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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与臣下的创议（第2页）

又如制定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二年冬，陈涉部下兵锋西至戏，二世大惊，不知所措，“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二世便是根据章邯的提议赦刑徒为兵来迎战。《汉书·食货志下》载：“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豁。”亦是有司提出改铸钱的建议。

又如建议皇室的活动。《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载，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对曰：“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庙，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大寒雨雪，坏败其功，以章不乡。齐戒辟寝，以深自责，请皇后就宫，鬲闭门户，毋得擅上。且令众妾人人更进，以时博施。皇天说喜，庶几可以得贤明之嗣。”谷永因天气异常，建议皇后加以应对。

又如兴建工程。《汉书·沟渔志》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

又如建议官员任免。《汉书·张释之传》载，释之为郎多年不调，打算回家，“中郎将爱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武帝时，公孙弘为丞相，对武帝说：“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汲）黯为右内史。”①

又如重要案件的处理意见。文帝时，对于淮南王谋反，丞相张仓等说：“（刘）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文帝基本采纳了张仓等的建议。②早在高祖七年，就规定了郎中有罪耐以上要“请”，此后这类要“请”的人群不断增加，最终形成所谓的“八议”。③

陈请的事由又小到官员个人乞求田地。《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

复次，按照陈请内容与臣民职责的关系，可分为制度要求的，与见机行事式的陈请两类。

某些情形下出现的“请”是出于制度或律令的规定，此时“请”乃是请示，并非基于个人的建议，与本节所关注的不同。此类事务包括：动用州郡仓储赈济灾民④;朝廷军队，如北军的调动，哪怕是一两位秩次极低的军吏远赴西域，也要经过皇帝同意，为此，也要由长吏奏请①;对死刑的判决，亦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需要“上书请”②;对于特定人群的犯罪的处理，也规定要“请”③。

更多的陈请则是臣下根据自己的观察或考虑而提出的，这些往往越出自己的职分。

再次，陈请的背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完全由臣民自主提出，二是获得君主的明确授意，或某种暗示，由臣下秉承上意陈请。

《汉书·刑法志》载文帝下诏除肉刑，并要求“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经过讨论提出具体律条，两人上奏言“臣谨议，请定律曰”云云，最后复云“臣昧死请”，文帝则“制曰‘可’”，批准了改动后的律条。这便是典型的据皇帝旨意来提供具体措施，形式上亦采用陈请的方式。此外，审理各种诏狱毕，由臣下提出判决的具体建议亦是奉行明确的诏旨。

汉代皇帝常下诏天下上书言便宜，此时的应诏者很多便会提出许多建议。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便是哀帝时应诏提出的上奏。

有些事情君主想做，又不便明说，自有善于察言观色的臣下替君主出面。《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太后风（讽）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9401）七国之乱初起，丞相等劾奏晁错，请求处以腰斩，亦是事先得到景帝的暗中同意。①武帝时好兴利，张汤“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①，均是此类。

不过，尚有很多陈请是臣民自主提出的。前引《二年律令·津关令》中由郡国陈请的均是此类。景帝时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结果，“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应亦是晁错个人根据当时朝廷与诸侯国的形势而自行提出的。朝臣之外的臣民的陈请很多当属此类。

最后，陈请的结果，有采纳与不采纳两种。有时，最终虽获准，但是经过几番文书往返，此种往往与皇帝个人或家庭事务有关，如前述立武帝子为王一事。《史记·五宗世家》载胶西王刘端“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显然，武帝并没有听从公卿的建议。处理宗室犯罪时，皇帝往往因私情而否决公卿根据律令提出的处理建议。

此外，国家事务上有时也会遇到此种情形。《后汉书·马援传》载其建议铸钱事则颇见臣下建议的毅力。“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若非马援一再坚持，其建议也就不会获得皇帝同意并付诸实施。

上引晁错建议与马援上书事均表明，臣下陈请有时皇帝难以决断，还要经过公府集议，如果未获准许，则不会报请皇帝批准。但是否所有臣下的陈请均需要经过集议，恐怕与臣下上奏所采用的文书形式（章、奏、表，还是封事）、进呈渠道（通过公车司马还是尚书、谒者，或直达皇帝）②、上奏者的身份以及内容的重要性等有关。不过，因史载往往对此类信息省略过多，细节多已难考。

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请”:自请。一般的“请”是向皇帝提建议，建议的预期实行者是皇帝或朝廷，而“自请”则是自告奋勇，建议者自己向皇帝要求由自己来承担某项任务，或在自己辖区、权限内完成某种工作，这类“自请”往往出自史家的概括。如武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①，便是一例。

以上只是扼要概括了秦汉时期臣民向皇帝陈请来提出建议的情况。因传世史料有限，无法系统了解不同皇帝统治下，这种建议出现的次数与影响。但无论如何，无法否认其广泛存在与影响。

《乙瑛碑》文书中的两个“请”字，亦要放在上述背景下去认识。文献所见，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为主，此处则是首先向三公提出，经三公审查后再请求皇帝批准。郡国属吏员额由律令确定，鲁相乙瑛欲增置一卒史，等于变动律令，属于改变制度一类的建议。按前引《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此类事务要由“二千石上相国、御史，相国、御史案致，当请，请之”。

乙瑛的上书呈交给哪个机构，碑文无明示，但据第二件文书鲁相平等的回复是“上司空府”（第15—16行），最初很可能是司空府②，而非二府或司徒府。恐与司空前身御史大夫的职掌有关。秦与西汉的御史大夫的基本职责是制定律令草案、保管律令，并监督律令的执行①，虽改名司空，但旧有的职掌恐还保留。此事涉及律令，故先要经其审查。又因事涉祭祀孔子，职属太常，太常又归司徒所部，故上书经司徒、司空二府调查、审议后，联名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