后，召开第十八届大会，我国组织了代表团，我是代表团顾问之一。因为它是教育科学文化——教科文组织嘛，教育就我一个人。这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召开，1974年还是“**”后期。教育方面有100多个提案，是由各个国家提出来的提案。这100多个提案可以分两类，一类就是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项目。立什么项目？扫盲、普及初等教育。像非洲国家，它们那里很穷，文盲很多，希望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援助，立扫盲、发展初等教育的项目。另一类提案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呼吁发展成人教育、终身教育。1973年经济危机、石油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失业的人很多，怎么对待这些失业的人呢？就是要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提倡终身教育。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对成人教育还理解，因为我们国家也有成人教育。但是我们国家的成人教育和人家的不一样，我们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学历补偿教育，小学没毕业就上成人小学，中学没毕业就上成人中学，当然也有大学，当时我们还有广播电视大学，都是为了补偿学历。但是国外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岗位培训，这和我们不大一样。但至少成人教育我们是理解的，是懂得的。

什么叫终身教育？问问周围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当时是“**”后期，“**”的思维，就是“反帝反修”。我们现在热衷申请世界遗产等，但过去我们认为联合国是美国的表决机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教科文组织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怎么能向它们要钱？当时的思想就是“反帝反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个时候开会都是马拉松会议，一开50天，我们就在巴黎待了50天。现在少了，十来天。50天的会议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会辩论（现在是190多个国家，那个时候才11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都要发言四五分钟（现在我不知道190多个国家怎么发言），这一发言就是20天，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团长就讲“反帝反修”，（笑声）反对“两霸”。一个是反对欧安会（欧洲安全委员会），一个是反对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现在我们自己也在搞跨国公司，现在是经济全球化，都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也到外国去。20天是大辩论，20天以后就是分委员会开会，分五个委员会，也是每个国家都发言，科学的、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等。我们开会期间，巴黎街上在游行，巴勒斯坦的侨民在游行，争论耶路撒冷到底是以色列的还是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侨民说是他们的首都，他们的圣地，巴勒斯坦侨民说是他们的圣地，就吵起来了。中东问题、耶路撒冷问题是大问题。教育委员会也是各国代表先发言，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表决中期规划的立项。那个时候第三世界国家提出要扫盲，普及初等教育，我就举手赞成，支持第三世界；一到终身教育的表决我就不敢举手，但也不敢反对，因为我不了解、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所以我就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坐在我的前方，他老回头看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两国还是盟友），他看见我举手他也举手，看见我不举他也不举。（笑声）

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宴请各国代表团，就在凡尔赛宫的金色大厅。当然这个宴请非常简单，就是一小片三明治、一小块糖，（笑声）要吃饱了饭去才行，不然要挨饿。（笑声）外国人参加宴会都穿得很讲究，很隆重。交谈当中有个澳大利亚的代表问我，说你们中国怎么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因为1973年的经济危机让很多国家青年人失业。我一句话就给他顶过去了，我说，我们中国没有失业，（笑声）我们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农村有广阔的天地。（笑声）现在大家听了非常可笑，但那时我认为自己的立场很坚定。

“**”结束以后我才看到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很多同学都看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是华东师大（那时华东师大的名字还叫上海师大）邵瑞珍先生翻译的，是内部印发的。当时这本书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一直到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才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二份报告是1996年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两份报告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组织专家做的报告。1972年的报告组织了一批专家，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主席是曾任法国总理的富尔。这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社会已经进入到学习化社会，所以提倡终身教育，并且对终身教育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但是1972年的报告我们没看到，1974年我们参加大会时也没看到。其实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成人教育大会的时候，在大会上法国人朗格朗（此人后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做的报告就是有关终身教育的。这份报告就是《终身教育引论》这本小册子，可能很多同学都看到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我认为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教育。1965年提出终身教育以后，这个概念被很多国家接受了，而且很多国家都立法，如法国。但是我国对此不了解，我国晚了几乎30年，在我国中央的文件里出现终身教育这个概念已是1993年。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里才提到终身教育，到了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才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晚了约30年。

后来我个人就反思，为什么我们对终身教育不理解呢？为什么把终身教育当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呢？其实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能找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三句话与此有关系。第一句话是“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1980年讲课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收音机，过去是真空管的，现在都是半导体的了，而且越来越发展，不断地变革。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结合使生产飞快地发展起来，科学技术和生产结合，以前生产是保守的，我们农村以前一头牛一张犁，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当然犁有了变化，由木犁变成了铁犁，但是其他就没有什么变化。但一到大机器生产，变化就大了。农村的现代化都不是用牛拉犁来种田了，现在可以无土栽培，各种各样新的技术不断地变革。第二句话就是“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第三句话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局部发展的人。那么全面流动以后怎么办？马克思讲工人要学习，就是要继续学习，以便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来适应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变革。这不就是终身学习吗？！我就反思，为什么我们80年代的人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意思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小生产社会，没有看到大工业生产的变革、工人的流动。恩格斯还讲，在未来社会，一个人可以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和社会的需要，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过去我们哪能想象换一个岗位啊？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现在就不同了吧，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有换岗的经历，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所以我们生活在小工业生产社会里就不能理解大工业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就看了《资本论》，在苏联的时候也学习了，回来讲教育学，讲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总要讲到《资本论》第十三章，但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我们的环境还是一个小生产的环境。这是我讲的一个故事，对终身教育理解的故事。最近我写了一篇《终身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章，我觉得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要有所创新，有所修正。发表了以后，我说这篇文章你们可以批判，（这篇文章）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我跟马克思讲的不大一样，他是处在工业社会发展的初期，我们今天到了信息社会。现在形势不同了，过去讲适应大工业生产，现在是要促进大工业生产；过去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指劳动者，现在讲“终身教育”是指所有人，有很多不同的情况。这是第二个故事。

现在咱们休息一下，好吧！（掌声）

（休息十分钟）

学生主持人（孔令帅）：好，那我们继续开始下半场的比赛，（笑声）不是比赛是讲座。（笑声掌声）顾老师讲到11∶30结束，有问题的话下午再提问，好不好？（掌声）

顾明远：咱们现在就继续吧。“**”以后，教育就逐渐恢复了正常，这时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科书的问题。教育恢复以后就要编写教科书。首先出版的《教育学》是由五个院校编写的一本教科书。这五个院校有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北师大和华东师大当时都没有参与编写。但重新出版了由华东师大刘佛年教授等在“**”以前编写的书。“**”前在北京组织了一个班子，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并提出要编写中国的《教育学》，由刘佛年教授任主编，但没有来得及出版。“**”结束以后把他主编的本子重新做了些修改后出版。恢复中等师范学校以后，要编写中师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教育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师大。当时我是教育系系主任，《心理学》就请我们心理学系的彭飞同志主编。《教育学》本来想请教育学教研室的老师来编（因为我已经在搞比较教育了），但是很多老师不大愿意编，觉得中师的《教育学》没什么好搞的，是小儿科。校长说，你是系主任，得带头。我就只好带头编写中师《教育学》。

我组织了一个班子，走访了很多学校，首先到了成都，又到了重庆、武汉、长沙、杭州，最后到上海，转了一圈，与当时的中师老师座谈，与小学老师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觉得新编中师《教育学》总应该有点特色，不要总是老一套。什么特色呢？过去我们讲教育学、教育的发展都是讲五种社会形态的教育（原始社会的教育、奴隶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按照社会形态分为五种教育。前面我讲过研究“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的问题，现代教育有它的基本特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普遍规律，现代教育是一个基本范畴；古代教育中的封建教育和奴隶教育没有多大分别。过去我们从社会意识形态来分，很少考虑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也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所以我就把教育的分期改了改，分成了原始形态的教育、古代的学校教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教育）、现代教育（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教育）。

从生产力来讲，比如说一开始文字的出现对教育影响很大（过去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不可能流传下来），文字使得文化流传下来，对教育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上、竹简上，还是很有限的。后来发明了纸，纸的发明是不是对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有了纸，书写就方便了，但是书写还要靠手写（叫作手写稿、手抄本）。印刷术的发明是不是对教育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过去手抄本只能写一两本，印刷术发明后就可以印刷几十本甚至几百本。所以说生产力的提高极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研究教育的发展不能光从意识形态出发，应该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教育发展很重要的因素。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倒不是怕批判，我不当官，也没有乌纱帽，但总觉得要有辩论的余地，可它是内部传阅，不是当面批评，我怎么跟人家反驳？（笑声）正面说出来，人家肯定会说，这是内部传阅，你怎么知道的？这事我想了半年。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就给中央教科所所长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们的报纸对我的发言断章取义，我讲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后面还讲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区别啊，你们这样造成了很坏影响，（笑声）希望你们想办法纠正。”这是一段话。另外一段话，我说：“我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了，也讲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可能有很多错误，但是希望领导当面批评。”第三个意思，我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提倡‘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想党的这一方针一定能够得到贯彻。”我就把这封信给了所长，所长拿去给领导看，第二天就给我回话，说要重新把全文再登一遍，并表示歉意。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说我对什么事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是想说明我们解放思想很不容易。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最近要我写文章，我想改革开放30年写些什么呀？怎么写呢？成绩很巨大，这么巨大的成绩在一篇文章里怎么写？后来我想了想，觉得30年的成绩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后来写成一篇文章《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发表在北师大的《教育学报》上）。

第二个成绩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我们是人口大国，13亿人口，全世界第一，但是30年以前文盲还很多，没有普及教育（1980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是5。33年，2000年提高到8。5年）。到2005年全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2%，到2007年是23%，我们现在有两亿五千万人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现在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所以十七大讲“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民受教育年限只有8。5年，而发达国家已经到12年、13年、14年，大学都进入普及化了（美国毛入学率为81%，韩国为80%）。另外我们还缺乏杰出的拔尖人才，在国际组织中很少有我们的高官，我们没有多少发言权。国际组织中，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是香港人；还有一个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北大的林毅夫，他是从台湾游过来的，（笑声）现在是我们的头号经济学家；联合国有我们的副秘书长（因为我们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反正你数不出几个来，其他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都没有我们的高官。因此，我觉得如果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就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有条件的地方要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要培养拔尖人才、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