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一、民族意识的韧性和稳定性
对历史中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一个民族的认识,既包括对其环境的认识,也包括对其过去的认识。理论上可以否定这个过去,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样,但在行动上却是无法摧毁这个过去。
在数百年来逐渐积累构建而成的过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传统、偏见,它们构成了民族的灵魂,民族灵魂产生了民族的力量。没有它,就没有进步可言。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开始。
构成民族灵魂的一系列东西,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才是稳固的,但是这种稳定性不应当过分,否则就没有韧性可言了。
没有了稳定性,祖先的灵魂就没有了任何依托;而没有了韧性,灵魂也就无法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导致的环境的变迁。
民族灵魂若有过度的韧性,便会导致人民进行无休止的革命。而过度的稳定性则会导致没落。因为长期的过于稳定,人类会变得无法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人类这样的生灵就会消失。
鲜有民族能够在这两个相反的特征——韧性和稳定性——之间达到一个恰好的平衡状态。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的两个民族。
灵魂过于稳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他们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应环境变化的道理,当发现这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因而不得不强行适应。
获得稳定性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就是一部讲述其长期努力获得灵魂稳定性的记述。如果这个民族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它便是一盘散沙,既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在经历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入侵之后,法国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塑造自己的民族灵魂。
最终法国拥有了自己的民族灵魂,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灵魂却变得过于僵化。如果民族灵魂再多一点韧性,那么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就会与其他地方一样,慢慢地发生改变,这样,我们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价高昂的革命及其结果来重塑我们民族的灵魂。
前述思考呈现了民族在动**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了同样的革命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产生的结果迥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却备受冷遇。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稳定的国家,英国也发生过两次革命,并让一位国王送了性命[1],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却是既稳固而又不乏弹性。由于稳定,过去的所获可以得到传承;而有弹性,则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样的模具进行调整。英国从未想过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毁祖先遗产的方式来重建一个新社会,这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那些人的所为。
A。索雷尔(A。Sorel)写道:“法国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厌恶他们的教士、仇恨他们的贵族,奋起反抗他们的法律;而英国人却为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政府和上议院感到自豪。这些东西一如气势磅礴、哨楼林立的巴士底狱,英国人在其庇护下,在英国骑兵的保卫下,傲视欧洲,指点欧洲。英国人承认,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人们也为这些东西的控制权在争吵,但却不要外国人来染指。”
民族对自身命运的影响还清楚地体现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国里所发生的无休止的革命上。这些国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儿或者说是由遗传特征各不相同的个体构成的,其祖先的特征业已**然无存,因而这些人口没有民族灵魂,也就没有任何的稳定性。一个混血的民族始终是难以统治的。
如果人们想确切地知道种族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上的差异,便需要研究被两个不同的种族接连管理过的同一个国家。
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事件。古巴和菲律宾最近发生的事件则令人惊异。菲律宾则刚刚由西班牙人殖民转由美国人殖民。
人们知道,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古巴的贫穷和混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而在这个岛国被美国接手后几年间又繁荣到了何种程度。
同样的经历在菲律宾重现,其时的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君主统治了几个世纪。但该国最终仍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地,那儿各类传染病肆虐,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人民生活悲惨。在经过美国治理的几年后,这个地方完全变了样,疟疾、黄热病、鼠疫、霍乱消失了,沼泽干涸了,有了铁路、工厂、学校。十三年间,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民族”二字的深刻含义、不知道一个民族其祖先的灵魂的作用大到何种程度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看看这些例子。
二、人民对革命的态度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绝非人民发动、人民指挥着革命。它的作用取决于领导人。
当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有些百姓便自发起义,正如人们最近在香槟地区看到的那样。一场地方性的运动就是一场骚乱。
当领导人极具影响力时,那么革命便容易发生了。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通常,人们认同一场革命,但却不知为什么,当人民有幸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之后,那场革命早已结束了。
人们之所以进行革命,是因为有人鼓动他们去革命,但对革命领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揣摩革命,他们与革命发起人对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实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贵族的统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换业已变得无能的旧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这个阶段无关人民的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已经明示天下,但只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