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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第3页）

全家从休宁回乡后，陶行知的母亲在崇一学堂做勤杂工（烧水做饭等）。陶行知边帮助父亲务农，有时进城卖菜去看望母亲并帮助母亲劳动。这时他被唐进贤看中，劝其母送陶行知入崇一学堂学习。唐进贤考虑到陶家的经济状况，决定免收其学费及住宿费。而当时陶行知的父亲染上了鸦片瘾。因其身衰体弱，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陶行知不得不帮助耕种，但得知陶行知进入崇一学堂学习后，大喜过望，并借此机会忍受煎熬，戒掉鸦片而支持陶行知学习[44]。

崇一学堂招收的基本上是由基督教教徒推荐的学生，所以学生人数不太多。陶行知入学时在籍学生仅有18人，其中有的后来成为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如历任中央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及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范五，成为同学的还有后来陶行知的合作者：安徽公学校长姚文采、新安画派代表画家汪采白，此外还有朱家治以及后为妹妹陶文渼丈夫的张之一等人。陶行知与洪范五、姚文采同住一个寝室，此外陶行知与翻译章觉甫也建立了良好关系。[45]

当时崇一学堂是所3年制的中等学校，所学课程如下[46]。

从上述唐进贤同胡先生的谈话可以看出，加强教育应该同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的知识。另外，并不进行基督教教义的教育，既表明了唐进贤招收非教徒弟子的意向，也表明了他的所谓以教会为中心的传教活动须与学堂的教育活动区别开来的思想，在上表中，“唐”是唐进贤亦即吉布斯；程是程修之，一位古典文学造诣很深的老师[47]。表中的所谓“格致”是当时物理、化学的总称。

（三）作为一个中国人

陶行知在1906年被编入崇一学堂二年级。同年级学生都接受了一年以上的教育，陶行知对教学科目仅是刚刚接触。他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学习，很快就赶上了同级学生。当时他的英语不行，刚好歙县有一个留学归来名叫严达的学者，陶行知托人介绍认识严先生后，利用业余时间求教英语。因此，他的英语成绩很快就赶了上来[48]。

另一方面，陶行知幼年起随父学习，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尤其是对诗歌更为关注，利用余暇拜访崇一学堂的教师程修之，学习唐诗。他自己选择的教材是同学汪采白之父汪纪修的藏书《唐诗三百选》。陶行知借来此书后，为自己所用。在抄写时且不说正文了，连卷首的缮写人、工姓名、出版者等字样都抄了下来。同学们看到这些，陶行知是书虫，是个迂夫子。程修之老师却颇称赞他对学习一丝不苟的态度[49]。今天笔者的手上有陶行知以后的书信、论文及散文的手稿，然而无论是手稿还是附笔，如同清样特别仔细。无论是对自己的学习、言论还是针对他人，他讲求的是责任感和认真，从这些生活态度的片断中可以窥知他的一生。

1907年深秋某日，陶行知为归还《唐诗三百选》而拜访汪纪修，汪曾这样问他：

“文濬，你读了不少唐诗。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你将成为一个诗人。那么你最推崇的是哪些诗人呢？”陶行知迟疑了一下回答说：“白杜。”“白杜？你是指白居易和杜甫啊！这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同，你对他们两人是怎样看的呢？”

“这两个诗虽不同，但多为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白诗通俗，杜诗沉郁，感染力非常强。”

听到这里，汪老先生赞叹不已[50]。

陶行知的大众诗是以“大众的耳朵做先生”[51]为原则，感染力很强。其大众诗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给人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大众诗的志向早在陶行知15岁的时候就开始萌生和酝酿了。

这种大众诗的志向，与陶行知以下的社会认识又息息相关。当时歙县县城东门外，有一座城隍庙。庙里有一座戏台，台上挂着一块横匾，上写“下观而化”四字。当时陶行知与其弟张国良以及几个少年前去游玩。张看到那块匾后问陶行知：“为何叫下观而化？”

陶行知答道：“台上演着劝善去恶的戏文，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使台下看戏的人受到了感化，存心做好人，这叫作‘下观而化’。但是如今官绅地痞，鱼肉人民，弄得人民不聊生，真是做人难，难做人。这块匾额不过是冠冕堂皇，欺骗人民束缚人心罢了。”

1906年的秋天，陶行知带领张及几个同学去郑村时，正好秋收已毕，正在举行祭祀。村口搭的舞台上正在演戏，台上挂着“五谷丰登”的横匾。张见此不能理解，问陶道：

“这上面为什么不写‘下观而化’呢？”

陶行知笑着答道：

“明明有‘下观而化’四个字显现着，怎么没看见呢？”“哎，真的没有啊！我怎么没看见呢？”“瞧，看清楚了吧！”陶行知牵着张的手，领他们在戏台底下穿梭般地绕了几圈，只见台底下摆着几张桌子，一群群的农民在那里，他们不看台上演戏，想干什么呢？

“瞧，你们看清了吧。今年是丰收年，搭台演戏还愿，庆祝五谷丰登。农民勉强交了地主的田租，交了管家的钱粮，剩下一点点血汗钱就被吸血鬼勾到了这里。干什么呢？”

“赌博？”

“是赌博！在这里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化掉。”

“那么，法律不是禁赌吗？官府为什么不来捉赌呢？”

陶行知说：“这就是在郑村发生的事。郑村有个豪绅名叫郑景贤。他会唱京戏，每次上台客串哄动各村农民把一年的血汗钱在赌博上化掉了。这就是真正的下观而化啊！”[52]

这里可以看出在他身上已开始萌发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信念，陶行知在宿舍的墙上写下了如下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53]

（四）亲民

陶行知1907年末（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54]毕业于崇一学堂。陶行知毕业后，唐进贤也离开了歙县，代替他的是一个姓马的传教士。崇一学堂作为中学堂招收了3期学员（共一年半）之后又被改组为小学堂。这是因为当时已完全废除了科举，各地相继创办了新式学校，即使在歙县也创办了中学堂和师范学堂，却没有小学堂，要求设立小学堂的呼声很高，因此崇一学堂才又改为小学堂。在改成小学堂后，方与严等开始执教。方后来在陶行知开展教育事业时，作为合作者给陶行知以很大支持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副司长之职。[55]

陶行知毕业后选择医学，这一志愿是建立在“作为中国人要为中国作贡献”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后来，他在进入金陵大学表述了以下的认识。

“亦可觇国民体之弱矣。矧将萎之木，枝叶必不茂；将涸之源，支流必不长；衰弱之父，生子必不强。中国人民虽庶，而患虚症者实繁。良以先天既弱，即无嗜好，多病已如李密，况更然颓风乎？华种之弱，有由来矣。”[56]

另外，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志在医学。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是因为中国人体质虚弱之结果。因此，只有学医才是民强国盛之基础。怀着为中国做出贡献这一意愿的陶行知，对医学救国的思想产生共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的医学志向形成与他的家庭及自身体质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前面曾说过，陶行知的姐姐宝珠幼年夭折，父亲吸鸦片损坏了身体，包括陶行知自己也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谢世，而陶行知的母亲身体很好，因此不能说这是母亲的遗传[57]，另外，陶行知年轻的时候体弱多病，例如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以及后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期，曾几次患重病[58]。这虽说是他自身的问题，但也可以认为这是他萌发学医之志的一种诱因。

1908年春，陶行知为投考广济医学堂，乘船到杭州。父亲陶位朝亲自送他到水蓝桥下船。陶行知在船上，想起为支持自己学习而忍受戒烟之苦的父亲，还有那苦心维持家计、全力支持自己的母亲，不由得两手覆面，泪如雨下。[59]

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涉世不深的少年美梦和使命感。广济医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该校规定学生信基督教的可有两年实习的机会，非基督教徒则无此权利[60]。陶行知对这种区别表示极大的愤慨，毅然决定退学，他在该校仅待了三天时间[61]。

陶行知此后离开杭州，再次回到歙县，自修英语[62]。但是，因为生活所迫，1909年投靠苏州的表兄，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后来他曾这样记述过：

“我18岁流落苏州的时候，我和表兄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艰难度日。”[63]

胸怀大志而离开故乡的陶行知，承受着一次次失望和挫折的痛苦，但他绝不能容忍广济医学堂的无理区别，而且在苏州不安定的生活，给了他深入了解人民大众生活现实的机会，从而大大加强了他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为中国作贡献”的使命感。有的文献曾这样记述过：

这样生活的苦难“逐步丰富和形成了他的‘爱民、亲民、为民、救民’的思想”。[64]

亲民，即亲近人民。而所谓亲近人民则意味着教化人民而不是压迫人民，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体察民情。这一思想是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后，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了国家的理想状态，而执着地追求的目标之一。[65]

结束语

从以上对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人格和思想形成的社会状况，他的家庭及周围的环境的考察，可以看出，陶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靠接受周围的人们援助才能继续学习。而其接受科学的态度，一边以自己成长的土壤为基础，即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一边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意识规范着自己的行为方向。陶行知既亲身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机构经管所进行的中国古典教育，而且又接触过具有中国社会“近代”化象征的洋学堂崇一学堂的教育，中国古典和西方近代教育贯穿合流于一体，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历，又是他既能接受中国古典又能接受西方科学的基础。他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贡献”的思想就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陶在这以后的1909年秋天，进入南京汇文书院，1911年进入改组后的金陵大学，成为文科第一期学员。在学校里，经过了1911年末到1912年初的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变革，形成了他的积极的自我思想。这一思想是童少年时期人格、思想形成的继续表现。

他一边注视着民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一边自问“共和国”真的成立了吗？并为实现真正的“共和国”而继续探索。在这一背景下，又由于自己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历，仍存在着民族危机感。他在金陵大学期间，与王阳明的思想产生共鸣，尤其是为王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所倾倒。这种思想认为：“天理”就在人的本性之中，所以，人的本性是至善的。“理”是内在标准，理在人心，理即良知。对内讲求于理，这就是“致良知”。而“知行合一”则是以上的综合统一。陶学习这种思想即把人们进步发展必然要求的“共和”价值为主体，对外能发挥其价值，希望把中国变革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此时，陶就认定，人是进化发展的主体，环境又可促进人们的进步与发展。他在吸收和解释王阳明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进化论等西洋思想。从陶在学生时代把名字文濬改为行知这一举动就可看出陶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是相当之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