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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第4页）

在上述思想形成过程中，陶为给国民展现“共和”的价值，促进“共和国民”的自我形成，大力开展有关宣传活动，结果之一是，由此而作出日后攻读教育学的决定，即金陵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66]。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杜威理论的过程中，仍然站在自己是中国人的立场上予以认识和吸收。

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以及他那尚未成熟但异常炽热的思想意识，是决定以后的人生及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由此出发，不难发现，它与日后经历各种摇摆、彷徨、飞跃和断绝，并在主体处于紧张关系的时代状况下所形成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

第二章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期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他出生于安徽省。金陵大学毕业后，于1914年赴美就学于伊利诺伊大学。后又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归国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介绍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后来，辞去职务，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毕生在野。随后，创建晓庄师范学校（1927—1930年），培养农村教师。提倡手脑并用的“工学团”运动（1931—1936年）。1939年创建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目标的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又致力于以培养建国力量为目的的社会大学（1916—1947年）。在这一过程中，创始了小先生运动。“工学团”时期，与日本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建立了交流关系。

陶逝世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被某些人批评为“改良主义者”。但在1981年纪念他诞辰90周年时又恢复了名誉，高度评价他是人民的教育家。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仅仅是开端，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回忆录的形式占多数，而其思想分析及理论研究在质量上尚有不足。

在日本，斋藤秋男先生为陶行知研究做了一系列工作。斋藤先生认为，对陶的研究，应以他在美国留学师从杜威为其思想出发点，在接受和克服杜威理论的模式中抓住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脉络。在这一模式中，所谓的接受和克服是难以抓住各个毫无联系的过程的。如果把“民族土壤的回归”视为陶自身的主体因素，并作为联系媒介来认定，那么就可以抓住陶行知内在的思想形成过程。

在这一模式里，以“欧洲和亚洲”的二分法为基点，通过“亚洲”所产生的对“欧洲”的内在克服这一近代史认识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时，“欧洲和亚洲”的二分法不是区分差异，而是价值序列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二分法。而且那是导致先验的二分法。通过“亚洲”所产生的对“欧洲”的内在克服是一种预定的命题。

这样的历史认识，就没有必要探询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的必然性。在那里，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此为起点，以后克服的过程就成为内在克服的过程。因此，在这一模式里，陶的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形成作为研究对象就不能置于应有的位置上。

我们认为，陶在接受杜威理论之前，就基本形成了接受其思想的“土壤”。对杜威理论的接受是以这块“土壤”为基础的。而且，那并不是单纯地接受，而是其“土壤”在对杜威理论加以修正、解释的同时，“土壤”自身从杜威理论中接受影响而逐渐成形。此两者，即在与中国历史现实中相斥，又根植于现实的新思想得以形成。陶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一边形成其思想，一边以其思想为对象，并通过实践给思想以活力，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种存贮于思想深处的，而且通过自己行动来表示的内心体验，是有别于杜威理论的。唯此才是“土壤”的内涵。陶的思想发展，不是“民族土壤的回归”，而是其“土壤”边根植，边解体，再构成，无穷尽的自我解体——创造的过程。这样，陶行知的思想形成以“欧洲和亚洲”这一相对的二分法为基础，来接受和克服杜威理论的模式，是不切合实际的。

第一节“共和国”的理想与现实

陶行知[67]于1909年秋进入南京汇文书院学习。1911年汇文书院改名为金陵大学，陶成为该校的文科第一期学员。当时，陶是一个政治热情很高的学生，尤其是对中国的君主制和民主政体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关心。[68]他的这种热心，是由其童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及思想所决定的。在其经历中，他出生于贫困家庭，靠他人援助方能继续学业，并且亲眼目睹了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也看到了地主的剥削、官僚的腐败以及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等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悲剧。[69]这时，他已深深具有“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70]的强烈意愿。

陶产生这种意愿的客观历史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继续遭受列强的侵略。自中法战争（1884年）、中日战争（1894年）及义和团运动（1900年）败给列强后，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列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一惨痛教训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和维持统治体制，改变培养人才策略，从而出现了下列变革。如1901年的科举改革，1904年根据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设立新式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以及奖励赴日留学等。在这一人才培养制度改革过程中，包括革命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逐步开始了从变法向革命方向的转变。即在追求体制改革这一政治课题完成的同时，开始了从支撑科举的价值观向与中国解放相连的近代科学观的知识世界转换的思想运动。

另外，义和团失败后的半殖民地形成和列强的侵略，在人民中间自觉产生出民族危机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救亡图存运动。再者，义和团失败后政府赔款所造成的人民负担，在各大城市接连不断的经济恐慌带来了人民的穷困潦倒。加之，为了所谓的立宪的增税，如同雪上加霜，引起了民众运动的激化。这时，清朝满族统治者支配其他不同民族人民的封建体制已开始没落崩溃，汉族人民的灭满兴汉思想也以运动的形式公开化。

以上是国内历史背景的一个方面。在国外，海外留学生的活动也蓬勃展开，特别是日本已成为当时革命派活动的据点。许多留学生参加了革命派，1905年在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孙文就任总裁。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即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后的10月，以武昌为发源地，爆发了辛亥革命，于第二年即1912年1月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孙文就任大总统。至此，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度制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在否定君主制的基础上采用了民主政治体制。当初，在长期承受压抑的人民心里，有一种极大的精神解放感。然而，时代弄人，在成立中华民国而清朝灭亡之后的1912年2月，袁世凯取代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推行反革命路线，革命派自己组织起来的解放大众的力量无法进行革命事业，而旧体制内改良主义官僚们借机卷土重来，辛亥革命土崩瓦解。

陶目睹如此历史演变事实深感痛心失望。他说：“爆竹声喧，桃花颂献，旗悬五色，乐奏八音。此非吾校庆祝民国三年元旦之盛景乎？我之好祥，奚不如入？然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逢故旧欲致吉利语，而嗫嚅不能启口。视此国家，对兹社会，皆哀有余，而乐不足。”[73]

陶置身于当时中国由革命向反革命演变的历史现实之中，观此而自问：需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吗？回答是必须建立。现实及思想上的认识，使他更加坚定了建立真正的“共和国”的理想。

陶把自己追求的“共和国”理想具体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也称“民胞”），认为支撑这些基本思想的是天赋人权。陶对此指出：

“男女同赋人权，本无尊卑贵贱可言”[74]，“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75]

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必须采用人民主权主义的政治体制。陶对此论述如下。

“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人民自治以谋人民之福利，此林肯氏之概念，实共和改治之圭臬焉。”[76]

陶的这种“共和国”理想，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其基点是从“家”的观念出发，以“和”的精神为基础。基于上述想法，他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理想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他论述如下。

“故共和主义以博爱为社会组织之大本，而以兄弟视其分子。”[77]

可见这里的“博爱”是以兄弟之情为基本的。接受了这一点，再把与“家”和“国”的关系说明如下：

“一国和而后国治，一家和而后家齐。”[78]

治家之家，具有兄弟姐妹之情爱。人人之人民，具有为他人之心，而齐心合力国家强盛。这乃是“共和之三大信条”的根本。而且，陶视家之情为自然的感情，人民是自然而然的人。在这一基础上，家必“和”。也正如陶所指出的那样：“家如是，国何独不然？”[79]如此，一国之国“和”，势在必然。然而，现实未能实现的原因是，有称为“国之本”的人民之中的每人的思想、感情等等内在的问题；而且，以家庭情爱之“和”为根本的感情是人民自然形成之源，因此有妨碍其发现的政治，特别是统治者、领袖的问题。在这里，不难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观念。陶既从形式上抓住了中华民国所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又从本质上探究其原因，归结到人民及领袖个人的自身问题上。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时期，对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诸说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研究，并为之倾倒，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为此而把学生时代的“文濬”之名改为“知行”，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神”，就是以王阳明的《传习录》为基础而写出的理解之作。[80]陶开始注重王阳明思想的原因是：有些日本留学回国者向陶言及，在日本对王阳明思想评价很高，认为其思想可与欧化思想相媲美，并兴起了阳明学的热潮。对日本近代化及民主政体极为关注的陶行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为之震动。其后，就沉浸于王阳明著作的研习之中。[81]另一个原因是，金陵大学也有王阳明思想研究者给予指导，其中尤以F。G。亨克（F。G。Henke）[82]为多，使他开始就了解到王阳明的思想梗概。

王阳明的思想，基本上是由“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所构成的。这种思想认为，“心”就是“天理”，而“天理”在人的本性之中，所以，人的本性是至善的。“理”是内在标准，理在人心，理即良知。对内讲求于理，这就是“致良知”。而“知行合一”则是以上的综合统一。王阳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

第三节自制、自克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时期，以上述王阳明的学说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思想。

他把国家的问题还原于个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众人意志结合，以成社会邦国”[83]的社会国家观。其后，他以人民个人为论题做了以下论述：

“共和主义曰个人者，社会邦国之主人翁也。”[84]

那么，应怎样把握这个所谓的“共和”社会之个人呢？陶指出：“阳明子人皆可以为圣贤之义，实隐符近世共和对于个人之希望。”[85]

这里，陶表达了作为他理想的个人形态：即通过自己的力量，发现天赋之本性，来实现自我，以成为王阳明所谓的“圣贤”。陶又更为具体地指出：“天生蒸民，有智愚强弱之不同；其见诸事也，复有成败利钝之不同；共和主义亦不能否认之。然分金，金也；两金，金也；即至亿金，万金，亦金也。轻重不同，其为金则一。人虽贵贱贫富不同，其柔能强，愚能明之。价值则一。”[86]

陶在这里认为现实中民众之天赋各有差异，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其本质或“金的价值”则没有任何差异。在表示同一事物的天赋时之所以有差异，那是因为“金”的分量上有“轻重”不同而已。应该认识人的本质，即自我完善，实现“其柔能强，愚能明之”。

这里，能够看出陶的基本的世界观。任何人走向外界，即可发现自己内在的“价值”，实现自我。由此一来，具有“共和国”之“本”的人民就得以形成。而且认定，上述“金”的发现，与陶的现实认识相结合，就抓住了个人的现实面目与本来面目之间的内在不同点。

“当天黑云蔽天，两大昏晦，月未出而日遮蒙，霹雳一声，使生物得复明辨彼我者，电之光也。”[87]

在这里，通过“光”而“复明”的生物能够“辨彼我”。换言之，确信天赋予善性的人类个人，就进入了与天以及天赋予善性的现象世界的矛盾之中。而且，通过确信自我的本质，来认识自我内在的本来面目。认识天与现象世界的关系，就可以直接把握住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个人现实面目与本来面目的内在矛盾关系。陶把天与人类个人的关系混在一起，并非不作区分，而是抓住了二分法的关系。

陶认为这个二分法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天（本性的）与人类个人的外在关系，是展现本来面目与现实面目的人类个人内在关系的关系，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即在人类个人方面，一边把现实中的自己作为关系认识的主体，一边又把自己转化成被认识的客体。通过这些关系的认识，来发现现实中的自己和内心世界的自己，并克服现实中的自己，自己具有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实践的客体的双重关系。换言之，围绕人类个人的关系把握住内外的认识以及实践的主客体的双重关系结构。他说：“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88]“共和主义既承认个人有尽天职之价值”。[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