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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节选1（第1页）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节选）[1]

五、我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走平民教育之路

与“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相呼应，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平民教育浪潮也在掀起。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主张，“今日之教育”要“以人民为主义，以执政为公仆”，使“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够进学校读书。新学校应该与旧学校不同，应当为广泛的社会设立，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室、博物院都应该开放，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李大钊号召教育要走“庶民”的方向。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破特权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教育上的特权，使劳动人民不仅能劳动填饱肚皮，而且有现代精神的武装，知道自己应有的主人地位。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工人夜校、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是这种以教育促进劳动人民提高觉悟、促进政治运动的代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对有钱人上学读书，没钱人被关在学校大门之外的现象就进行了猛烈抨击：“依据国家状况，社会中坚力量，实在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但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觉悟不能提高，知识不能增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周世钊《湘江的怒吼》）毛泽东与学校附近的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的工人以及铁路公司、人力车夫、蔬菜小贩经常接触，留心观察访问，深感他们由于生活穷苦，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下决心要设法改变他们的处境。1917年，他倡导创办了一所工人夜学，用亲切、通俗的白话文张贴招生广告，组织一师同学挨家挨户去劝学。几天之内，就有120多人来报名。夜校开设了国文、算术、常识等三课程，注重教学内容与生活的联系，要求“教以历代之大事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强**学要调动学生兴趣。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始于1919年1月，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采用了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以人就学”的“学校教育”，一种是“所学就人”的社会教育，通过露天讲演、刊发出版物等方式，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对促成市民的政治醒悟，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起了明显作用。

在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是用力最著、坚持最久、形式最灵活，因而也是影响最大的。1920年陶行知的主要精力还放在进行南京高师的改革的时候，他曾邀请梁启超、胡适、陈衡哲等知名学者来讲课。有一晚，月皎星明，他和胡适以及好友王伯秋等人围坐在校园的草地上，畅谈着各人的志愿。伯秋问他：“知行，谈谈你的抱负？”

“我吗？”他沉吟半晌，很认真地回答道：“我的志愿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从那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就逐步转到平民教育上来了。在改良精神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家，有一些共同看法，他们认为：不先有平民的教育，就难以实现平民的政治，就不能组织和施行平民的政治制度。通过教育能改造社会，才能既使社会得到进步，又保持理性秩序。

陶行知发现，当时中国大概四万万人口，而其中最多只有八千万人能读书，有三万万二千万人不能读书，作为一个教育家，怎么能对此熟视无睹呢？1923年12月12日，夜里，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十多年的学校生活，给他的妹妹陶文溪写了一封信，记录了他这一夜的心绪：“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这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使所有人都平民化，通过平民教育来消除人与人的界限。他希望一方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阶级界限，如贫富、贵贱、老爷仆人、太太、丫头等，素来是不通气的，现在要让他们来一同读书，读同样的书，把他们沟通；另一方面，是要把深沟坚垒的各行各业打通。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都有恶魔把他们分得太严，这种彼此不通的局面也要打破。以前开办暑期学校，提倡职业学校，提倡男女同学，服务于中华教育改进社，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但他相信，大规模实行这一主张无过于平民教育，平民教育一来，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就要降临了。

提倡平民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培养共和国的人民，沟通人民的意见，使之和衷共济。而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陶行知认为，现在中国注重社会改造的人渐渐地增加，是一件很可庆幸的事，但是总觉得肯在近处着手的还是太少。我们要想做近处着手的工夫，最要紧的是划分范围，确定责任。社会的范围可大可小。大而言之，社会就是全世界；小一点就是一国；再小就是一省、一县、一城，再小就是我们最近的环境，在我们前后左右的邻居。他说，要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最好是从我们最近的环境入手，逐渐地推广出去。我们最近的环境要改造的也很多。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能放弃的。但是，要人们意见沟通，和衷共济，就要靠文字的作用，而现在有85％以上的人不识字，怎么能沟通、建立共和精神呢？所以解决人民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基本问题。所以他说：“平民教育是平常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经费教导年长人民读书识字爱国做好人。”以教人民读书识字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

1921年，经陶行知等人的奔忙和筹建，南京高等师范扩建为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授、教育科主任。这年9月，当年哥伦比亚的导师孟禄教授来华考察，他陪他在多处讲演、充任翻译，并随他先后到广东、上海、福建等地考察，到上海、南京、广东、杭州、济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教育调查，历时4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撰写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教育情况统计材料。

1919年1月，陶行知参加了由江苏教育学会、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共组的新教育共进社，任该社社刊《新教育》的南京高师代表。1921年11月，《新教育》主干（主编）蒋梦麟赴美考察，陶行知被聘为主编。这年12月，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开会讨论合并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主任干事。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谋求教育改进为宗旨，尤重视欧美教育状况的介绍，曾推行过“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和“道尔顿制”等心理、教育方法，该社请杜威和孟禄担任名誉董事，按各类学校如高、中、初等教育，和学科如数、理、化等下设32个委员会，对形成新学制、尝试新教育方法起过很大作用。

1922年5月，陶行知与胡适、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陶盂和、丁文江等17人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个“好政府”，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出了建立“好政府”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府”，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由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部设在北京，陶行知要主持日常工作，他已经不能再兼任东南大学的职务。1923年8月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全家迁至北京，并逐渐将全部精力扑在了平民教育上。这时候，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长子陶宏8岁，次子陶晓光5岁，三子陶刚3岁，1924年底，又添了第四个儿子陶城。

2。平民读书处

平民教育的理想是恢宏的，可实现起来却是极为艰难的。在中国，自古以来虽重视读书，但对不读书不识字却不以为不好。所以陶行知说，现在首先要造成一种舆论，以不读书为耻。如像从前，不以小脚为耻，现在经大家一提倡，渐以小脚为可耻了。所以我们非以不识字为可耻，则平民教育是决不易普及的。一定要到家里有一个人不能读书，学校夫役有一个人不能读书，或是学校附近区城有一个人不能读书，则大家皆以为可耻了，则平民教育，庶乎有普及希望。

用于律人，他首先律己。他教他的儿子识字，也教他的老母识字。平时他很少时间在家，始终在外奔波，就是给家人写信也是很少的。可是写信时也不忘记劝导老母识字。1923年10月17日写给母亲、妻儿和妹妹的信末，特别提到：“知行希望母亲抽空学这部《平民千字课》，可由文漠教。一来当作娱老之法，二来可以有提倡之效，三来知行写信，母亲自己也会看了。岂不好吗？”

1923年10月，陶行知和胡适在杭州旅行，谈到平民教育的事情，知道胡适府上佣人不识字，他便随即写信给胡适夫人：“适之曾经谈起府上的车夫吴二可以做教员，就请吴二教别的佣人好不好？我以为不但吴二可以教，祖儿或者也可以教几课咧。我家陶红教小桃，很有效力。桃红一面学，一面就教小桃。”同时寄去了识字课本。

这年12月，陶行知到南京栖霞寺游玩，了解到寺里还有四五个和尚不识字。他走进正殿的时候，看见一个和尚叫作慧空的，在那里看《封神榜》。便对他说：“和尚要修行成佛，不会念经，可以吗？”和尚回答说不可以。他又问：“要念经念得好，不会读书可以吗？”和尚说不可以。于是他便入了主题：“你们庙里还有四五位和尚不识字，就不会念经，不会念经就不能成佛；大和尚何不去超度他们呢？”然后他把他们平民识字教本的效果对和尚说了，并告诉他，如果能把全庙的和尚、俗工教得个个识字读书，考过及格，就可以给他平民教师证书。这位和尚很乐意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平民教育进入了和尚庙里。

当天，由一位姓张的向导领他和另一位罗先生游山。陶行知知道张不识字，便一路游山，一路劝他识字。张大哥觉得有趣，但又没有教师。回来的第二天，陶行知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教师：

张大哥：昨天承老哥领罗先生和我游山，非常感激。我看老哥行事，听老哥谈话，觉得你是一个很明理的人，也是一个很顾家的人，老哥虽不识字，却是比那些识字的人好得多。临别的时候，你说愿读《平民千字课》，并愿意读后还教一个别的人。这个意思很好。我现在寄上《平民千字课》一本。老哥读会了，就请再教一个别的人。谁要读这部书，一定要立志再教一个别人读。老哥自己可以请一位和尚教你。老哥读了四本之后，务必请你自己写一封信告诉我。我的通信处是：北京西四牌楼中华教育改进社。

祝老哥平安，健康，快乐！

知行

1923年12月，陶行知在外省市做了很长的一段宣传鼓动回到北京后，即鼓动梁启超、胡适等朋友也在家里成立了平民读书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也受鼓动做了读书处处长。一天，他到蒋梦麟的家里，鼓动他也在家里设立平民读书处。蒋面露难色，陶便问：“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笑笑说：“错是不错。”陶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你如无暇，我来代你训练助教，只需老兄下一命令：‘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我就有办法。”说罢，陶行知就找了蒋的兄长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进来，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即刻去教老妈子和车夫，高兴得很。蒋梦麟看到这一切，微笑着由衷地表示敬佩：“你很有传教精神。”陶行知回答说：“这是我们教育者的使命，我们远渡重洋去学习教育，就是为了回来报效祖国。我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陶行知还说过，搞平民教育的人，要像杭州灵隐寺的罗汉，天发慈悲，救苦救难，超度众生，做活罗汉。1923年的双十节，他想到的是，十字代表十字架。十字架有牺牲之意义。他在给金鸣岐的信中说，搞平民教育任重而道远，没有铁肩和宏毅的决心是不行的，我们都要立志硬起肩膀来，为民族肩负双倍的十字架。

3。《平民千字课》

要推行平民读书识字运动，就要有一本教材。平民读书运动不仅在形式上是一种新创造，在内容上他也要力图体现时代特征，而不是去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以及《论语》《孟子》那些东西。他要以新编教材取代《三字经》等那一套。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熊秉三夫人，熊秉三，湖南人，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时，曾和梁启超拥袁组成内阁，任国务总理大臣兼财政总长，1917年曾任段祺瑞政府军政院院长）、晏阳初等人筹备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数月间，全国不少省份相继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有思想、符合成人识字规律的课本就成为当务之急了。于是这年8月，陶行知便和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经过紧张奋战，合编了《平民千字课》课本，适应了当时急迫的、广泛的需要。当时各处成立平民学校，多至数百所，收容不识字文盲，多至千余乃至万余人，五六年间，《平民千字课》售出约有三百余万册。三百万在现在也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而在当时，那样轰轰烈烈，差不多可说是全民运动了。

《平民千字课》的宗旨有三条：

（1）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态度；

（2）训练处理家常信札、帐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

（3）培养继续读书看报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

在编这套书前，他们曾专门请几位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把人生和共和国国民应有的精神态度分析出来，从中选了数十条作为全书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发扬国民性的优点；二是弥补国民性的缺点，确定的最主要的目标有四方面：自主的精神，互助的精神，涵养的精神，改革的精神。全书共96课，计划用96天，每天一个小时就能教完。书中字词的选择是请陈鹤琴主持编辑的。陈用了一年半的功夫搞了一本《字汇》，在一百万字的材料中发现出现一百零一次以上的字有1165个，《平民千字课》的字词来源就是这本字汇。96课内容，涉及面很广，有关读书学习、文明礼貌、热爱劳动、知法守法、经济金融、科学卫生、民主向上、历史文化等内容，其中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爱国歌》《尽力中华》《郑和下西洋》《岳飞》《国旗歌》《顾亭林先生和他的母亲》《建设在民意上的中华民国（一、二）》《中华民国疆域歌（一、二、三）》都是这一主题。比如《爱国歌》是这样的：“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的爱他？要是你爱他，莫让人害他。等到人害他，更要你爱他，人如何害他？中华！中华！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的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