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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第2页）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这一切困难也挡不住蔡元培“创业”的热情。

由于新政府建立，所有与新政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找关系托人情，想谋个一官半职。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教育部的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他私自开列了七八十人的名单，分别冠以司长、科长、秘书的职务，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名单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但是跟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蔡元培回来后，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讲，这样做的话，真正的教育专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长对这些人事不满意，一概革除，反而让这些人难堪。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状退还了教育部。

随后，蔡元培规定教育部中除教育总长、次长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他人员一律称部员，也就是普通办事人员，不委任官职。他还完全杜绝教育部出现冗员的现象，上至部长下至书记员，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全部人员加起来共三十多个人，每人每月薪水一律30元。这使教育部成了南京民国临时政府中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这种作风还被蔡元培一直带到了后来迁址到北京的教育部。

1912年4月26日，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其细情不外奢、纵二字……国家无论如何支绌，教育费万难减少。无已，惟有力行节俭，以为全国倡。”

费用可以节省，人才不能节省。能给国家教育事业出力的人才和同志，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

鲁迅、许寿裳等人就是这在这一背景下进入教育部工作的，还有蔡元培往日的革命同志如蒋维乔、钟观光，留德同学如俞大纯等。

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叫王云五（1888—1979，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两人从此缔结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看后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此外，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长。他两次登门，诚恳地对范源濂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你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你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24]

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动，不顾他所在的共和党的反对，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后来，范源濂在蔡元培去职后任教育部长，力邀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

有了儒雅的蔡元培做首脑，民初的教育部内上下融洽，全无暮气，乃至于鲁迅后来曾说出“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这样的话来。范源濂也这样忆及当年在教育部与蔡元培共事的情景，“在我们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改革学制、宣扬五育——教育总长的第三课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国教育体系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迈入近现代化，就从民国初创之日、蔡元培主政教育部的一刻开始了。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14条，主要内容有：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小学一律于每年3月14日开学，中学、师范则根据地方财力自行决定开学时间；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应注重手工科；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各级学校毕业者，称某级学校毕业生。同时，学校所采用的各种教科书须合乎共和宗旨，由各出版单位自行修改，学校教员对于教科书的内容也可根据这一宗旨随时删改。这个教育法令，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1912年2月8日—10　日，《民立报》连续发表蔡元培的重要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表述了自己对于教育宗旨的看法。在文中，蔡元培认为教育有两大种类，即，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与超越于政治的教育。该文围绕“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思想，全面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民国教育方针，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

文中，蔡元培认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他还界定：“军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商，公民道德教育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蔡元培还认为，五育的核心，是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自由、平等、博爱”。蔡元培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五育并举的思想，实质上是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

蔡元培的主张是对清末学部颁行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而不是全面推翻。他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相违。”实际上，军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与“尚武”“尚实”　“尚公”的意义是接近的。在蔡元培看来，“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意，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讨论焉”。[25]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教育应该特别重视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1912年7月10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临时会议，与会者们根据蔡元培此前所提出的教育方针进行讨论并修改，于9月2日公布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基本就是蔡元培“五育主义”的翻版。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化的新学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这年7月至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称这次会议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大会对民国的教育方针展开了讨论，赞同蔡元培提出的关于教育要体现人的智德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会议决定重订学制，制定学校系统。会议的成果《学校系统令》于1912年（农历壬子年）9月3日颁布实行，史称《壬子学制》。

《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入高等小学校或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可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初小、高小均设补习班，学制2年。中学学制4年，毕业后可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类，各3年。专门学校本科3—4年，预科1年。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

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这年8月，教育部将《壬子学制》颁布一年来新颁布的法令、规程与《壬子学制》综合在一起综合，形成一个新的学制体系，称为《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到全国各地教育机构施行。

《壬子癸丑学制》在纵向方面，明确地规定了学校教育的几个阶段，即分为三段四级。

初等教育阶段，以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为基础，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教授为宗旨，又分为两级：初等小学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儿童6岁入学，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

中等教育阶段一级，为中学校4年，以完成普通教育、塑造健全的国民为宗旨，并专门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

高等教育一级，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工、农七科。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置。大学为研究学术设大学院，不定年限。

《壬子癸丑学制》在横向方面，分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与高等小学校平行的有乙种实业学校、实业初习学校及初习科。与中学校平行的有甲种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及补习科。与大学平行的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美术、音乐、外国语等专门学校以及高等师范学校。

1912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准许社会上的民间人士设办私立大学。同年11月又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规定国家对于公立、私立专门学校一视同仁，不同点在于，私立专门学校的开办在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而“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

《大学令》一出台，1912年至1927年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学校，例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这些学校后来成为中国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