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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第2页）

除了文书本身的自称与他称未必统一，时人或后人转述时也不一定严格按照原文书的称呼来表述，也会增加一些不同的称呼。到了后代，更有好古者，为了体现对传统的追慕，也会刻意使用一些古旧的表达方式。③

上述情形，在皇帝文书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虽然秦始皇统一天下，在公元前221年曾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史6236），随着统治的展开，文书形式、名称也逐渐复杂化。譬如所谓“策书”，秦代应该没有，是到了汉代，重建分封制时才又从周代故纸堆中请出来的古老文体。《史记·三王世家》所见封齐王、燕王与广陵王三策，因在高庙行事，“他皆如前故事”（史602110），“策立诸侯王”当非始于武帝，而是高祖时。这种做法当仿自周代分封时的册命，策书或亦始自高祖。《文心雕龙·诏策》所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不无道理。当然，文书的实际称呼更多样。秦始皇临终遗诏，按照司马迁的转述，原本就是一封玺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

于是“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6264）。三人间如何密谋，又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再次提到“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对话中则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史782548）出现的是“无诏封王诸子”与“赐长子书”，分别使用了“诏”与“书”，前者指不存在的封王文书，后者指被他们拆开的文书。始皇身后事便与“玺书”纠缠在一起。应该说，此事乃三人的私密谋划，三人后来均横死，死前恐怕也不太可能会将这段改变三人命运的对话泄露给更多的人，司马迁如何掌握的具体信息，不无疑问。①尽管存在疑问，作为一种皇帝所发文书的称呼，玺书的确此后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代的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均可见到。见于文献的，大家都不难检索，出土简牍不易搜寻，转引如下：

皇帝玺书一封，赐使伏虏居延骑千人光。

制曰：骑置驰行。传诣张掖居延使伏虏骑千人光所在，毋留。留，二千石坐之。

·从安定道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入时界亭驿小史安以来望行。

元康元年是公元前65年。简上下完整，三行字的下端均尚有空白，应属于文书传递记录。比较特殊的是：一封玺书专门递送，不是与其他文书打包，且不是由邮亭卒传递，而是由驿来传送；但并不是专门派使者递送，还是使用通常的邮驿来一站一站地接力传送，应该是骑马递送。且宣帝要另外附加命令“制曰云云”规定采取何种方式来送，似乎这种方式尚未变成通行的做法。②卫宏《汉旧仪》卷上的规定“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③，似尚未出现。此外，敦煌马圈湾出土编号210的汉简云：“迎书适已会玺书到，写曰亦为今相见叩头”④尽管语意不明，但亦出现了“玺书”两字。敦煌悬泉简中有如下一枚，同样是宣帝时的邮书传递记录：

皇帝橐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泉驿骑传受万年驿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

元平元年是公元前74年。此处的“橐”字，亦有学者释为“玺”，现在简牍图版尚未正式发表，二者孰是，尚无法判断。

除了简牍，“玺书”在东汉石刻、壁画中亦偶有所见。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三月上旬“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又称“巴郡太守张纳碑”）云：

囊者征克大勋，丙子玺书封都亭侯。娅公曲阜，尚父营丘，周啓厥。①

文中使用了“玺书”。“丙子”当是玺书上注明的日期的干支，按照《独断》与此前的文书，被称为“玺书”的即是一般说的“策书”。此前，另有两碑没有直接使用“玺书”，而用了“玺”来表示皇帝的重视。汉安二年（143年）立的“景君碑”用的是“玺追嘉锡”，用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玺书追而与之”的典故；延熹八年（165年）“鲜于璜碑”使用了“圣上珍操，玺符追假”，碑阴则说：“皇上颂德，群黎慕涎。策书追下，银龟史符。”正背两面所指相同，可知“玺书”指的就是“策书”。其他东汉碑文则偏爱使用“策书”。②

1971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号汉墓壁画中也出现了“玺书”榜题。该墓为东汉晚期，墓主最后担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中描绘了墓主的仕宦经历。墓前室至中室甬道南壁的壁画榜题作“繁阳令被玺时”，“玺”下面一字残，从残损笔画看，当是“书”字，摹本上看得更清楚，发掘者亦持此说。①这一场面宏大，参与者众多，通常情况下，玺书极少赐给县令，这应算是墓主在繁阳令任上的高光时刻，因而死后要画在坟墓中。

“玺书”亦可以从其他角度去称呼，这里不妨看看东汉曹魏禅代时保留下来的记载。《三国志·文帝纪》裴注中的收录颇为详尽，不必详引全文，只截取涉及文书的若干句即可。《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乙卯（十三日），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

于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等奏曰：“……臣请会列侯诸将、群臣陪隶，发玺书，顺天命，具礼仪列奏。”令曰：“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第67页）

………

（魏王）令曰：“……但于帐前发玺书，威仪如常……”既发玺书，王令曰：“当奉还玺绶为让章。……义有蹈东海而逝，不奉汉朝之诏也。亟为上章还玺绶，宣之天下，使咸闻焉。”（第68页）

……

庚申（十八日），魏王上书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十三日）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第70页）

辛酉（十九日），（魏国）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唯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令曰：……（第70—71页）

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2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84页，摹本见第130页。

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395

壬戌（二十日），册诏曰：“皇帝问魏王言：遣（魏行相国永寿少府臣毛）宗奉庚申（十八日）书到，所称引，闻之。……”（第71页）

于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等奏曰：“今汉使（张）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渎。……”

甲子（二十二日），魏王上书曰：“奉今月壬戌（二十日）玺书，重被圣命，伏听册告，肝胆战悸，不知所措。……”（第71页）

…

丁卯（二十五日），册诏魏王曰：“……”（第72页）

己巳（二十七日），魏王上书曰：“……而（张）音重复衔命，申制诏臣，臣实战惕，不发玺书，而（张）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召（张）音还台。不胜至诚，谨使（毛）宗奉书。”

（第73页）

……

庚午（二十八日），册诏魏王曰：……（第74—75页）于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等奏曰：“……”令曰：“可。”辛未（二十九日），魏王登坛受禅……。（第75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