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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枢纽型组织构建 以共青团为例（第2页）

社会结构基础的变化带来了青年生存状态和行动逻辑的变化。在计划体制中，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所以单位组织必须依附于国家；由于国家是通过单位组织将资源分配到个人，所以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单位-个人之间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6]同样，计划体制的青年是深深地扎根于单位之中，青年同单位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关系，同时，青年也依附于具有较强动员能力的单位团组织。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单位体制逐渐衰微，青年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依附关系变为契约关系，团组织在体制内的基层单位里面资源获取能力也在下降，对青年的吸引和动员能力也是在下降。青年摆脱了单位的束缚，在市场中多以原子化状态出现，青年的个人价值更加得到体现。而网络的出现推动了原子化青年在网络中的生存状态。与此同时，青年在长期脱离了组织之后渴望一种组织的归属感，他们加入了自己喜欢的自组织，自组织化青年状态逐渐存在。

以上社会背景和青年状态的变化，给共青团组织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散落在无数的自组织中，共青团组织很难联系服务这些青年。可以说，青年社会组织的产生、分化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共青团、青联等“官方”组织联系青少年的唯一性。这种挑战要求共青团组织要创新组织形态，转变工作思路，从联系服务“个体化”青年进一步转向联系服务“组织化”的青年，通过构建枢纽型组织来联系整合各类青年社会组织，进而影响、引导、凝聚青年。

（二）重构枢纽：共青团自身发展的应有之义

构建枢纽型组织是共青团组织自身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共青团组织属性的具体体现。中国共青团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组织属性，即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国共青团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履行着联系青年的重要职责。然而，共青团联系青年的一贯方法不是去寻找每个个体青年，而是通过联系青年组织来联系和影响青年，可以说，共青团组织一直就作为枢纽型组织的功能意义存在。现在唯一不同的是，社会背景的变化给枢纽型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共青团联系的青年组织，基本上属于单位内生型青年组织、共青团内生型青年组织、政府主导的依附型青年组织等传统型体制内青年组织，这些青年组织与共青团之间具有极强的依附关系，因此共青团能够将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青年社会组织。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青年社会组织资源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青年社会组织与共青团之间的关系开始由依附性向独立性、单一型向丰富性、外生型向内生型、紧密关系向紧疏有别关系的方向转变。尤其是大量独立的体制外青年自组织的出现，共青团组织原有的资源和组织能力很难影响到这些青年自组织。这就要求共青团要提升枢纽型组织的功能来联系这些新出现的青年自组织。因此，严格地讲，共青团不是在构建枢纽型组织，而是对枢纽型组织的重构和升级。

（三）青年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构建枢纽型组织的现实基础

按照枢纽型组织的构建要素，首先需要有一个社会组织群，大量的同类社会组织存在并发挥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社会组织尤其是青年社会组织迅猛增长，这为构建枢纽型组织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青年社会组织呈爆发式增长态势，青年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组织的时空限制，淡化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与隔阂，从原有的“单位化”、“原子化”形态发展到了现在的“自组织化”形态，这些组织发展取向日趋多元化、发展模式日渐非正式化、组织方式日趋虚拟化，草根青年组织大发展的“丛林时代”已经到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青年运用网络、手机、QQ、微博等虚拟形式突破了传统社会组织的时空限制，组织成员淡化了彼此之间在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社会角色及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与隔阂，更多为了一种共同的兴趣、利益或目标自愿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影响社会结构的“第三力量”。

青年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多，其作用和能量也不断显现。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青年社会组织已经承接了政府职能，发挥了更好的服务作用。随着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政府-社会组织-市场这样一种三层次的联动体系，从而使社会发展以一种均衡的状态进行。可以说，枢纽型组织应运而生，是社会重建的需要，对有效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和激发社会活力，不断促进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发展壮大具有积极意义。

（四）联系凝聚青年社会组织：共青团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依托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同时，作为联系青年的群众组织，也具有强烈的服务青年的社会功能。共青团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从实质上，社会功能从属于政治功能。从途径上，政治功能通过社会功能来实现。[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青团的政治功能只有通过社会功能才能有效实现。共青团要化政治功能于社会功能之中，通过社会功能的发挥来实现政治功能。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网络社会体制为基础的当下社会，共青团工作必须面向社会，深入社会，参与社会建设。正如原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指出的：共青团工作必须深入生活，准确把握社会机理，必须深深植根于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形成社会功能。[8]共青团参与社会建设，根本就是为党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团的工作，如果不能面向社会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还局限在单位里面，恐怕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在社会领域拓展自己的空间，在社会领域里面去扮演党和政府的助手，团可能很难有大的作为。这是当今这个体制的变化对团的影响。[9]

在新的形势下，共青团要实现社会功能，就必须联系凝聚青年社会组织，构建枢纽型组织形态。社会有机团结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劳动分工日臻完善和复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加，社会逐渐分化，因而必须建立社会组织来满足社会需求，达到“异质”社会的有机团结。[10]而青年社会组织的存在和作用发挥，正是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共青团通过构建枢纽型组织，能够积极适应青少年群体自主性和自组织性的新趋势，保持和巩固在青少年工作上的传统优势地位，有机整合社会化资源，培育扶持青年社会组织，挖掘其社会功能，发挥其正能量，有助于促成社会的有机团结，提升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化水平。

三、何以“枢纽”：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凝聚

（一）共青团作为枢纽型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

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首先需要厘清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因为共青团的“枢纽”功能最终是要通过青年社会组织来体现。在国外，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被解释为“伙伴合作”（partnership），是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由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共同提供服务，进行管理。“伙伴合作”中的两类组织地位无高低之分，只是共同合作于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11]同样如此，共青团作为枢纽型组织的地位不是自我授权的，更不是政府指定的，而是通过社会竞争获得的。共青团组织必须摒弃政府的官僚色彩，去除共青团组织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控制的角色。共青团已不再是以政府角色建立或强化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而是在互信协作的基础上，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功能互补、合作共治、良性互动的新型纽带关系。[12]要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共青团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存在着构建的主客观因素：一是两者在活动内容和组织功能上有交叉重叠；二是两者在吸引成员和社会动员方面存在竞争；三是两者在服务青年和社会方面存在互补。[13]基于此，北京团市委在构建枢纽型组织的过程中，提出与青年社会组织建立相互需要、资源互补、发展互益的新型伙伴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的实质就是创建一种新型的团青关系，这种新型的团青关系，是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新探索和实践。

（二）构建枢纽型组织的路径选择

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具有自身的优势，其优势主要是完善的组织资源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资源体现在共青团各层级的组织体系和非层级的组织化力量，社会动员能力来自于共青团九十年来的光荣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活动品牌和社会功能。正如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的那样：群团组织既有非常完善的组织结构体系，又有丰富的基层群众工作经验，还有数量庞大的特定服务对象，在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4]然而，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改变共青团组织对青年社会组织管控的理念，尽可能去除官僚色彩，构建一种与青年社会组织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

对于构建枢纽型组织的具体做法，虽然目前中央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但是地方尤其是东部发达省市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一些省级团组织专门成立了开展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的机构。北京团市委作为北京市确定的27家枢纽型组织，开展对全市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上海团市委从2007年就开始探索枢纽型组织建设，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广东团省委在省委的要求下，开展了“好社会·亲青汇”广东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着力打造枢纽型组织。此外，山东、陕西等地团组织也提出要构建枢纽型组织。从各地目前的实践来看，探索构建枢纽型组织的做法不尽相同，路径也有差别。本文通过对各地构建枢纽型组织的跟踪观察，尤其是重点对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省市的调查分析，认为枢纽型组织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路径和基础要素。

1。构建枢纽型组织的两条基本路径

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培育凝聚青年社会组织，让共青团成为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从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目前，构建枢纽型组织主要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联系凝聚现有的青年社会组织；二是孵化培育具有社会功能、能够为我所用的新的青年社会组织。也就是说，第一条路径是把现有存在的青年社会组织找出来，联系到，并聚集起来，第二条路径是要通过自己的资源来创建新组织，让新组织在社会竞争中学会生存。不管是原有的青年社会组织，还是新建的青年社会组织，目的都是要把这些组织“收编”，并加以引导和服务。目前，北京和上海的做法倾向于第一条路径，也就是联系凝聚现存的青年社会组织；广东的做法更倾向于第二条路径，即创建新组织。

①联系聚集路径。在这条路径的实践中，北京团市委通过每年举办“青少年社团文化节”来联系青年社会组织，目前共联系了青年社会组织共20类近9000家。上海团市委从2006年以来连续举办“上海青年风尚节”，为青年民间组织提供展示平台，目前已直接联系了超过500家规模和社会影响较大的青年社会组织。

②培育孵化路径。在这条路径的探索中，广东团省委利用毗邻港澳的社会工作优势，重点孵化培育具有社会功能的青年社会组织，围绕新生代产业工人社会融入、留守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学生就业创业、青年创意文化、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等事务，直接培育孵化一批能够延伸职能、承接事务的民办非企机构。通过创建新组织或者推动原有组织转型，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参与社会竞争。例如，广州市青少年宫与香港游乐场协会合作，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民办非企的社会组织“广州市青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推出了“稻草人计划”，承接了广州市文明办、广州市计划生育协会等多项政府事务，形成了社会功能和竞争优势。河南省驻珠海团工委注册成为“珠海市新豫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推动驻粤团工委实体化创建组织，以乡情为纽带凝聚异地务工青年，提供互助性质服务。目前，广东团省委共孵化创建了147家青年社会组织。[15]

③对两条路径的比较分析。对于构建枢纽型组织的这两条路径，实施的方法不一样，联系的青年社会组织也不一样，功能的体现也就不一样。

首先，两条路径聚集的青年社会组织类型不同。第一条路径聚集的青年社会组织主要以兴趣类和公益类青年社会组织为主。北京团市委在联系的9000家青年社会组织中，分布最多的主要是户外类、徒步类、骑行类和社工类等20大类。第二条路径由于以创建新组织和转型原有组织为主，因此所聚集的是带有一定社会功能的青年社会组织。这些具有社会功能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共青团或者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

其次，两条路径并没有完全分开进行，它们相互交叉存在。广东团省委在创建或转型了一些青年社会组织的同时，也通过“亲青汇嘉年华”的活动平台联系了一些已经存在的青年社会组织。上海团市委虽然以联系现有的青年社会组织为主，但是也孵化了少数青年社会组织。因此，很难说这两条路径孰优孰劣，只是侧重点不同。

最后，各地方在构建枢纽型组织路径的选择与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观念密切相关。比如，广东团省委侧重于创建青年社会组织的做法，与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要求密不可分。汪洋曾要求群团组织“要创建各种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与其他社会组织竞争”。可以说，路径的选择也体现了共青团始终为党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年群众工作的目标，体现了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的政治属性。

2。构建枢纽型组织的五个基础要素

构建枢纽型组织除了明确两条基本路径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基础要素。具备了这些基础要素，就不仅能把枢纽建起来，更能让枢纽转起来。

①建立培育孵化基地。青年社会组织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在组织成立之初，都有对外扩张的冲动，但是苦于没有场地和相应资源不足。共青团组织要培育孵化青年社会组织，首先要解决青年社会组织的场地资源问题。尤其要抓住一些青年社会组织刚刚成立、资源急缺之时及时提供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绩效评估、场地后勤等基础性服务，这样就能争取工作的主动权。目前，上海和广东都建立了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很多地级市也建立了培育孵化基地，基地为入驻的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免费的场地服务、后勤服务和业务咨询服务，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