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整合终端服务阵地。构建枢纽型组织既要有培育孵化基地,又要有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聚集阵地。共青团建立实体化终端服务阵地的目的是要在基层、社区建立一批青年社会组织联系聚集点。北京团市委重点打造“社区青年汇”。社区青年汇作为共青团组织建在社区服务青少年的终端综合服务平台,联系凝聚各类青年社会组织,有效探索社会化动员方式,不仅成为联系服务青年的终端平台,也在逐渐成为联系带动各类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社区青年汇目前已经建立了500家,分布在北京各个区县。广东团省委积极建设“亲青家园”,在基层和社区充分盘活青年中心、青年地带、西关小屋志愿服务站、深圳大运会志愿服务U站等原有的终端阵地,打造“亲青家园”青年社会组织聚集阵地,全省已经建立了212家“亲青家园”。从北京、广东的实践来看,构建枢纽型组织要有效扩展物理空间,建立基层实体化终端服务阵地。但是建立终端阵地不是“另起炉灶”、“另立门户”,而是更多地整合原有的青年中心、青少年宫、社区活动中心等资源和阵地。因此,枢纽型组织的构建也是原有共青团工作的改造升级。
③凝聚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在青年社会组织中,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就是“火车头”。抓住了“火车头”,就能把握和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因此,要通过培训和激励的方式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领袖的凝聚。广东团省委注重对青年社会组织领袖的培训,2012年共举办了10期“亲青汇训练营”,每期吸引了200多名青年社会组织骨干参加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建立了青年社会组织骨干数据库,聚拢了一批青年社会组织。上海团市委重视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激励和举荐,将青年社会组织中的优秀青年集体和个人纳入青年五四奖章、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等团内荣誉奖项,并实施社团领袖助推计划,推荐多名青年社会组织领袖成为青联委员。
④推动协同治理。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既要培育扶持青年社会组织,更要让其施展作用。共青团充分利用青年社会组织的优势开展协同治理。例如,上海团市委在世博会期间,任命23名青年社会组织领袖为世博城市文明志愿服务项目官,共同开展“绘就世博印象”千名车友大行动、“圆梦·接力看世博”、“知闻世博”、“世博及天涯”等社会动员项目,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功能。广东团省委利用植树节的契机,联合深圳帕客低碳生活促进中心、东莞绿羊羊志愿服务总队等30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粤桂港澳青少年植树护绿行动。这些协同治理的案例既调动了青年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又发挥了共青团的枢纽作用,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⑤开展青年社会组织团建。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的工作要同自身原有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而这两者最有效的结合点就是青年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将团建嵌入到凝聚青年社会组织的过程中,通过团组织来影响和引导青年社会组织中的青年。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可以有两层理解。浅层次的理解是在青年社会组织里建立团组织,建立一批青年社会组织团建示范点,加大在对青年社会组织成员和骨干的“推优入团”、“推优入党”力度,通过团干部蹲点和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到团组织挂职等形式,指导青年社会组织团建工作。除此之外,深层次的理解就是通过青年社会组织来激发基层团组织的活力。基层团组织是团组织系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青年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成为基层团组织的一种新型资源。如果乡镇街道团组织能够整合若干青年社会组织与所属的基层团支部合作,那么实际上就是为这些团支部提供了活动方案和技术顾问。如果每个支部跟若干个青年社会组织合作的话,每年就可以开展多项青年人感兴趣的活动,这样就激活了基层团支部。[16]因此,基层团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的有效整合,可以相互弥补不足、资源共享,进而激发基层团组织的活力,推动基层团组织工作创新。
四、几点结论与讨论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构建枢纽型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的有益尝试。而构建枢纽型组织的意义,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中间角色与社会连接、传递功能,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培育有机统一起来,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避免行政权力过分挤压社会自主性空间的生长,也要让不断发育的社会机能能够直接作用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发展。[17]本文通过对各地方共青团组织构建枢纽型组织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第一,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属性,而不是社会属性。共青团构建枢纽型组织,要充分认识到工作属性和基点问题。枢纽型组织是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创新,而不涉及组织属性的改变,共青团组织作为党的青年群众组织的政治属性不会改变。同时,枢纽型组织的构建更大程度上推进了共青团社会职能的发挥,但也只是延伸了共青团的社会职能和社会服务,而不是借此来大包大揽政府的青年社会事务。这也涉及共青团组织的组织属性问题,从根本上,共青团是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政府部门。
第二,共青团成为枢纽型组织的地位是通过社会竞争获得的,而不是自我授权或是政府指定的。成为枢纽靠什么?枢纽是指那些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组织具有资源上的调配作用、业务上的引领作用、服务上的骨干作用的大型组织。因此,共青团组织要摒弃一种与生俱来的“组织优越感”和长期以来的官僚色彩,要通过建立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和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来获得“枢纽”的地位。
第三,枢纽型组织的形态是过渡形态,而不是最终形态。枢纽型组织构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也是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形态。当社会组织发育成熟之时,公民社会成熟之际,“枢纽”的使命也即完成。
第四,构建枢纽型组织的方式是整合资源,而不是“另起炉灶”、“另立门户”。共青团从诞生之时起,就一直发挥着枢纽作用,只是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枢纽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对枢纽进行重构和升级。因此,枢纽型组织构建同原有的共青团工作一脉相承,要在有机结合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枢纽型组织的构建。可以说,枢纽型组织不单单是要新建新阵地,成立新机构,而是更多地整合原有的工作、资源和阵地。
第五,构建枢纽型组织的重点是分类引导,而不是统一模式、一个模板。构建枢纽型组织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也没有非常成熟的样板,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最关键的是要遵循社会生长规律。因为社会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当社会已经具备了自我组织且组织较为发达的时候,枢纽型组织建设才能够开展。因此,枢纽型组织建设不能违背规律,也不能强制推进,更不能逆反而行。
[1]王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本文系共青团中央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一般课题“枢纽型社会组织构建与共青团转型”(课题编号2013YB277)的阶段性成果。
[2]王劲颖:《关于枢纽组织的探讨》,载《党政论坛》,2008(12),36~37页。
[3]彭善民:《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自主管理创新》,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65页。
[4]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1),78页。
[5]郑长忠:《走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8),19页。
[6]李路路:《“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13页。
[7]胡献忠:《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共青团功能的实现》,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2),38页。
[8]陆昊在共青团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月10日。
[9]蔡禾:《社会管理创新与共青团工作转型》,http:。gdcyl。ArticleSho?ArticleID=131594。
[10][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1]李璐:《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3),49页。
[12]冯志明:《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浅探》,载《思想教育研究》,2011(10),88页。
[14]汪洋在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2月27日。
[15]曾颖如:《建设枢纽型组织:探寻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载《南方日报》,2012-09-08。
[16]郑长忠:《从打破体制性区隔到构建枢纽型组织》,载《中国青年研究》,2011(10),42页。
[17]吕雪峰:《在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凝聚青年社会力量——对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发展枢纽式管理的考察》,载《社团管理研究》,2011(7),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