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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驱者对儿童文学的贡献（第4页）

冰心，1900年生，原名谢婉莹，福建闽侯人。出生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时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914年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五四运动爆发时，她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她开始创作以社会、家庭、妇女与儿童等人生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同时，又受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写下了表现母爱与童心的小诗《繁星》与《春水》，在《晨报副镌》连续刊发；稍后，又于1922年7月间写成一组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散文《往事》。这些作品虽然都不是直接为儿童而创作的，但其中颂扬母爱、亲子之爱、手足之情和纯美的童心，让人珍视童年，尊敬儿童，唤起“童心来复的情愫”，自一问世，就是成人与儿童共享的醇美的精神食粮。

自幼沐浴于母爱中的冰心，相信母爱的力量。她写道：“母亲啊！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冰心笔下的母爱，不仅是温暖甜美的爱的摇篮，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护与理解。然而，冰心笔下的母爱又是“双向”的，母亲（父亲）爱子女，子女爱母亲（父亲）。“小小的花，也想抬起头来，感谢春光的爱——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她终于沉默。”“父亲呵，我怎样地爱你，也怎样爱你的海。”冰心饱满深情地将人类固有的亲子之情、长幼之爱这一纯朴的天性**出来，表达了她所期望的长幼间应有的“人伦”关系，具有深广的反封建意义和人道主义内涵。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理想人生的设计是相一致的。冰心对童心的礼赞，也同样基于这一五四精神。在封建儿童观里，儿童只是成人的附属品，没有做人的资格。而在冰心的眼里，“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孩子是“灵魂中”“光明喜乐的星”，他们“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因此，她呼吁“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冰心自己也带头用她深情之笔礼赞童心、追忆童年。“婴儿，在他颤动的啼声里有无限神秘的言语”；“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冰心由颂扬母爱与童心，又将这纯洁的爱扩张到整个人类的生活中去，高呼：“人类啊！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每个人“只是一颗孤星罢了”，需要互相爱护，不要再互相残杀，用“不绝的炮声”，“断送百万生灵”。爱我们共同的自然吧，不要用“小虫儿飘浮着”引鱼儿上钩，不要用“遍地弹机”逮“飞进田垄里”的小麻雀，“将捉在手里的灯蛾放到窗外去”，在“自然的微笑里，融化了人类的怨嗔”。“揭开自然的帘儿罢”，“请你容我只问一句话，一句郑重的话：我不曾错解了你么？”对人类之爱与自然之爱的呼唤，也像她对母爱、童心的颂扬一样，有着表现不满社会的良苦而深沉的用心。冰心在《繁星》与《春水》对母爱、童心、人类之爱与自然之爱的礼赞，远非一句“爱的哲学”所能包涵了的。这些小诗在只言片语中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如：“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青年人啊！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写你现在的图画。”凡此等等，耐人寻味，愈久弥新。而在艺术上，“用字的清新”和“回忆的甜蜜”（赵景深语），不仅使她的诗有着“澄澈”与“凄美”（苏雪林语）的抒情风格，而且开创了“满蕴着温柔”又“微带着忧愁”的小诗文体。《繁星》、《春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冰心“便一跃为第一流的女诗人”（苏雪林语），从从容容地建设起了“她的诗的王国”，不仅奠定了她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也为新生的儿童文学“寻到了一块绿洲”。

5．王统照的儿童小说创作

王统照（1897一1957），字剑三，山东诸诚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在“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指导下，对现实生活中儿童的苦难境地通过小说给予艺术的反映，先后写下了《雪后》（1920）、《春雨之夜》（1921）、《湖畔儿语》（1922）和《小小的画片》（1922）等儿童小说。他在创作之初，也与叶圣陶、冰心一样，“曾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但现实却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雪后》写两个小孩在雪后的傍晚用冻得红肿了的手堆成了一座小雪楼，当他们第二天一早，“领了四五个小伙伴，冒着咽人的寒风”，“急急去找他那在雪后的小建筑物”时，“河岸上只有纵横的马蹄和无数皮靴的痕迹”。这“给他娇嫩的童心里添了层重大的打击”，他先是说不出话，只有眼睛里流动着“幼稚而可怜的泪”，继而大声叫道：“变了，……变了，……什么都变了！……我那用雪盖的小楼也被怪物吃去了！”小说“于平淡无奇的事实中，颇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几个小孩子砌的雪楼，在晚间被兵队毁坏，令他们弱小的心中十分的难过，隐隐地托出战之罪恶”（蹇先艾语）。《春雨之夜》写“我”在火车上的见闻，写姐妹俩雨夜兼程赶回家去。为什么赶回家？姐姐为什么一再向妹妹提起母亲？姐姐为什么“带着凄惶的样子”，“弯弯的眉痕时而蹙起”，“眼睛里一片红晕”？妹妹为什么老是“哭泣”？作品中都没有说，留给读者去思考。作者着意抒写的是“这个寂寞的春雨之夜”所给人的“悲哀”，“从微小事件上透出时代暗影”（王统照语）。《湖畔儿语》写十一二岁的男孩小顺，晚上有家不能归，被迫在湖畔的苇塘里游**。原来他父亲失业，母亲病死，后母为了一家人生活，出卖肉体，因为这样，不到后半夜，后母不会让他回去的。而小顺在讲述这些屈辱的生活时，却是“满不在乎”，显出极不正常的早熟与麻木。作者写的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却让读者看到了儿童在心灵与精神上的被摧残，不能不“想到每一个环境中造就的儿童”，不能不“对着眼前的小顺以及其他在小顺的地位上的儿童为之颤栗”！《小小的画片》发表在《儿童世界》第3卷第1期，它比上述作品有了更多的亮色。惠儿的父亲从旧书中拣出来一张小小的画片，送给了惠儿，惠儿太高兴了，“他忘了热；忘了渴；忘了找母亲去；忘了捉蜜蜂去；忘了一切，只是在明亮的玻璃窗前，去反复地看这张小小的画片”。画片中美丽的白鹅、鲤鱼吸引了惠儿，晚上他就进入了和它们相处的美丽的梦境。小小的画片给孩子带来了心中的快乐，却让读者快乐不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苦味”。王统照的儿童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来吸引人，而是以他对儿童生存现状的深切关注与对儿童深沉的爱心打动人。作者善于以饱蘸**的文笔，述说着一件件生活中的平常事，他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情绪化地表露其间，作品有着散文式的抒情风格。虽然蕴藏在故事之后的思想，儿童一时还不一定能够体会，但来源于现实的儿童生活是孩子们所熟悉的。“从微小事件上透出时代的暗影”，借儿童题材来反映社会问题，王统照的创作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儿童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儿童文学从自身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可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或者说儿童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告知人们儿童文学的内涵、性质、功能、美学特征、体裁样式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等，它明确地宣告了“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附庸，而是拥有主权和法则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语）。在早期的儿童文学倡导中，先驱者们从各自熟悉而有兴趣的领域，为儿童文学的出现拓荒耕耘。其中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初步构建了“自觉期”儿童文学理论概貌的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这样四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巨人”。

1．鲁迅早期的儿童文学活动

鲁迅（1881—1936），本名樟寿，又名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1918）时用的笔名。鲁迅的儿童文学活动开始于1902至1909年的日本留学期间。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分别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和南京启新书局出版。鲁迅那时认为，像凡尔纳这样的科学小说“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但这两部作品既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译介时也没有给儿童阅读的意图。1906年，鲁迅对“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长篇童话——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进行翻译的想法，将这部“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介绍给国人，他认为“只要不失赤子之心”的人，都会欢喜这本童话。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时代铭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获得了社会进化论的知识，坚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救国兴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与此同时，他在河南留学生办的杂志《河南》上接连发表了《人之历史》（1907）、《科学史教篇》（1908）、《文化偏至论》（1908）、《摩罗诗力说》（1908）与《破恶声论》（1908）五篇文言论文。在《人之历史》里，他宣传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接受了人类种族发生学说关于“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的观点，成为他五四时期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从事的评论活动的武器。在《科学史教篇》里，他推崇科学幻想，认为“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这正可以作他评介科学小说的注释。在《文化偏至论》里，他阐述在外国文化的接受问题上应该有“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主张“非物质”而“重个人”，指出要在天地间求生存，与各国竞胜负，“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将“个人”从“群体”中凸现出来，重视人的“精神建设”，可为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先声。而《摩罗诗力说》则认为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中，那最有力、最能鼓舞人心的，当首推文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求新声于异邦”，“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境界。《破恶声论》（未完稿）要破的是三种“恶声”：破迷信、破崇侵略、破尽义务（这一部分未完成）。表现了鲁迅“科学与救国”的思想。鲁迅这些最初开始文学活动时的文论，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思想与主张，在这里也已经孕育着他对未来一代的期待，这期待后来变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为了“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而对儿童文学的倡导与卫护。

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任科长期间，鲁迅对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十分关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利用自己编辑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进行儿童文艺的倡导；（2）主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3）支持其弟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于1913年2月。在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并于其第四章《播布美术之方》中“研究事业”一节提出设立“国民美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建议将童话等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体裁样式列入国家学术机构的研究项目，足见鲁迅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的重视。此后，他还在该刊译载了日本文学士上野阳一所著的有关儿童教育、艺术教育与儿童心理的三篇专论：《艺术玩赏之教育》（刊第1卷第7册，1913年8月）、《社会教育与趣味》（刊第1卷第9、第10册，1913年10、11月）和《儿童之好奇心》（刊第1卷第10册，1913年11月），于此可见鲁迅当年对于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解与关切。

1914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旨在展示在蔡元培提倡下各省小学校所设置的图画、手工课的成果，以使儿童绘画教育进一步兴盛。从《鲁迅日记》1913至1914年间的有关记载看，鲁迅实际上主持筹备了这届展览会，不仅展出期间亲躬其事，而且会后还与陈衡恪会同评选展品送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

1913年。3月31日，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11月6日，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

1914年。4月21日，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4月26日，上午仍至教育部理儿童艺术展览会事，下午五时始归寓。5月3日，午后仍赴展览会理事至晚。5月17日，上午仍至展览会治事，下午六时归寓。5月20日，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会员合摄一影。5月23日，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

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里，还附录了鲁迅译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和周作人译的《儿童的绘画》。《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是鲁迅从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的《儿童学纲要》（日本儿童学会编辑，大正元年（1912）年出版）中节译的，篇幅有两万字左右。《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7日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儿童之绘画》是周作人从美国张伯仑所著的《儿童：人的进化的研究》中选译的。这两篇译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对外国儿童学所作的译介，也足见周氏兄弟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方面的共同兴趣及其相互支持。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其弟周作人也已从日本归国，在故乡绍兴任教，业余从事儿歌童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并将他从友人处听到的地方儿歌，抄寄给周作人，并用小字标明该儿歌的流传地域，还作了若干注释与考订，如其中有一首安徽儿歌：

车水车水。车到杨家嘴。

杨奶奶。好白腿。

你走你的路。

你管我白腿不白腿。（安徽。据云下等社会小儿唱之，然不似儿歌也。）

由此可见鲁迅对流布于民间的儿歌童谣的珍视与关切，以及对其弟研究工作的支持与鼓励。鲁迅还将周作人写好后没有地方发表的童话论文《童话研究》与《童话略论》分别发表在第一卷第七期（1913年8月）和第一卷第八期（1913年9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到回国后相互间的默契与支持，不仅可见其“兄弟怡怡”的情态，还可以想见长兄鲁迅对其弟周作人的影响。其实有很多资料也说明，那时周作人是将其兄鲁迅当作榜样来追随的。

鲁迅上述的儿童文学活动，在辛亥革命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未兴起这样一个特定的“低谷”时代，自然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却为五四时期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呐喊作了必要的准备。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末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不是他在创作时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期以来对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将希望寄于儿童而得出的历史抉择。从《狂人日记》之后，像火山喷发一样相继不断发表的小说、杂文、演讲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1918）里，鲁迅尖锐批判了以幼者为牺牲的长者本位道德，批判了那种认为“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的旧思想，指出父母对于子女不仅是生养关系，还要负起“教他的责任”，“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进而提出了“父范学堂”这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的新思想，向“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里，更明确提出要废除父母对于子女具有绝对权利的旧思想，强调从亲权，特别是父权下把子女解放出来，“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用“无我的爱”，将儿童解放为一个独立的“人”。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运用进化论的眼光，把父与子看作生命的“过付的经手人”，只有时间前后的差别，双方都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在这个意义上，他将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丝毫没有特权的单纯的存在，明确了父亲对于“维持、保存、发展（进化）生命”的责任和义务。他认为“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而且为了维持人类生命与发展，父母必须承担牺牲自己养育子女，负起解放他们的责任。长大成人的子女也得承担与父母同样的义务和责任。这样，鲁迅明确地把父子都看作“生命的桥梁的一级”，看作生命“过付的经手人”，同是担负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任务的主体，由此，把人类的组成划分为长、幼两个部分，长与幼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只有时间先后，两者都是平等的。不仅如此，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这就把“儿童”这一群体从人类中凸出出来，提倡一种与传统儿童观完全反背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也正因为鲁迅将父与子都看作人类进化过程“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又视“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这又将家庭关系发展到人类关系的高度，将家庭改造、养育儿童与人类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得鲁迅的儿童观在主张儿童本位的同时，不至于脱离中国的实际而照搬西欧的现代儿童观，而是一直注视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成长的儿童，注视生活在中国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儿童，“所以看二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这就是中国的“儿童”的发现。他比其弟周作人在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却又忽视“儿童的现实世界”的一面更辩证全面，也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也是导致此后两人在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上不同发展方向的原因所在。

2．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理论的贡献

周作人（1885—1967），名櫆寿，又名遐寿，字仲密，一字启明，以后常署名为开明、岂明、难明等，别号苦雨斋，又署知堂、药堂、苦茶庵。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可以追溯到他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1904年，这一年他翻译了《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易名为《侠女奴》，署名萍云女士，连载于《女子世界》1904年7月、8月、10月、11月几期上。又根据美国爱伦·坡的侦探小说《黄金虫》译成《玉虫缘》，于1904年由《小说林》杂志出版，署名碧罗女士。1906年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反映孤儿生活的《孤儿记》，全文两万字，上半部为个人创作，下半部参考雨果《悲惨世界》中孤儿珂赛特的故事写成，发表在《小说林》上。1906年至191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二集在日本出版，其中周作人译介了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这是中国最早译介王尔德的童话。这一时期，儿童学刚刚在日本兴起，周作人得到了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又在高岛氏的介绍下，读了塞莱（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等书，由此产生了对儿童学的兴趣，成为“中国研究‘儿童学’之第一人”。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教，1913年被推举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并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周作人将从儿童学得来的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童话研究》（1912）、《儿歌之研究》（1913）、《童话略论》（1914）、《古童话释义》（1914）等长篇论文，成为中国研究童话亦即研究儿童文学之第一人。此外，他还写有《儿童研究导言》（1913）《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等10余篇论述儿童问题的文论，默默地做着“发见儿童”的工作。在绍兴教书的四年中，周作人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的波谷空隙之中，默默耕耘于儿童教育事业，他对儿童学、童话学的研究，都在客观上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复活”儿童文学活动作了扎实的准备。

本世纪之初，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探讨，也与鲁迅一样，是从“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入手的。1914年，他在《儿童问题之初解》中写道：

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然考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何如，要亦一重因也。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然盛时赫赫文明难为之继；东方国俗尚古守旧，重老而轻少，乃致民志颓丧，无由上征，彼以儿童属于家庭而不知外有社会，以儿童属于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以是之民为国后盾，虽闭关之世犹或不可，况在今乎！

周作人这里将儿童视为“未来之国民”，将儿童问题与民族的兴亡直接联系起来，这不仅是他这一时期对儿童的理解，也是晚清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种时代情绪（参见本编第一章《西学东进与“儿童的发现”》）。但他对“教育”的理解又比较宽泛，受到儿童学的影响，体现出可贵的尊重儿童人格与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他说：“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影。”“教育之力，但得顺其固有之性，而激励助长之，又或束制之，使就范围，不能变更其性。”又说“小儿生活，半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于其中”，故“儿童教育，本依其自动之性，加以激厉，引之入胜，而其造诣所及，要仍以兴趣之浅深为导制”，“以儿童为本位”。这确实显示了周作人思考的特色和在儿童解放的方向或方法上比同时代人先走一步，因为他首先把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强调“尊重独立个性”和“顺应自然本性”，已经具有了“人”的解放的普遍意义。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指出：“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15世纪”，“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19世纪”；而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这表明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思考，已经从初期偏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这一立场转向“人”的健全发展了，即把“儿童的发现”作为“人的发现”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反复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准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周作人从儿童学知识所得来的对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独立意义及其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在当时不仅具有反封建的划时代意义，也成为他个人乃至那个时代赖以建筑新生的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础。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指出“儿童的文学”实质是内涵了“儿童的文学”（迎合儿童心理）与“儿童的文学”（供给文艺作品）这样两个不可分割的命题。而且“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因而，周作人将整个儿童期分作幼儿前期（3～6岁）、幼儿后期（6～10岁）与少年期（10～15岁）三个阶段，并对适合每一阶段的文学作了具体详细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强调“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反对把成人的思想与信条一古脑儿硬塞给儿童；反对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的做法。他指出，将安徒生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童话变成“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得安徒生童话中“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色都“不幸因而完全抹杀”，这实在是安徒生在中国的一大悲剧。他进而感慨地说：“中国讲童话大约有十年了，成绩却不很好，这是只在教育的小范围里著眼的缘故。”由此可见，周作人能够将“儿童性”与“文学性”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儿童文学的本质，尤其是对儿童文学教育功能如何实现的认识，是辩证而少片面性的，它的核心是在进步儿童观的基础上，坚持儿童文学的儿童服务方向与文学品格。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对儿童文学本质特征所作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研究著述中也几乎都是用相近的文字将儿童文学界定为“以儿童为本位所组成之文学”。

周作人还进一步对童话的特征、功能与艺术标准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认为童话的特征是“幻想”，“童话在儿童读物里的价值是空想与趣味，不是事实和知识”。“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均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在肯定童话幻想特征的同时，也捍卫与巩固了童话在儿童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并由此强调童话“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攖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这也要求童话应当以“优美”、“新奇”、“单纯”、“匀齐”为其艺术标准。

对于如何供给儿童合宜的童话，周作人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他指出繁荣童话有三条途径：（1）搜集整理传统；（2）创作新作品；（3）译介外国作品。周作人认为，“中国童话自昔有之”，可惜“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但民间童话“优劣杂除”，必须“淘汰不合儿童身心的发达及有害于人类道德的分子”；“凡是悲哀或苦痛，便永远在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不会消灭，于后来思想很有影响；至于残酷的害，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世故人情阅历甚深”的传说故事，也因“幼儿不能解，且其气氛郁塞，无愉快之气，亦非童话之所宜也”。因此，周作人强调必须注意“材料的选择”和“语句的安排”，因为“这是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最好能将编述的童话交给孩子们看或讲给孩子们听，再选录他们喜爱的部分编辑出版。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周作人在他的那个时代对待儿童读物难得的严肃认真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以及可贵的“儿童本位”的读者意识，说的虽是童话，却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及批评，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周作人还根据自己研究童话的体验，指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因为“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Faidoloy）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Anthroqologic）上的事项来作说明。”这也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对他童话研究或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上的自白。“周作人把民俗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儿童文学，这个方法在西欧也好，在日本也好，是在儿童文学史上能够建立儿童文学的‘现代’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也表现了周作人的远见卓识。清末和民初的儿童读物，是以吸收西欧为主的翻译和改编；有些对传统的古代故事的改编，不仅没有科学的选择尺度，又残存着封建的教训性。在这一形势下，周作人主张以民俗学来研究童话，无疑是在主张中国童话固有的民族性，这本身就表现出他在童话（或儿童文学）研究上获得了可贵的主体性。而他从“儿童学”上“定其应用之范围”，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建立（由“自发”走向“自觉”）则更具有直接的意义。“民俗学”与“儿童学”的结合，为中国儿童文学论的建立确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周作人是现代中国研究童话理论并取得成绩的第一人，正是在他的带动下，赵景深、顾均正、张梓生、冯飞、严既澄等人也热衷于童话研究，加上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作家热心为儿童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发掘本民族的民间童话，这两方面的结合，才使中国儿童文学有理论有实践，呈现出一派有声有色、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观。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史，从狭义上说，就是一部童话史，周作人的童话观，不仅是他具体而微的儿童文学观，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从童话视角理解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虽然这些理论仍然是以西欧和日本的儿童文学论的借鉴为基础，或者说是它们的变形，或者说是它们在中国的应用，但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品格的形成，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少年时代胡适最大的兴趣是看小说书，据他《四十自述》中的《九年的家乡教育》所记，他读过的小说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薛仁贵征东》等19部。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而且读了大量的小说，还给了他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这不仅在他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而且也为他后来提倡白话文学，理解儿童文学早早种下了根苗。1904年，胡适进上海梅溪学堂求学，第二年改进澄衷学堂，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与梁启超的《新民说》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胡适被《天演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思想所震动，感于中国被列强瓜分灭国的现实危机，改名胡适。从《新民说》里，他知道了除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接受了梁启超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观点，为他后来发难新文化启蒙运动作了最初的思想准备。1907年，林纾译的《爱国二童子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即写了书评《读爱国二童子传》给以介绍，指出该书“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这一时期胡适的浅近的爱国论可以概括为“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爱国的人，第一件，不可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少年胡适的爱国心由此可见一斑。1910年，他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的爱国主义目的，到美国康乃耳大学求学。1912年春弃农学文，立志“执笔报国”。1914年9月，康乃耳大学毕业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杜威门下，主攻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成为继赫胥黎之后给他影响最大的外国人。胡适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积极响应，于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刊发了他译的俄国泰来夏浦的小说《决斗》，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1917年1月，又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义旗，得到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的响应。胡适很快成为《新青年》最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8月，胡适回国，与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同年入北大任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并创设另一同仁刊物《每周评论》。陈独秀和胡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倡导者、领导者，时人称之为“陈胡”。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把批判矛头直指虚伪的孔孟之道。后又发表《我的儿子》（1919年7月）、《再论我的儿子》（1919年8月），反对封建的儿童观，要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与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我之节烈观》（1919年）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周作人发表的《人的文学》（1918年）和《祖先崇拜》（1919年），三人的论旨大致相近，可见在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胡适确是站在同一战线，向共同的敌人——封建旧道德开火的。

……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类似之处，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例如《一只猫和一只狗的谈话》，这些给儿童看，究有什么用？其实，教儿童不比成人，不必顾及实用不实用，不要给得他愈多以为愈好。新教育发明家卢梭有几句话说：“教儿童不要节省时间，要糟蹋时间。”你们看——种萝卜的，越把萝卜拔长起来，越是不行；应使他慢慢地长大，才是正当的法子。儿童也是如此，任他去看那神话，童话，故事，过了一个时候，他们自会领悟，思想自会改变，自会进步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是一般教育家的公论。

胡适的儿童文学论强调的是对儿童的理解和尊重，反对不顾儿童成长过程与成长特点的“拔苗助长”，但他也因此将成人及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的引导作用也抽掉了，这显然有它不合理的超脱了现实的一面。但这也并不是说胡适否定有选择地供给儿童读物的必要性。他曾说过：不加选择地阅读小说，“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影响视力。胡适少年时的切身教训，相信他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实质上，他与周作人一样，都将儿童文学看作是纯而又纯的儿童“可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为着不让儿童过早地受到尘世的污染，让儿童的身心得到自然的健全发育，而走上了“矫枉过正”的路。此后，周作人、胡适都没有能够回到现实中来，及时地给以矫正，而是沿着“理想之路”越走越远，走向了歧途。这是后话。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战士，被时人奉为“楷模”的胡适，其儿童文学论的影响不可小视，是与周作人齐名的。后来，他也是与周作人一起，被作为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家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的。

4．郭沫若与《儿童文学之管见》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新诗的奠基者，对儿童文学的建设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1922年1月11日写的《儿童文学之管见》，集中代表了他的儿童文学观。

为什么要提倡儿童文学？郭沫若认为，这是由文艺“具有功利的性质”与儿童作为“明天的国民”这一特殊地位共同决定的。“人类社会的根本的改造”，“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只眼以相看待”。那么，什么是儿童文学呢？郭沫若认为：“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重感情与想象”是所有文学的共性，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于“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或者说“依据儿童心理”与“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现”。因而，“纯真的儿童文学家必同时是纯真的诗人”，他是“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他能“使儿童感识之时，如出自自家心坎，于不识不知之间而与之起浑然化一的作用”。为着建设新生的儿童文学，郭沫若提出了“收集”、“创造”、“翻译”三种方法。他主张对我国古所素有的童话、童谣进行“征求、审定而裒集成书”，“凡无艺术价值，不合儿童文学本质者不使滥竽”；“创造的人”“至少儿童心理学是所当研究的”；“翻译，这在青黄不接的时代，是一便法。一方面更能指示具体的体例以供作家的观察”，但既“不可太偏重”，更不可不“加以慎重地选择”。因而，郭沫若的主张“侧重于前两种办法”。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关于全面建设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章之一，而且从他强调儿童文学的艺术功能，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的现实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周作人、胡适儿童文学论中将儿童文学与社会生活相脱离这一不良倾向的矫正。从鲁迅、周作人、胡适到郭沫若，他们的儿童文学论得以建立的基础都是“儿童本位”这一新的儿童观。但他们在对“儿童本位”的具体理解与阐述上，又受到各自不同的生活体验、人生观、文学观及其儿童文学理想的影响，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鲁迅、郭沫若更多地从现实出发，将儿童文学与社会改造、人的改造联系起来，因而，他们所说的“儿童本位”，不仅仅是要承认儿童的人格与世界，尊重与理解儿童，而且还要及时地“指导”与“解放”儿童，让儿童文学担负起“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的任务。这样的儿童文学论是建立在“儿童本位”与“社会发展”的双支点上的，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与社会发展一同前进，这是合乎中国国情而有远大发展前途的。而周作人、胡适侧重于从人类学、儿童学上来解释儿童，视儿童为“自然的人”、“理想的人”，这其中潜藏着将儿童远离社会的隐患。为着保全儿童一个独立纯洁的精神世界，他们有意将儿童文学解释为只是以儿童世界为本位的，可以供儿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然而在20世纪之初风云变幻的动**时代，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想。“美丽的人生即在童话里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儿童文学论如不加以及时的补正，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