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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第3页）

教育部还出台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教育自治”的基本原则。其第一条规定，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美育代替宗教”的现代辩驳

“用美育代替宗教”，这是蔡元培最著名的思想之一。

如前文所说，蔡元培给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提出了著名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的美感教育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教育思想，这就体现了蔡元培自留学德国时开始形成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他的《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章中都有体现。特别是1917　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后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中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最具代表性。虽然蔡元培并没有就他的这个观点写成一部专著，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贯穿于蔡元培先生一生。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就不止一次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1938年2月8日，蔡元培逝世前两年，在为萧瑜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撰写序文时，还提到：“余在20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而人事牵制，历20年之久而未成书，真是憾事。”

蔡元培将宗教与美育进行对比，认为宗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此，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宗教，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

“以美育代宗教”也是中国近代美学发展的一大思潮，例如，王国维曾在他的《去毒篇》一文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而在当代的一些学者如潘知常看来，蔡元培当年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在逻辑上、学理上并不严密。

晚清时期，中国人在精神领域和学术思想上面临着“道术为天下裂”“千古未有之巨劫奇变”，迫使中国人再一次面对严峻的如何生存问题与精神定位问题。但是，总起来看，这些问题应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为人们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二是如何为普罗大众建构一个灵魂家园。

在这些学者看来，蔡元培恰恰把这两个问题没有清晰地区分开来。

潘知常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打倒了孔孟的儒家价值体系后，引入西方的新式理念：在人与自然的维度引进了“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引进了“民主”。但在潘先生看来，科学属于认知、民主关涉伦理，这二者均未涉及人与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用其原话说，深入到“灵魂的维度”。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儒学被新知识分子打倒、西学涌入中国后，中国人面临着信仰缺失所带来的精神困惑。他认为，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意识到了这一困惑（蔡元培先生称之为：“今日之重要问题”），但是又绝对不希望“信从基督教”。于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吁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1919年，当“五四”洪流汹涌澎湃之时，蔡元培却著专文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其动机就不难理解了。“以美育代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价值真空，也显示了深远的文化内蕴，体现了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的睿智。

但是潘知常认为“以美育代宗教”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他说：“从表面看，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借助于‘科学’‘民主’这一精神杠杆撬动了地球，但是那只是因为这个精神杠杆太长，以至人们只看到了它触及地球的一端，但是却忽视了在遥不可见的手柄一端，在那一端赫然铭刻着：信仰！换言之，‘科学’‘民主’这两棵参天大树是生长在宗教信仰的沃土之中的。”

他认为，蔡元掊提出的“美育代替宗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一种类宗教或者假宗教，也是一块国人最后的领地，或许可以称之为“以审美代替信仰”。这是面对儒家夕阳西下、上帝兵临城下困局时蔡元培所给出的美学回应与回答。

辞职留法

蔡元培一心一意想要推进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但学人的美好理想总是一再被政治的变乱所打断。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3月25日，成立了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与袁世凯颇有交谊的南北和谈原北方代表唐绍仪。唐绍仪少年留美，清末被派往朝鲜与袁世凯共事。民初，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他得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共同推举，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出任总理之初，唐绍仪在北京的政坛上本抱有很大的理想抱负，他特意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但是，唐绍仪的一片公心，却引起了私心重重的袁世凯的不满。

1912年6月，唐绍仪内阁方面与总统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人选上发生分歧。这本是内阁方面的职权，但袁世凯不愿依唐绍仪的意见把直隶总督的职位交给同盟会方面提出的人选，强行越过内阁任命了他自己的心腹冯国璋担任这一职位。唐绍仪出于公心，站在同盟会立场上，反对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的做法，于6月15日愤而辞职。

蔡元培这个教育部长是唐绍仪内阁的阁员，他很支持唐绍仪的做法，随之辞职。他在辞呈中写道，“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26]

1912年7月2日在向袁世凯面辞的时候，袁世凯基于蔡元培巨大的社会声望，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完全不给袁世凯留情面。

本来，蔡元培留在教育部长任上，完全可以大施拳脚，继续他的教育救国理想。但问题在于，如果任由袁世凯野心膨胀而不作出姿态，就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对蔡元培来说，他对同志和国人都没法做出交代。

这一时期，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矛盾不断加剧。对于袁世凯来说，革命党人势力始终是心中的隐患，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在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一心想在中国走议会斗争路线的革命先行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举国震惊。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就是袁世凯指使人干的。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又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意图扩充自己军力。到了6月，袁世凯解除了南方几省革命党人的都督职务。

对于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到了7月份，国民党被迫反击，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但是，由于革命党人力量分散且弱，而且此时国内主流民意，主要是厌乱思治的情绪，对于国民党的“武装反叛”行为并不理解，缺乏广泛支持的“二次革命”未经两个月即告失败，包括南京在内的南方各省几乎都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控制。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一定的稳定局面，也因此，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时，反而获得民众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1913年10月6日，北京被控制下的民国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并于数年后称帝。

这时的蔡元培，除了坚决不与袁世凯合作，在舆论上为反袁造势之外，实在对局面无法有所作为。

蔡元培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在上海谈话时说：“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如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唯一之救国方法，只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27]

也就是说，痛心疾首于革命的失败之余，蔡元培反省的是，国家没有一个足以“一言而为天下法”式的导师一样的人物出来说话，主持公理，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超越政治而为举国所尊奉、信从，使国事的是是非非有一个权威来裁判。而想要让这等人物在中国的出现，只能靠教育青年。这真是一种沉重至极的学人式的思索。

带着深深的失望与自责，蔡元培在袁世凯军队攻占南京四天后，踏上了出洋游学之路，继续为国家和民族谋求精神和文化上的出路。

与上一次留德不同，这一次蔡元培选择的目的地是法国。在蔡元培看来，法国历史悠久，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大影响，在科学、哲学、艺术方面尤其有辉煌的成就，且最先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大革命的故乡，在那里，困倦彷徨的蔡元培一定能找到精神上最佳滋养，为民族找到新的精神财富。

此时蔡元培的身份也与以往的留学生身份不同，这时的他，是前民国教育总长、革命党人的身份。这一次旅居法国，他带上了家眷。1913年9月5日，蔡元培一家人上了日本邮船，并于10月14日抵达法国马赛，随后转往巴黎。蔡元培由此开始了游学法国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