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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02（第7页）

如上所述，工学团的教育活动最能体现生活性。没有校舍的教育不是给只能依靠校舍的教育敲起了某种警钟吗？

附在这篇文章后的“记者的话”（编辑：户冢廉）这样说道：

“世界新教育运动的一项，的确是应该登载介绍世界新教育联盟及其加盟各国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从正在编辑中的岸本先生处我看到了4月份参观儿童之村的中国新教育运动家们主办的杂志，了解到在某些文明国家，该运动的出发点是观念性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至上的。与此相比，中国的运动实质，是从全体国民生活的整体需要出发的，是炽热的。我随即求岸本先生要了那篇稿件[70]。真希望看看在中国这样特殊的、遭人**的国家里，先知先觉者是怎样活动的。“

（二）与“工学团”同感

通过《生活学校》创刊号，陶行知与小先生的活动才首次广泛地介绍给日本的教师。生活缀方运动的成员，国分一太郎[71]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主要是为识字运动而开展的‘小先生制’，在缺少文化的乡村，通过孩子对大人的启蒙这件事经我认真考虑后，终于明白了这一道理。因此，昭和14年（1939年）我去广东时，巡视了市内的旧书店，专门寻找陶先生和他的学生著的书；去广东的乡村学校时，也曾大量地收集过有关陶先生的资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了，有了，简直高兴极了。于是在拙著《战地的孩子》（昭和15年）中写入了‘小先生’的事情，在杂志《教室》（原名《教育·国语教育》）上也介绍了陶先生。从陶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儿童文化协会编的《今日之儿童》一书中，摘录了中国儿童文化分类，在昭和15年（1940年）发行的，西村书店出版的《儿童文化》上作了报导。就这样，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他广泛而丰富的实践，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在内地早就在深入思考我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付诸实践，这使我十分惊叹。”[72]

昭和9年（1934年）4月，一个自称陶行知的学生，名叫叶维奏的人，参观了儿童之村的小学。人们对他不甚了解。当时来了许多留学生，叶维奏好像也是留学生，到底是“中华民国”的留学生还是“伪满”的留学生，搞不清楚。听了这位中国来访者的一席话，户冢、牧泽两先生对陶行知的经历记录了一个大概。以前说是北京大学教授，又说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均有误。总之，由于这位来访者的一席话，使儿童之村小学里的人，对上海工学团的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关心，池袋与上海开始了交流。据说不久，在上海生活教育社的同人杂志《生活教育》上，介绍了儿童之村小学的活动。户冢先生说，当时从上海寄往池袋，同这里的《生活学校》编辑部交换的刊物，由同人中对中国问题最为热心的牧泽先生负责加以汇集，但由于《生活学校》的有关人员遭到镇压，牧泽先生去世等原因，使这些资料差不多全部丢失了。

载有牧泽先生文章和“记者的对话”的同页上，有一栏目名为“儿童之村——孩子们的小品”（执笔：松村元）的“插话”，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满洲国[73]的孩子

“我一到上海，就看见中国人不管在电车里或路上，满不在乎地随地吐痰。”

“先生，您错了。不对，不是那样的。”满洲国[74]的光明君，生气地加以否认。

“北方我不知道，然而南方可脏呀！”我马上又说。

“哈尔滨不是那样，北平也不是那样，奉天[75]稍有一点。”

这在孩子的心里，回**起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吧！中国的军阀不进行抗日战争，就连天真而稚气的孩子，也都沉默了。[76]

晓庄师范学校遭到镇压后，被迫解散了。既然管理中心在校舍，学校一被封闭，教育机能也就完全消失了。然而，工学团这样的学校却没有专门修建校舍，而是在农家、木工场等，凡是孩子能够进行活动的地方，就是教育的场所。同时，孩子是孩子的先生，这自不必说，也还是大人的先生。学校是“没有校舍的学校”，“教师有充分自由的学校”。这样，无论是从上面或从外界受到干扰，也是“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即便受到压制，教育的机能也会在各分散处不断地继续下去。工学团并不注重学校的设施、设备和在这个范围内对孩子们的纪律约束，而是主张实际的生活能使孩子们自己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这才是根本的目的。陶行知“发明”的工学团这种形式，无疑是给予在反动政治下去实践生活教育的一种鼓励与规劝。——在牧泽先生的文章里，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和其实践流露出强烈的同感。

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和财政困难，池袋“儿童之村”小学在1936年被迫解散了。同人杂志《生活学校》勉强维持发行到1938年8月，终于在强化的管制和压迫下停刊了。

日本全面战争的前夜，东京池袋与上海郊外之间一度架起了往来的桥梁，我准备把它的过程写进“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中。

（三）包含“生活”意义的工作

1932年10月，山海工学团创办的前后，陶行知组织起生活教育社，创办了杂志《生活教育》（半月刊）。该杂志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书店负责人邹韬奋。

陶行知自晓庄师范时代开始，就主张推到隔离学校和社会之墙，把生活本身作为教育的现场，以自然、社会现象为教材。生活教育是在当时晓庄师范以陶为中心组织的研讨教育问题小组和乡村教育先锋团的基础上结成的。另一方面，邹韬奋自1925年以来，把一直拥有众多读者的《生活》周刊作为基础，于1932年开办了生活书店。从此，这个书店便担负起《生活教育》发行的重任。

《生活》周刊，本来是职业教育运动团体的机关杂志。其任务是：向全国读者介绍有关职业的指导和提供信息。但是，到了南京蒋介石政权成立，和他推行反共政策，对苏区多次进行军事扫**时期，城市、乡村便出现大量“失学”青年。他们在《生活》周刊上，大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向社会提出疑问。“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逐渐把实现民主和抗日作为宗旨，愤怒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这难免不表现在他答读者问的字里行间。广大读者以此刊为政治教育的活教材，培养自己对时局的认识。以失学而又无固定职业的青年为中心，在“读者与编辑”一栏里，相互不断交流思想。周刊以15万份的发行量创造了中国新闻事业界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1933年1月，邹韬奋和鲁迅一起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6月，该盟副会长、国民党员杨铨[77]遭国民党暗杀。在举行杨铨的葬礼时，对准备前去参加的鲁迅，有人劝告他很危险，最好不去。然而，鲁迅还是不顾一切参加了葬礼。据说他出门时，连自己家里的钥匙都没有带。6月下旬，邹韬奋去海外旅行。12月《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邹韬奋在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1934年夏，去莫斯科访问了4个星期。1935年考察美国各地，同年8月下旬回国。《生活》周刊停刊以后，到1934年改换发行《新生》周刊（编辑：杜重远），保持了每期10万份的发行量。然而，在1935年5月4日发行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登载的随笔《闲话皇帝》，招惹出“笔祸”，当事者被捕，《新生》周刊被封。原因是监督违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即所谓“敦睦邦交”令言论的当局，认为不该登载侮辱日本天皇的文章。邹韬奋归国后，继《新生》周刊，11月又编辑发行了周刊《大众生活》。

1932年底开始由生活教育社编辑出版的杂志《生活教育》，现在看来1933年全年的《生活》周刊，以及从1935年秋到1936年的《大众生活》周刊均是由生活书店发行的。

杂志《生活教育》赠送给池袋儿童之村小学，是1934到1935年这个时期。生活教育社同人内部，在这本杂志上开展了“生活教育”的争论。我还未将该杂志弄到手，就在收集该杂志文章的《生活教育论集》（1937年4月生活书店发行）上，了解到该杂志上所讨论的内容。这场讨论是由同人对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批评引起的。问题提出者满力涛，是刘季平的笔名。刘季平就是在前面介绍晓庄师范“校史简介”提及的那位中共党员。

批评里承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是蒋政权统治下的青年和大众所要求的教育。但是，把社会当作学校，通过生活本身接受教育的生活教育，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还缺乏具体途径。为此，批评者指出了陶的理论的“空想性”，要求生活教育的“科学化”。

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争——就是把“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翻了一个筋斗，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他又反对洋八股，即反对集洋化教育、封建主义和反共政策之大成的蒋介石的“读书救国论”，始终主张“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从晓庄时代到山海工学团，他的“生活”概念的内容有时也是唯心的，具体设想怎样的生活呢？在这点上往往表现暧昧。批评中指出的“空想性”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吧。但是，从他的出发点来看，我认为他的从生活，即他对经验主义理论的乐观，使他产生了对“生活”的依赖。

自生活教育社同人内部提出批评以后，行知在1936年写的文章中说：

“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应当说，从这里可以看到“生活”概念内容的深化发展。而且，这个“生活”的质的变化，是通过他本人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支持的。生活教育论者陶行知，1935年下半年之后，通过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他在运动过程中新的质的实践，来继续锤炼“生活”概念的。批评家所谓的“空想性”，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计划发行区别于月刊《职业与教育》的周刊杂志时，想到用“生活”为题名的，据说是杨卫玉副社长。《生活》周刊被封后出版的刊物又取名为《大众生活》《生活日报》，还有《生活期刊》。看看这些就能清楚地知道邹韬奋非常喜爱“生活”一词，这是不能用其他语言代替的。就是遭到蒋介石“黑手”的攻击和破坏也不畏惧。他又重新举起倒下去的“生活”之旗，并且又得到读者的支持。

（杨畅译）

[1]本文节选自《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

[2]陶行知：《儿童四大自由》，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33页。

[3]陶行知：《社会大学颂》，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3页。

[4]陶行知：《哈恰图梁先生纪念词》，载《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