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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的追求60年的探索02（第2页）

十年以前，我就呼吁不要再评“三好学生”。为什么我呼吁不要再评“三好学生”？这是有原因的，是有故事的（所以我写的文章都不是讲理论，没有什么体系，我不讲体系，我不是专家，我是杂家，想到什么我就写什么，写写我的看法和主张）。有一次在厦门机场，有个老师跟我讲：“我的孙女刚上学不久，两个礼拜，回来跟我讲：‘我是班里第二号种子，老师排队，谁第一聪明，谁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是第二聪明。’过半个学期我的孙女又回来，说：‘爷爷，我们班里有八个笨蛋。’我问她：‘你们班里怎么会有八个笨蛋？’她说今天下午开班会，班主任说谁是笨蛋站起来，八个孩子站起来了。”他慨叹说，怎么还有这样的老师？我的感触很大，就写了一篇短文，叫作《不要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发表在上海的《教育参考》上，后来收在我的《杂草集》里。我们的教育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师就盯着几个能考上大学的、“聪明”的孩子，对其他人就不管了。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在陪读啊，陪少数人读，大多数成了失败者，考试的失败者，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因此，我就呼吁不要再评“三好学生”了。记得多年以前，有一次中央广播电台邀我去谈“三好学生”的问题。参加讨论的有一个班主任老师、一个“三好学生”。我问那个“三好学生”：“你评上‘三好’以后有什么感觉？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啊？”她说：“我被评上‘三好学生’以后，我就需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我就说：“不该做的事你本来就不该做，好事也用不着约束。”这说明“三好学生”就是一个紧箍咒嘛，就是听话嘛，戴上它以后就再也不能做不听话的事了。2003年我到上海来参加一次教育论坛，这是一次国际会议。发言的时候我又呼吁废除评“三好”，这下媒体把它捅出去了。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应该说绝大多数都赞成，但还有反对的。闹得沸沸扬扬，但我不是炒作，我是真心实意地为孩子着想。除了刚才讲的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还有好几件事引起我的反思。

有一次我到广东省中山市的一所小学去参观，发现墙上贴着“十佳少年”的照片，九个是女孩，只有一个是男孩。我就问校长：“你们学校男孩都‘不行’啊？‘十佳少年’的标准是什么？”还有，上海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就是对十多年以前全国评的“十佳少年”的跟踪，十年以后这些“十佳少年”怎么样了。他们把这十个少年都找到了，有的成了硕士生，有的当了教师，还有一个真的很感人，身体残疾，做了很多优秀的事情，后来江西一所民办学校的老总专门资助她上大学，她留下来当英语老师了。他们把书给我看，想让我写序，但是我看到其中还有一个，山东济南的一个少年。他为什么评上“十佳少年”？就是他孝顺他母亲。他在上中学的时候经常迟到，老师奇怪，怎么老迟到，功课又不好。后来才发现他孝顺母亲。因为母亲瘫痪在**，他为母亲做了早饭以后收拾好家务再上学，所以每次都要迟到，功课就不太好。他孝顺的事迹很感人，被评上“十佳少年”。十年后这个上海出版社就采访他，但他拒绝采访。他说：“我不愿意大家再来干扰我的生活。”原来他被评上“十佳少年”以后，很多好心人都捐钱给他，但是不少同学歧视他，使他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初中毕业以后他也没考上高中，现在做小生意，开了一家店，生活得很好，很幸福。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来干扰我了。”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就写了一篇序，头一句话就是“我根本就不赞成评‘十佳少年’”。（笑声）这是一个紧箍咒，你不听话，别人就可以念咒，让你听话。当然这篇序也不能用了，后来《教育参考》发表了。

不同意评“三好”，总要说出道理来。我的道理有三点。第一，它不符合学生的发展规律。学生的发展是曲线的，不是线性的，是有曲折的，应该允许学生犯错误。好学生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不好的学生也不永远是不好的。评“三好”，把这个人从小就固定下来，你是“三好学生”，他不是“三好学生”，这不符合教育规律，而且会伤害到大部分学生。评“三好”是5%（我不知道比例是多少，可能是10%），一个班上50个学生，可能最多就5个“三好学生”，那45个都不是“三好”？他们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有的人讲，总要树立榜样啊，可以争取啊。但有几个人可以争取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可能争取到了，如果我是第三十名，我怎么去争取？我排名是第三十名（现在老师不是老排名吗？），第五离我太远了，不会受到什么激励。所以这不符合儿童发展的规律。这是第一。

第二，不符合教育方针。我国的教育方针就是使每个学生都“三好”，为什么只有5%是“三好”，95%都不是啊？教育方针你贯彻了吗？这只能说明你的教育是失败的，你教育了半天只有10%是“三好”，90%都不是，你能说教育成功了？所以这个不符合教育方针。

第三，现在评“三好”已经走了样，成了评“一好”。这就是学习好，还不是智力好，是考试成绩好，思想品德方面很难衡量他是不是好，身体好已经不算数了。我刚才讲了小学里“十佳少年”九个是女孩子，一个是男孩子，是什么标准？不就是因为女孩子听话吗？我这绝对不是歧视妇女啊，妇女半边天，半边天你也是一半嘛。（笑声）记得20年前，有一次我到黑龙江参加比较教育研讨会，黑龙江大学的一个教授在会上就说：“现在的教育埋没男孩。小学里男孩子都调皮，不爱用功，不听话，所以考不上重点中学。等到上了初中，想读书了，但已错过了好的学校。”评“三好”，评“十佳”，都是拿成人的办法来对待小孩。成人可以评先进、评模范，因为他们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比如，四川汶川地震中有很多英雄，当然要评英雄，因为他们对社会做了贡献。地震里也有“十佳少年”，但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评“十佳少年”，因为他们救同学很勇敢，这是评大家的英雄行为，这倒是可以评的。我们把成人的一些东西拿到学生里头去，就不符合青少年的发展规律。

“**”以前就评“三好”了，但没有正式的文件。正式的通知是1982年，教育部和团中央联合发通知要全国评“三好”。因为有文件，谁也不敢轻易取消。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把“三好”作为升学的条件了。另外，在有些学校“三好”成了腐败的一个手段，为了评“三好”，学生向老师送礼，有些领导干部给学校老师施加压力，学生之间也有拉关系、拉选票的。把成人这种坏的习气带给儿童，对我们的儿童有多大的伤害？这弊端有多大？所以我坚决反对，到处呼吁要废除评“三好”。

当然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还是需要树立榜样。其实可以什么好就奖励什么，学习进步就得“进步奖”，做了好事就得“学雷锋奖”，不要固定一个什么帽子。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取消把“三好”作为入学条件，逐渐地转变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总结30年经验，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了很多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还有一个小故事，去年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以局长的名义发布了四个局长令：第一个令是学生书包的重量不能超过学生体重的10%，（笑声）这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因为学生的书包现在越来越重了；第二个令，礼拜六、礼拜天不布置作业；第三个、第四个令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局长令出来以后就引起争论，媒体也在讨论，有的说这是做表面文章，不是实质性的。但是我赞成，从可操作的做起嘛。别唱高调，减轻负担，把书包重量减下来也是好事，否则十几斤的书包背在身上，影响小孩子的身体健康，我认为这是个好事。

后来这个区就开了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教师、学生和家长代表，还有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个教授和几位嘉宾，也让我去参加。教师、家长都发表了意见。有一个学生说：“我希望国家规定一天‘无作业日’（就跟‘戒烟日’一样）。”你想他的要求多么低呀！天天有作业，实在受不了。有一个学生讲：“作业还是要的，我就讨厌重复的、没有意义的作业。”最后几位嘉宾发表意见。我说，推行素质教育，减轻负担，首先老师要把课教好，课讲好了学生都懂了，课堂上解决，学生的负担自然就减下来了。作业要布置，可以少量布置。家长应该配合，不能学校减轻了负担，家长又去增加负担，买好多参考书，又去上什么补习班。我说我最讨厌奥数班，奥数班摧残人才。说完以后，有个孩子站起来说：“顾爷爷，您说取消奥数班，如果不上奥数班，我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考不上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毕业出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怎么养家糊口啊？”（笑声掌声）这孩子我看最多就是五年级或六年级，听完之后我感到既好笑又可悲，完全是大人的话，完全是他父母的话，所以我觉得奥数班实在是太可恶了。

但是我自己也是奥数班的“始作俑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奥数班是1986年开始的，1986年我在北师大当副校长。当时国家教委决定我们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过去我们没参加，现在要参加了，所以要选拔一批人参加竞赛。办了三个班：一个是数学班，一个是物理班，一个是化学班。我当副校长就接下了这个任务，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办了个奥数班，北大附中办的是化学班，清华附中办了物理班。从全国高一年级中选拔一些确实有天赋的孩子，就像运动员似的参加集训，集训以后再经过筛选，派了一个队去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头一届我们就拿了金牌，为国争了光。回来以后，这些拿金牌的人马上被清华、北大免考录取。一免考录取不要紧，许多重点学校都办起了奥数班。各个地方开始搞竞赛，竞赛完了就可以保送。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有一些商人看到商机，从此就开始办起奥数班来。不仅高中办，初中办，小学也办，现在小学一年级也上奥数。我的研究生就问我：“其他的孩子都上奥数班，我的孩子到底要不要上？”我说：“你别让他上。”现在升初中不考试，但是还是变相地考试，奥数成绩好可以上初中的重点校，虽然说现在取消重点，但在家长的心中它还是重点。因此现在还是在办，特别是一些商家，你看现在的广告，各种各样的暑期班。上一个班几千块钱，一个暑假下来要花几万块钱，家长花钱很多，孩子也得不到休息。

在基础教育部分我就讲这两个故事。我觉得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什么事情也白搭。这都跟高考有关系，但高考也正在改革。国家现正在搞中长期教育规划，到2020年，这次制定规划是国家行为，领导要求发动群众来讨论教育问题，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次讨论解决一些问题。许多问题与教育公平有关，正是因为教育不公平，才出现这种激烈的竞争。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制度上的障碍。国外就没有什么评先进、评“十佳”。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在美国盐湖城开冬奥会，我国代表团去参观一所学校，带了两个熊猫玩具。团长就跟他们校长说：“一个送给你们最优秀的男生，一个送给你们最优秀的女生。”这下难为了这位校长，校长说：“我们的学生全都是优秀的，没有哪个最优秀，哪个不优秀。我们学校的孩子有的是学习优秀，有的是体育优秀，有的是做义工优秀，都非常优秀。”没办法，校长就把两个熊猫玩具搁在橱窗里，写上“一个送给我们最优秀的男生们，一个送给我们最优秀的女生们”。（笑声）这是报上报道的。人家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为什么非要评“三好”，非要评优秀？作为一个老师，我们要相信人人都是优秀的，就像那位校长所说的。这就是观念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教育观念和外国人的教育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讲起来很长，我就打住了。

故事就讲到这儿。留一点时间咱们互动一下，你们觉得有哪些问题，或者觉得我讲得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批评也行，不同意我的观点也行。（掌声）

学生A：顾老师，我不知道这样称呼您是否合适。我已经是第三次听您的讲座了，上一次是在西南大学。您说自己当过院长、副校长和会长，有很多称呼，但是最喜欢的还是老师这个称呼，所以我就称您顾老师吧（顾明远：叫我老师最好）。我在四五年以前看过您写的一篇杂文，谈的是高等教育。您在里面有两个比喻，说我们的大学一个是“衙门”，一个是“社会”。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依然还是这样，那么我想听听您关于高等教育还有什么故事告诉我们。

顾明远：高等教育今天我没讲。我在高等学校工作这么多年，所以高等教育也是我关心的一个领域。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趋同化。现在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超过15%就算进入大众化阶段。但这是数量上的，所谓大众教育不只是一个数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过去精英教育的时候是培养国家的精英，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了，23%的人（到2020年我们要达到40%，以后还要更多）上大学，大多数人都要上大学，大学就不再是精英教育。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精英，像清华、北大就是培养精英。我刚才讲了要使我们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有精英。但是不能人人都当精英，大众化的教育，就应该有大众化的教育结构，应该有分层的结构。现在我们的学校都趋同。我不知道现在办大学的校长怎么想的，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我们经常讲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什么？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应该弘扬的。但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还有很多不优秀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好大喜功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很多大学都是好大喜功，都想办成清华、北大。办了专科要办学院，办了学院要办大学，办了大学要办重点，趋同化，不安本分。我在师专讲课的时候就讲，任何一个层次的学校都能办出特色来，都能办成一流。不能说光清华、北大是一流的，专科学校一样能办成一流的。过去的上海立信会计学校，不也是一个专科学校吗？这个会计学校培养了多少好会计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很多会计师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它多有名啊！美国有个专门培养幼儿教师的学院，叫银行街学院，就是一座大楼，但世界闻名，你提幼儿教育如果不谈到这个学院，你就外行了。可是我们呢？都是趋同，都想办成清华、北大，哪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趋同化。

另外，就是刚才你讲的“衙门”、官僚化。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要分副部级、局级等，分得那么清楚，而且越来越行政化。我们当校长的时候门都开着，我吃饭的时候人家就随便进来了。现在我们要找校长还要先通过秘书，约个时间，文件多得不得了。我觉得现在“衙门”化越来越严重。还有就是市场化，学校搞产业是可以的，搞创收也是应该的，特别是科研跟企业的结合，太应该了。教育跟生产劳动结合，就应该跟企业结合嘛，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急功近利，市场化，功利化，大学的问题还是蛮多的。现在感觉还有一段路要走，也还是要解放思想。好，就讲这些。（掌声）

学生B：顾老师，您好！我是学化学学科教育的，我想问一下，在您看来我们学科教育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学科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顾明远：学科教育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应该是相当重要的。过去的学科教育在师范大学里叫教材教法。当时教材教法课在大学里没地位。所以1983年我在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来要把教材教法改成学科教学论，以后目录里就把教材教法改为学科教学论。因为学科教学论可以提高它的理论水平，应该说它对于普通教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不仅要有高深的学问，还要能够把这些学问教给孩子，所以我觉得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争论的，师范教育的师范性和学术性问题争论几十年了，我认为师范性本身就有学术性。难道师范教育就不是科学？研究学生就不是学问，只有研究化学才是学问？有些自然科学的教师就看不起学科教学。

给大家讲个故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成立以后，就有一批专业的老师（就是一些科学家们）提意见，说教育专业学位降低了老师的水平，他们学教育学、心理学没什么用，物理老师把物理学好就行了，物理学好了就可以当教师。我说不对，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一个教育家和科学家的对话》。教育本身也是科学，研究怎么能让学生学会物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人们的偏见）。我们的教育科学也是很可怜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看不起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看不起我们研究教育科学的人。问题是教育确实很难，教育的规律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个比医学还要难，医学上你还可以开颅，脑子坏了你可以拍片子出来看看，教育坏了你能拍出来看看吗？他的思维你能拍片子出来看看吗？教育的东西太复杂了，这门科学比较复杂，我们对它的规律认识还不够。正因为这样，人人都可以对教育说三道四，因为人人都受过教育。因此我觉得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做教育理论工作的确实要有一点耐心。耐得住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踏踏实实做一些工作，真正能够提高学生的教育质量。你是教化学的老师，当然你得掌握化学知识，化学的专业方向很多（我不大懂，你是内行），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等。作为化学教师，不需要你专攻某一个方向，但是你要掌握它的前沿，掌握它的发展趋势，能引导学生。我们过去说，教育是使学生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我说这不够，我们做老师的还要引导学生从已知到不知，这样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你教给他的完全是现成的知识、以前已经知道的知识，这是不够的，你要让他发现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像陈景润，大家都知道的大数学家，正是因为老师告诉他数学里还有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没有解决，所以他就成了数学家，如果我的数学老师跟我讲，可能我也成了数学家了。（笑声）但是我的老师没有跟我讲，所以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老师教给我的。当然我中学的数学老师也是很好的。我是说不仅要引导学生到已知的领域里面，还要引导他们到未知的领域里去。所以对化学你要掌握发展的前沿，另外你要懂得教育规律。我觉得学科教学论在整个教育里是最实用的，是很重要的一门学科。

顾明远：基础教育怎么做？最主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首先要从小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要因材施教，不要一刀切。我们现在都是一刀切，教育公平不等于教育平均主义。因为人是有差距的，有的人智商是120，有的人只有80；有的是形象思维比较好，有的是逻辑思维比较好。所以我们当教师的应该研究学生，我们不仅仅要研究教材，更重要的是研究学生，看学生有哪些优点，扬长避短，不要老看到学生的缺点。

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现呼兰区——编者注）开了一次农村教育现场会，是中国教育学会和陶行知研究会一起召开的，讨论教育如何适应农村的需要。当时农村大多数学生不能上高中，初中毕业以后就要务农，所以他们就搞一些种植业、养殖业的课程。这个现场会组织得很好。有一天下午，找了30个人，10名老师、10名校长、10名毕业生，每人讲5分钟，每人都讲讲怎么贯彻教育方针，怎么进行素质教育，等等。老师也讲，学生也讲。其中我对一个学生印象很深，他是清华大学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他说：“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功课很不好，我爸爸就让我辍学，说让我回去种地吧，种种地还可以挣钱，或者去打工，也可以挣钱。当时有一个老师就给我爸爸做工作，说：‘你别让孩子辍学了，你这孩子功课不好，但是画的画还是很不错的，你还得让他学啊。’后来我爸爸就同意我上学了。初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艺术职业高中，从职业高中毕业就在一家广告公司里就业。第二年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但是我没有去，当时是因为经济问题没去。我又工作了两年，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的艺术系。”就这么一个孩子，本来要辍学，功课又不太好。但是他的老师看重他，他能够画画，结果成了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大学生。怎么培养拔尖人才？就是要注意研究学生，因材施教，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讲，一个孩子如果到十二三岁还没有兴趣爱好的话，老师就应该为他担忧。老师要担忧什么？担忧他将来成为一个平庸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的老师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老师关心的是考试成绩，关心的是分数，而不是关心学生的兴趣。我今天上午就讲，我们现在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不知道报什么专业，都是爸爸妈妈在填志愿，这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吗？（掌声）

顾明远：这个问题今天没讲，因为讲故事就忘了讲这个问题了。过去有个传说，说免费师范生是我建议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完全是这样的。2006年温家宝总理召开座谈会，找了21位专家和老师，分别召开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座谈会。基础教育的座谈会我参加了，叶澜老师也参加了，还有北京市的原教委主任、一名中学校长和成都一所小学的校长。座谈的时候他们都讲了教师的问题，都讲到教师的重要性。我是最后讲的，因为我是搞比较教育的，我就讲讲国外的教育。不要以为美国的教育是自由教育，实际上他们的教育很有计划，搞得很好。有一些好的学校可能我们都比不上。另外我送给温家宝同志两本书，是一个华裔小孩写的，他两岁到美国去，今年已经是哈佛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前几年他还是中学生，他把他写的书《我在美国读初中》《我在美国读高中》送给我，让我给他写序。本来一开始我不大愿意写序，我觉得这些东西炒作得太多了，有些什么《哈佛女孩》啊，炒作得厉害。但是我看了他这本书，确实很好，他写是怎么上初中的，初中老师是怎么上课的，初中毕业以后上的高中是怎么选课的。而且他们可以在大学选课，水平相当高。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我就给他写了序，出版了以后他就送给我，我就送给温家宝同志了。我举了书里的几个例子，我说，不要说人家不如我们，我们总觉得我们基础教育比人家强，实际不完全是这样的，他们也有好的学校。另外也说明他们虽然自由，但是自由里面也有计划。我们常常说，我国学生的学业水平比他们高，留学生带着孩子出国，三年级的孩子能去读五年级，我们比他们的课程深。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有高峰，如果我们的平均水平是80分，人家平均水平只有60分的话，那么他们有90分、95分的人，我们没有。

另外一个就是教师的水平。现在社会上对教师有很多看法，我觉得不好，比如把教师比喻成“眼镜蛇”等一些说法。我就觉得这是自毁长城，应该尊重教师，把尊重教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另外，要吸收优秀的青年上师范，最好是免费或者是贷款，国家来还。这时温家宝同志说，不，就是要免费，先在六所师范大学实行。所以这个不是我提议的，温家宝同志早就有这个想法了，我一说刚好对上口，误传就说是我提的。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他就公开讲了。他说，免费师范生是向社会表示国家尊师重教、重视教育，这是第一；第二是表示要由“教育家来办教育”，这个他讲了好多次，要由懂得教育的人来搞教育，所以要加强师范生培养，另外要吸收优秀的青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另外，现在特别强**育家办教育，我想将来只要我们经济发展了，免费还是有希望的。当然免费教育也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们两所师范大学——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都在向高水平进军。像北京师范大学用“4+2”模式培养教师，培养研究生一级的教师，现在要招四年本科的免费生，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但现在规定免费的是本科生，有点不大适应。另外我听说有些免费师范生一听说要服务十年，学习的动力不是很大、不是很强。我觉得这也情有可原，这就要靠我们做工作，让这些学生真正热爱教育，不是因为经济问题上不起学才上师范，要吸引一批真正有志于做教育的人做免费师范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也是这样，我高中毕业第一年没考上大学，第一年考的是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我没想到要考教育，就因为当了一年小学教师觉得挺不错的，第二年我就考了复旦大学的教育系、北师大的教育系。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兴趣不都是生来就有的，也可以培养。对师范生，慢慢地培养他们对教育的热爱和兴趣，是可以培养出一批教育家的。（掌声）

学生E：尊敬的顾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屈指可数的教育家几乎都没得到公认，希望听听顾老的看法。谢谢您！

顾明远：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具体分析一下。民国时期毕竟是少数人能够上大学，能够留洋，像陶行知啊（当然他是很有名的教育家，他有理论，有实践），等等，但在那个环境中毕竟是少数人。现在我们教育普及了，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出国留学？现在教育的标准也不同了，过去是少数人，他一呼百应就很有名，当然我不否认他们做出的成绩。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家应该比民国时期的多得多，比较普及。当时是一枝独秀（当然不是一枝，是好几枝），我们现在是百花齐放啊。你到园子里去看只有几枝花（当然这几枝花有名），但是现在到一个牡丹园去看，都是牡丹，都是好的花，就凸显不出几个教育家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什么叫教育家？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现在说法都不一样。比如，从小学来讲，江苏南通的李吉林能不能算教育家？恐怕可以算教育家。她在实践中搞情境教育，有一套理论。我觉得一个教师在一线勤奋地工作，而且有一定的理论，这就是教育家。像苏霍姆林斯基，他在农村里做了几十年的中学校长，教课，又有和谐教育学理论，我们承认他是教育家。还有，中国人讲平衡，似乎在世的人都不能称为教育家，你给这个戴了不给那个戴，这怎么行。以前我们编《教育大辞典》，教育人物中都是去世了的，活着的人一个都没有。死了的人盖棺定论，活着的不好办。所以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分析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百花齐放，有很多的教育家。（掌声）

（录音整理：宋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