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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隶书作品的欣赏（第1页）

六、隶书作品的欣赏

隶书存在成熟隶书与过渡性隶书的区别，并有其各自的特征。

两汉隶书作品我们大致分为两大类，即简牍、帛书墨迹与刻石书法，两者虽无承袭关系但在时间上则有较为明显的先后区别。简牍帛书承袭于先秦简牍，无论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还是从书法发展的角度，两汉简牍都为我们提供了隶变的宝贵资料。其书写大多都自然表现出同时期篆隶的风格特色，特别是西汉前期的简牍帛书就更为明显。成熟隶书与过渡性隶书的区别在于，篆书用笔迂回盘曲，圆整周到，隶书化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用笔随意提按。早期的不成熟的隶书与后来成熟的隶书都有此特点，而历来书家均把波磔的分明与否作为区别过渡性隶书与成熟隶书的主要标志。秦简数目众多，但都没有出现波磔，而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等大量的竹、帛书都具有明显的波磔；波磔作为主笔比较突出，笔画形态也很统一，所以我们认为成熟的隶书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但其转折仍多为圆转，直至西汉中期的居延简、定县简，才出现了比较分明的、成熟的隶书形态。而两汉铭刻书法出现较晚，其隶书字形大多已经完善成熟，因此，两汉刻石书法多为成熟隶书的代表。

成熟隶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几点，首先，从字形上说，隶书摆脱了早期篆书体系中的象形为主的“随体诘屈”的文字构成方式，以完全抽象的笔画来组合字形。其次，隶书将笔画线条从形象的构建中解放出来，笔画的长短、主次、斜正、曲直、向背、粘合、增减、呼应、揖让等各种对立的形式因子便可因书家主体性的发挥而产生各种丰富的变化。最后是笔法的创新与运用，笔势由曲转变为直折，在圆笔的基础上产生了方笔，因多用提按，而使用笔出现了节奏感，即通常所说的“一波三折”，从而出现了“逆入平出”的铺毫用笔方法，露锋跟着出现。在起笔与转换运动方向时，因速度、力度的不同变化从而产生了侧锋等笔法的丰富变化，成为成熟隶书有别于前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其对书法变革的重要贡献。

1。两汉简牍与帛书墨迹欣赏

汉代墨迹分为两大类，一是帛书（纸）墨迹；二是简牍。简牍书是汉代最为普遍使用的文字载体，简牍的大量出土，足以使我们有条件看清楚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演进的情况。这些竹简书主要有隶书和草书两大类，隶书由秦隶变为汉隶八分书，草书自草篆而草隶演化为章草、今草，行书与楷书也在这些竹简书中略露端倪。汉代帛书传世极少，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大量帛书，可谓洋洋大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帛锦一类书写材料在两汉时期的匮乏，有资格在贵重的绢帛上写字的人，必然是书写圣手，而帛又是一种极其便于书写的材料，因此，在帛上写字最能体现其书写水平。但以绢帛作书毕竟只能是偶一为之，这些书写圣手们的工夫原本是在竹简上练就的，即使移之绢帛也仍然保持了原来在竹简上书写的定势。而两汉简牍与帛书的书写相较于刻石书法用笔更加自由，风格更加鲜明，为我们了解和学习汉代隶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借鉴范本。

（1）风格明朗的《银雀山汉简》

银雀山汉墓竹简（前140—前118），分别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这些古籍均为西汉时手书，是较早的写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简上的文字全部为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字迹或端正，或潦草，书体和行款也不尽一致，显然并非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书体可分为规整和草率两大类，两类风格虽大相径庭，但其基调都是明快的，其书写用笔更是果断爽利，拥有铭刻隶书中绝难见到的生动韵律与节奏，明快爽朗的笔触虽略带篆意，但皆具有明显波磔，中宫收紧，笔力雄健。有趣的是，在共有的风格基础之上，对照这两个类型，草率一路的（图6-4），无论用笔还是字形都相对自由、潇洒，完好的保留了自秦以来隶书草写的特色，与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遗策以及秦代简牍的风格极为相近，无疑代表了隶书过渡时期的风范。而相对工整一路（图6-5）的则表现的平正、含蓄许多，已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字形规范与书写规则，而这些规范与之后的成熟隶书特别是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已十分近似。这充分体现出了在这一时期隶书的发展轨迹与脉络，为我们详尽的展现了隶书的嬗变过程。

图6-4

图6-5

（2）刚劲挺拔的《仪礼汉简》

《仪礼汉简》（图6-6、图6-7）是《武威汉简》中最出众者，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武威县磨咀子发现的一批竹、木简。共出土了480枚木简。除11枚简为日忌、杂占内容外，其余469枚均为《仪礼》简，纵55厘米，横0。8厘米，九篇共计27298字，抄录了完整的《仪礼》文章。简文用毛笔所书，大多墨迹如新。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页码和顺序。根据其《日忌简》推断，大约为西汉成帝时期（前32—前7）所作。

图6-6

图6-7

该简从字形结体上打破了左右均匀的对称格式，巧妙地将字的重心移到左侧，波磔之笔突出，与之取得平衡。在用笔时，中、逆、侧锋交错，使用自如，笔锋的转换不露痕迹，多数字以藏锋起收，中锋行笔十分明显，波磔规范而又美观，线条劲健而富弹性，笔法迅疾而又奔放。特别是一些笔画往往出锋收笔，致使一些“撇”“钩”“捺”等呈现出类似楷书的书写效果。结字重心左移，通过右伸的横波取势，在欹斜中取得平衡。它的章法也处理的别具匠心，在狭长的简片中压扁字形，拉大字距，使得瘦长的简和扁平的隶书及简上的垂直木纹与扁平的字形形成了强烈的纵与横的对比，构成疏密相间的节奏韵律和幽深之中的空远效果，形成了礼仪简册书法特有的风采和空灵的意境之美。而其圆活的用笔和使转特征也极具有隶书过渡时期的特征。《仪礼汉简》无论从其文字学角度、历史角度还是从书法艺术角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研究汉代隶书特别是西汉初期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秦汉承转的马王堆简牍、帛书

1972年至1974年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到汉文帝之间（前206—前168），其中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大量的方术文献有助于了解汉初的占卜、星相、医术、**等内容。因帛书的字体接近于汉隶而别具一格，被书界称为“马王堆体”。同时出土了一大批遗策简牍，其书写大多笔画不求均匀，疏密不拘，粗细长短等皆自然随意，篆隶偏旁多有混用，天然率真。

马王堆简牍、帛书在继承了秦小篆中锋运笔、古朴厚重、婉转通畅的基础上，对其用笔方法和结构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与创新，进一步发展了秦以前旧有的隶书书写规范，明确出现了点、挑、波、磔等笔画，字形亦基本具有了以方正为主，横向取势的风格特征。马王堆简牍、帛书已基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运笔基本沿袭了秦篆中锋的特点，但更加灵活多变，点、挑、波、磔成为其主要笔画，已初步具有了规律性的起伏与挑法，横画运用切锋，方起尖收，左右波磔对比明确，一波三折的运笔特征已较为明显。

二是书写中仍存在篆隶偏旁混用的现象，但就其字形而言已较之前期秦隶如《云梦睡虎地秦简》《秦效律简》等更加规范，结体方整，横向取势也已初现，大量的方折代替了小篆的圆转，较小篆的流畅华美，更显得质朴简练，纵向线条的缩短使字形更加的紧凑集中，从而带来了极具动态的视觉效果。

三是章法的成熟。字形横向的结体与纤长的简牍形成对比，一改秦篆中均匀、平和的布局方式，字距拉大，形成疏密的鲜明对比。

在这些独特的共有风格的基础之上，简牍与帛书因受书写材料的影响还略有差异。以《周易》（图6-8）为例，相较于马王堆一号汉墓简（图6-9），没有了单行书写带来的空间分割，其笔意、行气、布白以及章法更加统一、完整，由于绢帛吸水性好，相交于简牍，其线条更具有劲涩与立体感，使得帛书整体上看来，少了简牍的凌厉，多了几分平和隽秀，更加生动的传达出书写者的神情态度与笔墨神韵，如康有为描述的那样：“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而通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晋砖汉瓦而得其奇，酝而酿之，浸而**之，神而明之。”[19]当然，这并非说帛书的艺术价值就高于简牍书迹，由于书写材料的珍贵，书写者在使用绢帛书写时，难免会受到一定心理上的拘束，缺少了简书中那份自然天真的灵性。

图6-8

图6-9

（4）平和精熟的《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为汉代居延、肩水两都尉府所辖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其中以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早期简居多。

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二百七十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分别于1930年至1931年和1972年至1976年两次发掘采集，总数约3万枚，是迄今已发现简牍中数量最多的。居延汉简形制繁杂，主要有简、牍、觚、楬、封检等。大部分简牍长23厘米上下。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快写，属于章草的范畴（图6-10），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居延汉简》用笔自然简洁，章草简册，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而这些《居延汉简》多为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均是很高的。

由于创作群体的丰富，《居延汉简》也呈现出了极为丰富多样的风格特色。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与之后的两汉铭刻书法相比较，在风格相近的同时又呈现出更加生动多样的风貌（图6-11）。

图6-10

图6-11

（5）精微开张的《甘谷汉简》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共23枚。因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甘谷汉简，简长23。5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多系松木制作。每枚正面用隶书分三段抄写，背面编有“弟（第）一”“弟（第）五”“弟（第）二十三”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