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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2页）

在倡导大众教育一些年后，陶行知发现，大多数农民生活得非常苦，农村地区是中国改革的基础。因此，他决定去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以创造环境让农民能够识字。在1927年，他提倡“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培养大多数农民”。他想“筹建一百万元钱，召集一百万同志，建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乡村。”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1000元钱，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京市和平门外的晓庄建立了南京市实验乡村师范学校。

在晓庄，陶行知改变了杜威的口号——“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创造出自己的新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的萌芽。他说杜威的口号等于把社会移进学校，是多种多样的实验，它仅适合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是一个穷国，必须用穷的办法发展教育。围绕生活教育，陶行知采取了系列的教育方法，诸如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因此，晓庄师范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关于生活的，没有课外生活也没有生活以外的课程。

在陶行知的引导下，教师和学生在晓庄煮饭、种田、劳动、开办大众学校、夜晚站岗和警卫等，做他们自己的所有事情。教师们通过做教，学生们通过做学。陶说：“教学做合一是我们学校的座右铭。我们学校是建立在这个座右铭之上的。没有任何事情比正确理解它更重要。”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倡导手脑并用。他认为，仅没有目标的移动不是做，胡思乱想也不是做。只有思想和手一起实践，让想法要求身体的力量，想法与做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做。他甚至想：“如果每个人手脑并用，世界上就没有阶级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大自然能被征服，和谐的社会能被创造。”

教育不同于生活，也不等于生活。陶行知在晓庄用狭窄的生活经验代替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因此完全忽略了教育的任务。他几乎消灭了教育，他不能够突破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界限。当然，从反对不切实际的教育和“关门”办学的传统教育来说，他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国家处于内困恶化和外敌入侵的时候，教导年轻人走进和奋斗在实际社会中，从事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对于陶行知自己而言，由于他能够从事一些现实和劳苦大众相联系的工作，他的思想逐渐得到了改变，使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了变化。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建立了一个业余学校叫作“山海工学团”，招收农民和女工。这里不仅教他们读和写，而且也从事生产工作。他也创造了“小先生制”，让学生成为“小老师”，放学回家去教他们的父母、姐妹和邻居，被教的人再去教其他人。这种方式的教育传播得越来越广。“小先生制”不久就受到了农民特别是乡村妇女的欢迎。它快速传播到了全国的25个省市。1933年，陶行知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促进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夜校和识字班。其他人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运动。

1935年1月，就在陶行知积极在全国推进普及教育的时候，胡适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为华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

香港是东亚推行强制的普及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和有好的公共服务。它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可以很好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开展新交超过30年了，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开展强制的普及教育取得成功的。

读了上面的这条消息，陶行知立即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胡适，说：

按照胡适先生的建议，为了实施普及教育，一个地方必须有钱，有好的公共服务，与外国人有密切关系；在整个东亚，只有香港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只有香港能实施普及教育。好！让我们把全中国都变成香港，然后再心满意足的实施普及教育！

当然，无论是晓庄师范学校的“生活教育”，还是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制”，陶行知提倡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如他自己说的：“过去的几十年，虽然有时候我提倡大众教育，有时候提倡乡村教育，有时候提倡普及教育和人民教育，我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中国人获得知识，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人。”

直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才意识到他自己的“教育救国”理论是不可行的。因为他积极参与了抵制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每个大的方向上都被迫屈服于国民党，他的普及教育也不能继续推进。他告诉人们：“教育与政治分离这是在说谎。一个人不涉及政治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育工作与当时的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1938年11月，陶行知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推进普及教育为抗战增加力量和为建设国家奠定基础。”后来，他参加建立了中国的业余学校、生活大学、育才学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抗战。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为了抗战和建设国家。”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陶行知开始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积极参加反抗独裁统治和反对内战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陶行知和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参加了由重庆各团体举行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招待会。会议被国民党的特工破坏了，许多著名人士受伤。陶行知非常生气地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争取的。”

在陶行知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虽然他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突破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的局限，他没有遵循杜威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断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在中国教育史上，他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书写了光辉的篇章。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虽然他不能获得更多的成就，陶行知仍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三

胡适的观点基本上是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的敌人的。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坚持不抵抗主义。在1930年4月，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应该走那条路？》写道，中国人的敌人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这就是著名的“五鬼闹中华”理论，震动了整个中国。

陶行知那时在日本。了解到胡适的“五鬼闹中华”理论后，他写了一首诗——“贺胡适先生四十周岁”——批评他：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

在这首诗的前言，陶行知写道：“适之在近来关于当前事件的讨论有点离题了。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走那条路？》说中国有五个小鬼——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然而，放走了帝国主义的大魔鬼。”

陶行知一贯支持抗日斗争。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他立即动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回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在5月9日，南京各团体的6万人集会纪念国耻。陶行知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民族的困难和耻辱的历史，谴责中国的独裁者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他呼吁拒绝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废除二十一条。5月13日，南京学术联合协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举为协会主席。在1925年，在五卅运动期间，陶行知派遣大众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由各团体举行的后援五卅屠杀的会议，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大众学校的师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以表达愤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日本强盗今晚来了，我们如何打败他？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不要讲太多，拿起武器，冲！”

然而，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里，胡适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他和他的朋友大量时间聚集在一起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们组织了自我救国会，发表了一个反对抗日宣言。他们反对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主张采取措施预防可能的危险，高度赞扬“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精神。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一项背叛国家的耻辱协议。在6月19日，胡适发表了《论对日外交方针》，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和与日本的“和平条约”：“中国人可以自己调解让东北解除武装。”让我们国家的东北解除武装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当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陶行知写了首诗“同胡适博士唱和的国策”讽刺他：

九一八，九一八！

博士慷慨送礼，

我们撤退堪察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