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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第2页）

“大根（萝卜）对青菜是对的，与钟鼓的锣钹相对也行，但这次再用萝卜对绸缎可不适宜呀！”

“我这里所说的不是萝卜，而是Lou-bo呀！那些透明的薄丝织品俗称为罗[26]（luo）的，铂[27]（bo）则是一种贵重金属，指有很高价值的东西。而绸缎，其薄绢称为绸，厚绢称为缎，其意思是指高级的丝织品。那些绫罗绸缎是指熟绢、薄绢等丝织品，都是高级衣料，所以用绸缎对罗铂也是相称的。”

“啊，这个小和尚可真能！”

这时正在冥思苦想中的外公开口道：“小和尚你为什么老跟萝卜（luo-bo）过不去呢？”

“外公，舅舅，我想吃肉嘛，如果输了就不得不光吃萝卜呀[28]。”

可见此时陶行知就能非常自如地使用语言。

（三）正义与道理

吴尔宽的经馆里有个姓汪的学生[29]，比陶行知稍小，也是休宁县同学中歙县出身的。陶行知与他感情相投结拜为兄弟。汪年幼经常遭到休宁县的孩子们欺侮，但每次都得到陶行知的帮助。他后来经常把这一段经历对自己的孩子提及。1946年陶到沪[30]的时候，汪的儿子已成为上海的商人，其子转告陶来上海的消息后，汪马上来上海与陶欢聚，可见少年时代建立的感情之深厚。

在吴尔宽经馆读书第六年的某日，陶行知在一旁听吴与汪对读。吴讲的内容是“四书”中《孟子》一节。吴对汪是这样讲的：

中国上古时代有一个皇帝叫舜。他非常孝顺，是中国二十四孝子中排为第一孝子的人物。孟子的一个弟子曾这样问老师：“在舜帝时代有一个执法官，其执法之严非常有名，恪守法律条文的精神来处理一切事物。假如这时舜的父亲是一个杀人犯，作为皇帝舜，应该怎么办呢？”孟子答道：“即使是皇帝也不能枉法。”

弟子接着问：“舜是以孝道著称的皇帝。舜能够答应这个法官给自己的父亲处以死刑吗？”孟子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孟子答道：“如果是舜就应该退位，足履草鞋，负父而逃，隐姓埋名，舍弃天子之位以尽孝道。”孟子所教的孝道比皇帝宝座还重要。

吴说了这番话后，问汪：“还有什么问题吗？”汪说：“没有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陶行知说：“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哦，什么问题？”

“孟子说孝道比皇帝之位还重要，但天下的人如果都像舜那样，父亲犯了罪，又不忍以法律制裁他而负父潜逃，那么国家的法律又有何用呢？更何况舜是一国之尊，如果一个国家的皇帝为救父而践踏法律，岂不是为了孝道，却毁灭了正义。另外，舜如果舍弃了天子之位，也就应同平民一样必须遵纪守法，所以孟子的回答没有道理。”

吴回答不出，陶行知开始问倒了吴。

吴自此对陶行知刮目相看。他这天回到家里后，向全家人讲完此事，喜形于色地说：“这个小和尚将来一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31]

由此不难窥见陶行知少年时期跃动的活泼精神。

第三节接触西方与中国民众的思想

（一）新式学校

陶行知于1905年在接受了7年左右的传统教育后，离开了吴尔宽的经馆回到歙县[32]。父亲已被解除册书之职，仍回家务农。母亲也帮助农耕，后经友人介绍，到歙县基督教内地会的学校当帮佣。陶行知这时已有13岁，是一个好劳动力，但好学之心未泯。在父亲的支持下，经友人介绍，从师王藻，加深经学造诣，王藻是个贡生[33]，赏识陶行知的才能，欣然接受对读，并免收学费。当时王在航埠设立的经馆距黄潭源村有七八公里，但陶行知在帮助父亲劳动的同时，每隔二三天就登门求教[34]。1906年，陶行知进入基督教内地会中学（landMissionSchool）[35]“崇一学堂”学习[36]，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列强逐步加强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足迹遍及乡村各地。徽州一带有英国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活动，另外在芜湖地区美国的卫理公会派的活动昌盛，双方各以教育或医疗为中心，展开传教活动，信徒日益增多。

列强的这种文化侵略，与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爆发了1883年的中法战争及1894年的中日战争。在中法、中日两次战争中败北的中国，成为列强投资的对象，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混乱、阻碍民族资本增长的局面。另外，在国内展开了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与义和团联合，于1990年向列强宣战，但很快于1901年就败给美、法、英、德、日、俄等八国联军。9月签订“辛丑条约”，按39年分期支付赔款9亿8千万两银元。这样，清政府最终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基本上变成了半殖民地。

在这种背景下，陶行知进入了崇一学堂学习，也就在1906年前后，中国教育史上迎来了一个大转折的重要时期。

清政府自义和团运动后，在日俄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改变了人才培养策略，以1901年8月至9月的废八股兴洋学为中心，改变官吏录用制度，修改科举考试方法，以及颁布普遍设立学堂的法令等。但是，在这一阶段中，科举制度与洋学制度并存，显得模棱两可，这是由于学问与科举不可分离的传统思想扩展到中国社会的底层，根深蒂固[37]。

在各地学堂的设置过程中，清政府建立了各级学堂体系，着手于体系化工作。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初建新学制结构，其基本精神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另外，这一学制体现了中国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榜样的倾向。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部分的“立学总义章一”里，有如下记载[38]：

“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以日本1872年（明治五年）“学制”的附属文书《被仰出书》为基础的。

而且，自此至日俄战争后，掀起了日本留学热。在废除科举的次年（也是日本战胜俄国的第2年）的1906年，大约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39]。从科举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在日本开阔眼界，学习“近代”化，拯救被列强侵略而落后的祖国，表达了留学救国的热情。

因而，1905年进入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转折时期。该年在废除科举这一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同时，成立了国民教育的中央行政机关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早在1901年着手废除科举制度引进外国学校制度的时候，就曾预订从1906年起开始用10年的时间来进行彻底废除科举、完善学校教育制度的工作。但是到1905年，清政府就开始了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的工作，即通过修改科举制度，在强化和维持统治的前提下，开始谋求西方技术与科学教育[40]。

这些教育、人才录用制度的改革，使得1905年处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也就是说，自1904年日俄战争后，1905年5月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同年8月于东京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加之中国国内的革命势力抬头，废除科举，改革学制，动摇了清王朝的官僚统治结构，紧接着是1906年清政府发表的立宪声明等，因此，事实上应把1905年看成是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辛亥革命的初期。

陶行知童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陶行知此时进入崇一学堂，正是肩负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步入历史征途的一种个体表现。

（二）崇一学堂

崇一学堂是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G。N。吉布斯（G。N。Gibbs）[41]于1900年开设的。当初它是作为初等教育机关小学堂创办的，1905年改组成中等教育机关中学堂。正式名称是“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吉布斯的中国名字叫唐进贤。歙县一个如上所述对传统学问有着执着追求之地，又是一个佛教等宗教根深蒂固之地，而另外一个方面还是一个接受不同文化的场所。当时那里有很多基督教教徒。每逢周末礼拜，教徒们都聚集在此做祈祷。歙县内地会的传教士，因唐进贤的前任为救落水儿童而献身，深受当地人们信赖。唐进贤本人会说中文，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怀崇敬之情，因为在随中国教师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又平易近人地深入人们之中，与当地人密切交往，打成一片，为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唐牧师”[42]。

当时，歙县有一个姓胡的地主，县内各地均有他的土地和房屋。他也是与唐进贤交往甚密的人之一。唐进贤造访胡宅，谈起了办学校的设想。

“当今中国，列强进逼，面临着亡国危机。我们来此地传教是不忍看见中国灭亡。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崇敬之情，自己也正在学习，但是在中国仅仅依靠传统文化还是不行的。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就必须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引进西方科学教育。这就是我想办学堂的目的。不知胡先生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啊！那是好事！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好歹已悟出原因在于自己落后。据说日本就是在吸取西方科学之后才有如此强盛的，现在中国也吸取西方科学，国家必将强盛。承蒙唐牧师器重，如有用得着鄙人的地方，一定乐意效劳。”

“好！谢谢！不知城内大街对面的房屋是否有空的出租？”

“说什么租呀！便宜出让给您吧。”[43]

有教室和宿舍的崇一学堂就这样创立起来了，它在歙县是最早的洋学堂，校名就意味着唯一崇拜的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