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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1页）

胡适和陶行知[1]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胡适与陶行知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巧合的是，他们还是同一个州府，（胡适的籍贯是安徽绩溪县和陶行知诞生于安徽歙县，在新中国前都属于安徽省徽州府），而且都是同一年出生（1891），同时他们都在美国求学，都是杜威的学生。胡适是1910年通过考试作为官派留学生进入美国学习，然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陶行知于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读书。1915年9月，他们两人都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胡适主修哲学，陶行知主修教育。他们于1917年返回中国，不久都成为大学教授。

虽然杜威这两个杰出的学生非常虔诚地相信他们老师的实验主义思想，但是他们回国后所走的政治路径却不一样。这是一篇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和他们个人政治前途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

约翰·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著名学者。在20世纪初，当实验主义思想在欧洲和美国广泛流行的时候，胡适和陶行知同时成为他的学生。他们都崇拜杜威和信仰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胡适经常说杜威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起的白话文写作运动，都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他赢得了声誉。在他提倡白话文写作的进程中，他最早的尝试是在诗歌写作上。

胡适开始写白话诗是在1916年的下半年，那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在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决定实验白话诗，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和朋友们讨论，一方面是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学术理论仅仅是一些假设，需要我们证明它们是真理。我的白话文学的理论只是一种假设，部分的假设（诸如小说、词、曲）已经被历史证明；还有部分（诗歌）仍然等待我们去实验。

1920年3月，胡适出版了他的诗歌集——诗歌尝试了新风格（尝试集）。在它的“作者前言”里（写于1919年），他说这本诗集里的诗歌是他在过去三年里践行“实验主义精神”的白话文诗歌的“实验报告”。不久后，他发表了论文《谈新诗》，提出了他关于新白话风格诗的音和韵律的观点。这是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一篇重要论文。朱自清曾经说：“这篇论文几乎成为诗的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胡适后来很少写新诗了，但是不能完全否认他在发起新诗方面的贡献。

陶行知开始写白话诗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一生写了近1000首白话诗，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诗人。他的诗生动、活泼，而且能传唱。诗人肖三曾经说，陶行知的诗不仅仅是闲谈：“陶行知写的诗反映了国家的困境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他还说：“陶行知的诗具有独特的风格，它们非常受欢迎。它们鼓舞人民和令人深思。”差不多所有的陶行知的诗都是关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为宣传人民群众而写的。他说他没有想成为一名诗人，他的诗仅仅是一种呼唤战士战斗的号角。

陶行知强调，他反对空洞的诗。在1935年和1936年间，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展了关于胡适的有关旅行广西的颂诗。有人称赞它，有人批评它。陶行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它，说它太空了，并且说：“我们应该明确不要写这样的诗。”

从美国回来后，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假设和证明方法总结为十个字的原则：“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到处宣传这个“科学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学者。

这个“科学方法”仅是在形式逻辑方面的一个思考模型，而且也是在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思考步骤。胡适把它介绍来中国是作为一种在学问方面的鼓励手段；在“五四”运动期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它在批评封建主义的教条思想和鼓励人们追求独立精神、反对封建主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胡适主张改造和怀疑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封建主义。他自己用这种方法探讨具体的问题，诸如考证，获得了良好的成果，一些成就超过了许多过去和当代的封建主义学者。

然而，这种方法只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一种：采取的验证办法仅是寻求验证过程，并不构成完整的认知过程。对于从事学问研究来说，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研究复杂事物是不够的。

作为历史学家，胡适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哲学研究历史，他是多元文化和偶然历史概念的提倡者。这种历史概念否认客观现实和结果，否认历史上必然性和关键性因素。这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由于受历史唯心主义和他的“十字方法论”的影响，胡适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受到了大大的限制，特别是在他研究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领域。例如，在他的禅宗史研究方面，他纠正了佛教历史材料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例如他对南部教派战胜北部教派胜利的分析是有意义的。但是他这种胜利归结于神慧和尚个人，他说是由于神慧愿意牺牲他个人的生活和他特别的才能。他没有看到佛教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几百年后，它进入了中国，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历史事件出现的关键性原因。这明显是因为它被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观的阻碍。胡适甚至宣传这样的理论：“一句话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沉浮。”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胡适花费近20年的时间研究《水经注》，他仔细考证了60多个不同版本的研究。他对中国的目录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推翻了戴震抄袭赵一清理论的观点，因此结束了一场一百多年前关于《水经注》复杂的学术之争。虽然胡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有价值的事情，然而，他很少获得新成果。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历史观和学术方法论的影响。

二

在政治上，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杜威来到中国。当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达上海时，胡适和陶行知在码头欢迎他。他们也陪同杜威去北京、天津和上海参观和演讲，并作为他的翻译和尽学生的职责。

杜威在中国停留了两年，在这期间，他到处宣传实验主义，具有很大影响。在他的一次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演讲中，他说，以前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意味着推翻现有的社会系统；另一个意味着全力保护现有的社会系统。但是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既不完全推翻也不全力保护现有的社会系统，相反，它主张“一点点的改革”和逐渐获得“大的意识转变”。他宣称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的目的是“避免革命危险”。因此“避免革命”是杜威的改良主义的本质。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很大，十月革命（1917）也在传播。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构成了一股逆流，产生了负面影响。

胡适深受杜威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返回中国后，宣称他20年不讲政治。但是仅2年，1919年，他说他决定尽力去讨论政治，因为他不能忍受听到有人喊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一次公开宣称他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比较了问题和主义，鼓励每个人放弃主义，仅讨论他们面前的实践问题。

在问题与主义争论形成后，胡适在8月24日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一周后又发表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在这些文章中，他谴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增加了“阶级仇恨”，在历史上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悲剧。他说：“文明不是创建在一时，它是一步一步创建的。进化不是突然发生在一夜之间，它的发生也是一步一步实现的。改革不能突然成功，它也是一步一步成功的。”从这些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专门宣讲杜威的改良主义的。他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目的在于用杜威的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当胡适和陶行知完成他们在美国的教育后返回中国时，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们都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希望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改革中国社会。那时，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当接近的。在1921年，胡适开始主张“好政府主义”。在1921年5月，他起草了《我们的政治纲领》，邀请李大钊、蔡元培和陶行知一起讨论。胡适和陶行知没有经常的联系或深厚的友谊。除了在杜威访问中国期间的合作外，这也是他们政治上合作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他们公布政治主张的目的是希望一些“好人”出来组成一个内阁，实现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们对不触及北洋军阀统治而实现逐步改革存在幻想。在那时，胡适经常在《努力周报》上提出要北洋军阀政府“裁军”“制定宪法”的思想等。1922年9月19日，“好人政府”正式被建立起来，王宠惠是代理总理。但是，它于11月29日再次被北洋军阀推翻了。后来，胡适承认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幻想就像“向老虎要它的皮”一样。陶行知在1931年写了《好人政府之最后一幕》。当“好人政府的戏剧”落幕时，陶行知反思了当时的条件，表现了他的觉醒。

胡适和陶行知改革的思想也反映在他们倡导的“教育救国”的理念中。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历史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希望通过教育的途径使国家独立、繁荣和强大。教育承担了重要责任去培养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它是推动我们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从来没有被忽略。但是，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当国家面对国内困难和外国入侵的时候，救国仅靠教育而不注重政治是不可行的。

实际上，胡适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教育岗位。虽然他没有系统地写教育，他表达了系列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观点，甚至推动了具体的教育改革。在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中，他起草和强**育的目的是发展个性和与生活相联系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条，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

胡适高度赞扬了美国大学在倡导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领导人才大量产生于欧洲和美国，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大学教育出来的。”因此，实现高等教育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为了实现学术独立、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我们必须实现教育独立。因此，他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是独立的发展教育。为了保证通过教育组织实现教育独立，他是欧洲和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在中国大学实行的最早支持者。在1917年冬，当时他是北京大学主管改革的负责人，他建议每个系都建立教授委员会去主持每个系的教学，然后，北京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建立教授委员会，实现“教授治校”的理念。

胡适和陶行知实现了非常重要的妇女教育。他们从美国返回后，积极鼓励女孩子上大学。1920年9月，胡适任教的北京大学、陶行知任教的南京高等师范，同时招收女孩子入学。这件事对妇女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但是胡适与陶行知“教育救国”的方式是不同的。胡适大力支持“通过学习和科学救国”。他始终鼓动年轻人忽略政治，集中力量做有用于人民的事。早在1915年1月，他还在美国读书时，当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摧毁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在美国的所有中国学生都义愤填膺。在那时，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这些学生，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学习和研究。我们不能让报纸上的争论阻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他还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做好自己的责任。他的这封信受到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一致谴责。

胡适返回中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加剧。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一股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涌现。胡适不赞同让学生参加斗争，他写了“爱国与求学”，“在国家混乱和外部刺激下，学生应该仅应该增加追求研究的热情和兴趣，不应该被喧闹的人群引诱。你的工作是使你有洞察力和才能。”当他在武昌大学做演讲时，他鼓励学生“关起门来学习而不是好管闲事”。

在1926年，当3月18日北京出现屠杀的时候，在上海大同学院和北京大学，胡适仍然鼓励“学习救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通过摇旗呐喊救国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投身学术研究的人，运用他们自己的清苦。”他还说：“无论我们想做什么，我们都不能没有学习……没有科学，战争和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严重了。但是胡适仍然坚持：“只有追求我们的学习才能救国”，“只有科学能救国”。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愤怒的抗日和救亡的吼声回响在整个国家。胡适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和“再论学生运动”，要求学生意识到他们的基本责任，在任何时候，继续努力发展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真正为国家服务奉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能力。

在解放战争期间，胡适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当反蒋反美学生运动达到**时，他仍然个人起草了一个通知，告诫学生不要为了政治目的牺牲了自己的学习。他反复要求学生多买些书，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几十年来，胡适总是让学生远离政治，走一条科学救国之路。

无疑，学生的使命是勤奋学习。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忽略了政治和斗争仅为他个人，即使后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又能期望他为国家服务吗？

陶行知的一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他从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后，真正想把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带到中国，为了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早些时候，他参加了改造中国教育的组织和提高中国人教育的平民教育组织，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建立了学习场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众教育成为风靡一时的事物。根据统计，在那时候，50万中国人为平民阅读《平民千字课》。那时，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平民百姓连饭也吃不饱，他们怎么能够愿意识字呢？大众教育运动最终没有持续下去。陶行知告诉他的朋友们：“我回国后，尽力实践杜威的教育理论。现在我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必须另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