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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第4页）

游学法国

这个时期蔡元培几乎把他当教育总长的使命全搬到了法国。

1912年春，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倡导和帮助中国青年人赴法留学。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知道后很支持，专门把北京安定门内的顺天高等学堂借给留法学会，作为留学预备校舍。

抵法后，蔡元培在1915年6月和李石曾等一道在法国巴黎成立勤工俭学会，倡导在法国的华工们提高文化水平。1916年，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蔡元培任中方会长，法国人欧乐为法方会长，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28]

就在蔡元培抵法游学不到一年后，1914年8月，震惊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

战火愈燃愈烈，身处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们多有不安，担心战事会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很多人打算回国再做打算。蔡元培则大不以为然，他一方面与当时的驻法公使胡惟德取得联系，想办法从经济上接济中国的留学生，另一方面，他反而劝说大家不要回去，留在法国。留在法国干什么呢？观战。

蔡元培在旅法学界发布了《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一文，他在文章里说，这个时候回国，“殆发于一时之感情，而决非深思熟虑而出之者”。他劝说大家不要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回国，从而失去观察欧战和求学的机会。他说：

夫多见多闻，欠于上智；观赜观智，乃知天下。此次战局，为百年来所未有，不特影响所及，人权之消长，学说之抑扬，于世界文明中必留一莫大之纪念，而且社会之组织，民族之心理，其缘此战祸而呈种种之变态者，皆足以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而资其研究。故使吾人稍稍蓄好奇之心，有济胜之具，虽在闾里，犹将挟策裹粮，为泰西之游，而乃不先不后，会逢其适者，反谋引避，是何故耶？[29]

蔡元培斥责想回中国的人，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其一，这是见证世界大事件进程的好机会，可以增长中国人的见识；其二，恰好可以借机观察欧洲先进国家组织动员国民应对变乱的方式。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怎么能回去呢？国势的衰微，使富于责任感的蔡元培确实是太渴望从世界学到一切能对民族和国家有益的先进学问和知识了，其情可感，其言足动。

当时，法国因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大量工人上前线，导致工厂劳动力很紧张，大量招收华工。华法教育会成立后，受法国工部局委托，也承担招收华工的工作。蔡元培主持下的华法教育会借此把招工变成勤工俭学的一部分，为华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技术创造机会。蔡元培认为：“诚以吾国多数工人生活于彼国工会中，耳濡目染，吸取所长，他日次第归国，必有以助社会教育之进行，而大减阻力。”[30]

此前的1915年间，蔡元培还与吴稚晖等人在法国成立世界社，致力于出版书报，向中国人宣介西方学术文化。

这期间，1916年8月，蔡元培在《旅欧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明之消化》一文。

这篇文章里，蔡元培敏锐地提出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他举例，比如古代灿烂的希腊文化，正是吸收和消化了埃及、腓尼基诸古国的文化；而欧洲现代文化，才是由于吸收并消化了希腊、罗马、阿拉伯诸民族的文化，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蔡元培反省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因邻邦均蛮荒落后于中原文明，无可吸收借鉴者，这使中华文化陷于停滞之中。自晋至唐、宋，因与印度文化相接触，致宋代哲学和文学美术各放异彩。但自元代以来六百年，又几乎再没有新的文明营养可兹补充，致中华的文明日渐羸瘠。

他更指出，中国古代吸引印度文明的过程中，因不善于消化吸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为宗教所熏染，以至于迷信滋彰直至今日。到了今天，中国人学习欧洲文明，尤其要审慎，否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这篇文章的原文是：

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印度文明之输入也，其滋养果实为哲理，而埋蕴于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钩稽哲理，如有宋诸儒，既不免拘牵门户之成见；而普通社会，为宗教臭味所熏习，迷信滋彰，至今为梗。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为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别有所期待。例如晋唐之间，虽为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庄》《易》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显其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31]

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内政治形势又是一番大大的改观。此时，蔡元培的旧友范源濂、袁希涛分别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和次长，电邀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接电后即决定携眷归国。

黎元洪“知遇”蔡元培

说到蔡元培到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不得不提到时任大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这个名字，是蔡元培在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兵变后才听说的。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云波诡谲、过客匆匆，开国大都督、第二任总统黎元洪在这段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一页。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年轻时加入清廷水师，甲午战争中其舰被日军击沉，黎元洪投海得生，遂不断升迁，后驻军湖北。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时，黎元洪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采访他后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32]

黎元洪多年来对所领部队中的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来自他的部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当选为副总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他继任总统，翌年7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张勋将他驱走。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再任大总统，第二年6月被迫辞职赴天津。晚年的黎元洪投资实业。黎元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1911年11月28日，蔡元培应陈其美之邀从德国返回沪，回国后没几天，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同盟会与各省在上海的代表酝酿推举革命军的大元帅，筹组革命临时政府，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当然参与其中，并积极协调各方意见。黎元洪当时是大元帅的人选之一。

一些同盟会代表告诉蔡元培，黎元洪本人实际上是被士兵们逼迫参与暴动的，而且私下还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有牵连，认为黎当大元帅不妥。于是，在筹备大会上，蔡元培提名黄兴做大元帅，各省代表一致表示赞同。会议上，率直的章太炎当场站了起来说，黎元洪无论如何也是参与了革命首难的有功之臣，影响重大，不可辜负。大家遂举黎元洪为副元帅。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一改党同伐异的作风，拟任蔡元培为浙江省长，意在组成“全民政府”。1916年7月12日，黎元洪任命范源廉主管民国的教育部。这时，社会舆论纷纷呼吁整顿北京大学。黎元洪首先想到了蔡元培。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化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以及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的惊世之举，这让黎元洪觉得蔡元培堪当大任。

蔡元培走马上任后，面临着教育经费的困难。黎元洪闻知后，先从自己做起，压缩总统府预算、自减薪水，由袁世凯规定的每年192万元减为每年57万元，挤出资金扶植教育。

黎元洪曾与蔡元培讨论女子参政问题。黎元洪说，有人以妇女程度不够为由反对。蔡元培则反驳这种说法，他认为应该只问妇女参政该不该，不能问她们程度够不够，纵然不够，也可用教育补足，不能剥夺其权利。得到黎元洪的首肯后，北大开始招收女旁听生。

在黎元洪的大力支持下，以及陈独秀等的襄助下，蔡元培到任后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谱写了北大的传奇。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半年后，因发生“张勋复辟”的政治危机，黎元洪下野，蔡元培也随之宣布辞职。不过，在复辟闹剧流产后，蔡元培即于当月重返北大。

这年夏，举国上下响起了一片要求徐世昌下野、欢迎黎元洪出山的声浪。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后，觉得这是他理想中的“好人政府”法统重光的时候了。当胡适建议蔡元培不要发电呼吁黎元洪莅京时，蔡元培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33]

6月8日，蔡元培联袂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十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北上。1917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赴北京，在幕僚和各界名流的前呼后拥下，黎元洪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总统就职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