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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第1页）

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

如何看待胡广蔡邕两人提出的皇帝文书四类说，是值得追究的问题。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说是当时文书实际形态的反映或代表。

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第一章“引言”中指出：

汉代官文书制度的研究应当始自东汉蔡邕的《独断》，此书中有一部分叙述了当时的官府文书（主要是诏令文书和章奏文书）制度，这在今天是我们讨论汉代官文书制度不可不用的重要材料。不过，这部分材料并不完全是蔡邕对官志簿的抄录，而是包含了他对所见到的诏令章奏文书的总结。正因为当中有他自己的归纳总结，难免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

作者意识到此书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但在具体论述的分类上，实际还是依靠蔡邕提供的四类说。①李均明在根据简牍梳理秦汉时代的各类文书时，将皇（王）室文书部分区分为命书、策书、制书、戒敕与诏书五类，除“命书”见于战国外，后面四类均是根据《汉制度》和《独断》，在具体讨论中，亦少不了参考两书。②

刘后滨对汪桂海的看法有所修正，他指出：

《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反映的主要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并曲折地反映了此前体制的变迁。

《独断》所说只能是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制度。

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①

跃进在研究秦汉文体时，对于皇帝所下的文书，则是依据《独断》来分类。②马怡说：

如果说《汉制度》与《独断》未必能总括两汉制度的全貌，则其至少也应是东汉制度的反映。③

与刘后滨的看法接近。魏昕认为：

汉诏四种典型形式在《汉制度》中即有所规定：“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此后，《独断》、《文心雕龙》等各类文评、文论，皆将此作为汉代诏令的核心内容加以介绍。故而本论题即围绕这四种汉诏的典型形式，主要从其体式、使用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功能性论述。

从秦代改“命”曰“制”，改“令”曰“诏”，至汉制规定“命有四品”，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诏令类文体亦因此得以正式确立，并形成一定的规模。①

作者虽没有使用“反映”一词，但称之为“汉诏四种典型形式”，认为“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亦认可其普遍意义。尽管作者注意到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皇帝命令，如谕、玺书和铁券文①，却没有考虑这些文书与四种汉诏之间的关系。后文的分章亦是将四种汉诏各立一章来论述，将谕等视为次要与非典型的形式来看待，忽略了它们与作者所说的四种汉诏之间的联系。纪安诺在讨论《独断》的价值时指出：

仅这一事实（指蔡邕为《东观汉纪》编者之一）就是一个有力理由以支持《独断》与正史的比较以及预计它们极为相符。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不论《独断》是意在描述（descriptive）还是规范（prescriptive）这一问题，因为若是前者蔡邕应该只是概括他过目的经手文书的主旨，而若是后者他或许应是据文书中他所熟悉的知识来制定规则，即，除非有人假定文书主体实际上与时存的规则不符。考虑到执迷于普遍规则与整齐特点，这些要从秦汉时代几乎每件现存的资料中才能弄清，这几乎不可能。②

尽管表述相当迂曲，纪安诺实际也认为《独断》关于上行与下行文书的记述是描述性的。这种看法只是反映论的另一种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在宋代学者眼中，梳理汉代皇帝所发文书，倒并不仅仅依据胡蔡四类说，学者们还会搜集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名目，无论是洪咨夔还是王应麟，均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在整理上没有什么头绪与辨别，凡是皇帝所发文书，称呼不同的，就会摘出并罗列其中，而没有进一步探讨其间的关系，未免失于芜杂，但这种做法至少保存了当时文书称呼上的多样性。

不妨看看王应麟的整理。《玉海》卷六四《诏令》的“汉诏令总叙”参考了洪咨夔的论述，随后的条目题目有：

汉初作诰真草诏书；汉策书诏策册书策诏赐策；汉玺书；汉故事诏书；汉恩泽诏书；汉诏书行事诏条；汉宽大诏；汉建武诏中元诏书；汉赐方国手迹；汉四书策书制书诏书诫敕露布；汉特诏；汉手诏；汉尚书诏文；汉建初诏书；汉五曹诏书；汉尺一简①

具体内容很多，文繁不列。条目排列或按类别，或据时间，错杂混排，不难发现当时史书中出现的皇帝文书称呼之多。这既与文献记述时称呼比较随意有关，同时也与当时文书本身的称呼比较灵活有关。李均明曾经以甲渠候官（A8）遗址出土的东汉“建武五年以令秋祠社稷府书”为例，指出当时书檄类文书可以划分为若干类，体式与用语有些差别，但界限不甚严格，对同一文书的称呼亦因取名之范围、角度而有所不同。②此文书的排列顺序有问题，笔者最近做过重排，据重排后的内容转录于下：

1。八月廿四日丁卯斋。

2。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

3。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张掖居延城司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书事，以居延仓

长印封，丞邯，告劝农掾

褒、史尚，谓官、县：以令秋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

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EPF22。153A掾阳、兼守属习、书佐博

4。侍祠者斋戒，务以谨敬鲜絜约省为故。褒、尚考察不以为意者，辄言，如律令。

5。八月庚戌甲渠候长以私印行候文书事，告尉，谓第四候长宪等：写移

6。檄到，宪等循行修治社稷，令鲜明。当侍祠者斋戒，以谨敬鲜絜约省为

7。故，如府书律令。

按笔者的分析，这份建武五年（29年）八月下发安排该月祭祀社稷日期的文书，由7枚简（4枚两行+3枚札）构成，据笔迹与内容来看，实际是由两份文书组合而成。前面4枚是居延都尉府下发的文书正本，后面3枚是甲渠候官在接到府书后补充的行下之辞，形成新的下行文书，两者相连在候官处作为档案存留下来。册书中出现了三处对文书的称呼：书、檄与府书。前一个是居延都尉府下发文书时的自称，后两个是甲渠候官的小吏在行下之辞中对上级文书的称呼。因其出自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故称为“府书”。为何称为“檄”?李均明先生认为是“檄”属于行事急切，具有较强的劝说、训诫与警示作用的比较夸张的文书形式。②无论如何，一份文书，自称与下级的他称可因角度不同而不同。边塞系统的文书如此，其他机构，包括皇帝所发的文书，应该也存在类似情形。亦可推知，当时文书还有不少尚无固定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