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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第1页）

§第二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

和袁世凯打交道——教育总长的第一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当时的蔡元培还身在德国，正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里埋头于他的心理学实验。这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蔡元培敏锐地感觉到：划时代的转折来临了！

蔡元培马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研究，赶到德国首都柏林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他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阅读报章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相互联络，想办法响应国内的革命。这时，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向蔡元培来电报促其回国，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亚，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从此蔡元培就投身到了创建民国的事业。

革命党人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似乎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结果，内讧随之而来。

首先是革命军力量的最高统领问题，选黎元洪还是黄兴为大元帅，大家意见不一。1912年1月14日凌晨，更发生了时年34岁的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的严重事件。这更反映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则不过是日后革命党人不同派系纷争的一个前兆。

看到这些情形，蔡元培给孙中山提出了建议，“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他希望孙中山在干革命的过程中唯才是用，不要问其人的出处和派别。孙中山当即回信表示同意：“关于内阁之设备及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

孙中山在筹建临时政府时，本提名章太炎入阁任教育部长，因章太炎性情率直，与同志多有积怨，反对的人很多，于是，孙中山把人选改为大家眼中温和宽厚的蔡元培。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一众革命党人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组建政府部门的时候，任命学界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著的蔡元培当教育总长。

蔡元培本来曾有过“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言，这时候孙中山要他去政府中当官，蔡元培先是婉辞。但眼见国家初创、百废待举，还远远没到“功成身退”的时候，而且孙中山派来的代表说，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恐怕其他的职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于是1912年1月5日，蔡元培便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出现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次国务会议上。

但谁也想不到蔡元培上任教育部长后的第一课，居然是被派去北方和袁世凯周旋。

在1911年底的武昌起义爆发后，眼见江山倾危，清廷慌忙请出一个握有重兵的实力派人物，来应对局势，那就是借故回家“养病”、实则以退为进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本人这时亦认为清王朝大势已去，他的个人法想法是，既不要为清廷卖命，也不要让革命党人得势，而是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最大化，他马上就出山了。

袁世凯手中的强大军力是革命党人一时对抗不了的。迫于这种形势，一些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达成了交易，那就是，由有能力控制北方局势的袁世凯迫清帝退位，然后保举他为新成立的民国的大总统。这很符合袁世凯的盘算。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被迫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随后的2月15日，南京的民国参议院如约推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对袁世凯最大的疑虑是其能否真正维护中国的共和政体，于是向袁开出了三个条件：临时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新总统应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相关法律章程。

而“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艰重任务被分派给了蔡元培，他被委任为“迎袁专使”，与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法制局长宋教仁以及汪精卫等一批南京临时政府中的人员一同北上，以示隆重。

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南方临时政府的意图，他知道自己一去南京，就将受制于革命党人，所以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这时，各国的列强也反对中国把首都南迁，怕损及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支持袁世凯，这样他们的在华特权将会被最大限度地保全。

这不是一个风光的差使，蔡元培自己也知道，“此行人人知不能达成目的”。朋友们纷纷劝他辞去这个任务为佳。但是蔡元培说，“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

果不其然，蔡元培一到北京，有许多所谓的“人民团体”找上门来，向南方临时政府代表团“请愿”陈情，说首都不能南迁、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否则会发生社会动乱。不久，在北京的一些军官和士兵“真的”发生了“兵变”，一时间满城风雨，似乎北方的局面非袁世凯留在北京不能控制。其实，这些都是袁世凯和他的手下指使的，为的是搅乱局势，向身处北京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示威，也向南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制造留在北京的堂皇理由。

作为南方专使的蔡元培并非没有完全料到这些都是袁世凯背后的小动作，也不像外间人以为的那样，为袁世凯的种种手段所蒙蔽，以至于后来向袁世凯妥协。他对袁世凯其人早有判断。

早在辛亥革命起事八天后，蔡元培给吴稚晖有一封信。

这时，他从德国报纸上知道清廷启用久经罢黜的袁世凯重掌军政大权，他在这致吴稚晖信中，特别提到清廷启用袁世凯这件事，并发表他自己的见解。蔡元培说，听了这个消息，使他对于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他继续写道：“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

也就是说，蔡元培判断袁世凯其人，绝不会像曾国藩那样基于礼教思想而效忠清廷到底，但也没有美国的国父华盛顿那样高洁的人品，为了国家而甘愿放弃个人名位，而会为个人野心破坏革命事业，乃至自己当皇帝。

多么准确的预言！蔡元培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家，他是一个对世局有洞察力的实干家。就在这几句话中，把民国成立后几年间中国政治的宏观演变，看得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判断。

最终，蔡元培还是对袁世凯做出了让步，代表南方革命党人允准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南方临时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宣誓，并代孙中山献上祝词。第二天，蔡元培一行在离京返回南京前发表《告全国文》，回顾此行的意义。文中说，“……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培等间接之目的也”。

这里说的“精神上的统一”，实质上饱含着貌合神离的无奈。但是这个时候，对于南方的革命党人来说，最低限度，推翻满清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同时，无论谁当总统，毕竟共和政体已经在中华确立，成为历史的潮流。另一方面，如果仓促间与袁世凯决裂，一则革命党人的实力不济，可能被袁所彻底击败，革命再次转入低潮。

在当时，希望与袁妥协以达到“谋全国精神之统一”的想法，并不止蔡元培一人，是民国初年大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

这反映了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不同，或者说，反映的是理想主义人格和现实主义诉求的距离。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这一批以推翻满清、赢得新世界为最高理想的革命家们，从一开始所依赖的力量就是少数精英，怀抱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但是新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改写，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系统改造工程，而这远远不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所能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蔡元培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积极投身革命工作，成为民国的一位政治元老、革命元老，虽然他志不在政治，但这些经历反而对他日后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积累了政治资本、创造了相当的便利。

简政纳贤——教育总长的第二课

完成迎袁专使的使命后，蔡元培回到南京，真正开始干上了他所深感兴趣的本职工作——教育。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可谓无钱无粮。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教育部在何处办公，结果孙中山答以“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