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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3页）

九一八，九一八！

举起钢刀八十八，

刀刀杀死你！

1933年，当抗战已在长城沿线时，整个中华民族起来抗日，但是胡适仍然反对与日本战争。他说：“我自己的理智和训练不容许我支持战争。”他劝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做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没用，我们必须抹去所有的自以为是，我们必须培养开放的思想和宽容的心态，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国家准备30年的时间去勤奋工作和做小学生！”

当然，说到“训练”，胡适从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国内外的教育和影响。他年轻的时候研究过许多中国古籍，他深受老子的“妥协哲学”的影响，坚持“以弱胜强，以柔克刚”。1908年，胡适在上海新公学学习时，他写了一首《秋柳》的诗表达了他“弱者生存”的观点。在这首诗的前面可以读到：“秋天一日，我去了市郊，看到了所有的树都在落叶，除了弱柳能够在风中自由和平静的跳舞。这不正证明了老子所说的：‘弱者生存吗’？”

胡适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候被基督教的信条深深影响过。他认为耶稣面对罪恶的魔鬼的不抵抗主义与老子的“妥协哲学”是相似的。基督教信奉的面对压迫采取宽容的需求，增加了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念。

卢沟桥事变后，胡适开始仍对日本的和平谈判存有幻想。后来，当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全国各地抗日运动的风起云涌，他的态度最终逐渐改变。1938年12月27日，胡适在美国。12月29日，听到汪精卫逃到河内，想与日本谈判，他打电话给汪：“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趋向好转，我们应该同甘共苦，不放弃我们在过去18个月中的牺牲。六年来，我是反对战争的，这是你知道的。我现在反对在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平谈判。我希望你屈尊听听我的。”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胡适在那时是反对与日本和平谈判的和反对向日本投降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被蒋介石派遣，陶行知被全国多个救国联合会派遣，去欧洲和美洲进行人民外交，进行抗日宣传。胡适在1937年9月26日早上到达旧金山，下午在大中国剧院作了一次演讲。原来计划在10月1日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演讲。那天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知胡适他的演讲稿的语气太尖锐，要求胡适修改，但是胡适说宁可取消广播也不修改讲稿。结果，那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允许他原稿演讲。一些美国朋友听了胡适的广播后高度赞扬他的抗日精神。胡适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一道去拜访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总统解释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中国的抗日立场。

1936年8月，陶行知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新教育大会。会后，他待在国外两年多时间，在这期间他访问了28个国家，演讲，交朋友，游说各个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从华侨募集资金，取得了许多成果。曾经在洛杉矶的一次隆重集会上，他大声呼吁听众，请他们支持武器和弹药对抗日本的封锁。陶行知善于做群众工作，他与海外的劳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经常与他们一起研究抗日宣传的方式。

在1938年7月中旬，当胡适在欧洲做抗日宣传时，蒋介石发电报给他，请他去美国做中国大使。虽然胡适曾经说他不想做一个官员，但是为了抗日和国家面临的危机时刻，他最终同意任命，在一封给他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的国家就是青山。这个青山没有了，我们的孩子和后代将永远是奴隶。”

在11月，胡适到达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办公室。不久后，中国遭受国内前线的反复挫折，有些临时呼吁和平对话的声音。蒋介石私人电话给胡适，表达了希望美国和英国调停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和平对话，胡适电话回复说，反对任何和平对话，说中国应该在国际形势下等待机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变得复杂和混乱。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不断去北美多个地方演讲和作抗日宣传。在1942年的前4个月，他穿行了10000英里作了100多场演讲。他被听众给予好评。

胡适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现在他作为一个大使在关键时刻为国家肩负更重的责任，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久后他上任，在他的照片上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他朋友：

偶有几根白发，

心情微过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这首诗证明了胡适在国难面前的战斗精神。

四

胡适和陶行知每人走了自己的道路，表明了他们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态度。

1927年，国民党控制和巩固政权后，胡适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它。那时候，陶行知在建晓庄师范学校，是一个没有涉及政治的自由人。他想如果他认真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教育规则，他能继续他的教育事业。他在晓庄对教师和学生的政治信仰采取了自由的态度。晓庄学校里既有国民党成员、国家主义分子，也有共产党员。在这些人中，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支持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事业，自然与他们走得很近。

1930年4月15日，晓庄学校的共产党员、教师与学生参加了反抗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游行。国民党当局长期对晓庄存有疑虑和不满。不久后，他们威胁陶行知，要求交出共产党名单和开除有麻烦的学生。陶行知断然拒绝。4月11日，国民党当局关了晓庄师范，逮捕了几十名教师和学生，通缉陶行知。因此，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

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在1929年3月，由于胡适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党化教育政策，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起了一场“人权”的讨论。他还率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诸如《人权与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批评国民党政府控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这些使国民党不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求当局拆开胡适的信件和告发他。在1929年11月，教育部发出警告令给胡适，发表文章批评他，并禁止《人权论集》和《新月》杂志的出版发行。

虽然胡适批评国民党，实际上他不想颠覆它。他仅想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当胡适写《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时，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的观点，他的一些朋友担心他将遇到麻烦和不能发表，但是他坚持说：“我们想批评是自由的，可以批评国民党和批评孙中山。我们甚至可以批评上帝，而不仅是国民党和孙中山。”

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赞扬他。说他有远见和胆识。但是，同时“人权问题”的讨论被结束。胡适非常的生气，他于1931年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不理解政府抑制讨论，不信服；为了寻找“初步共识”，必须要“相互理解”。

这是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最大的冲突。除了这点外，胡适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所有主要政治问题，代表国民党的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胡适反对抵抗和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他被蒋介石青睐。10月初，蒋介石召见他，并“屈尊听取他关于全国的形势分析”。从这些可以看出，胡适与国民党高层建立了直接联系。在1932年，胡适提出了独立观。在一本杂志的介绍中他说：“我们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精神，我们不想依靠任何政党，我们不盲从任何已有的思想，我们将用负责任的讲话表达我们的观点。”

事实上，胡适继续发表独立观点的文章攻击与日本的妥协政策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1933年2月19日，他发表了《人权与保障》的文章，反对提出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的人权保障的中国法律的建设，强调国民党政府有权惩罚颠覆政府或反政府的所有行为。他公开反对释放在国民党政府监狱里的共产党，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政策。

自然地，国民党非常感激他。3月末，行政院长汪精卫写信给胡适，请他做教育部长。胡适写信回道：“我在政府外比在政府内为国家做的更多。”他还说：“我想保留一点独立的身份，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无私的和无党派的人，以至于在某种关键事件中，我能为国家说一些有力的和公平话。”这些话表达了胡适站在国民党一边，代表国民党讲话。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发动了新的进攻。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一二·九”运动，呼唤抗日和救国的呐喊响彻整个中国。陶行知参加和发起组织了抗日联合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他提出了关于国家灾难教育的组织和规划，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和救国项目。在1937年7月，陶行知响应共产党号召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在香港发表了《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最低要求》，和沈钧儒及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建议国民党与红军签订和平协议，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对陶行知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抗日的建议非常不安。在11月，当救国会的领导人“七君子”被逮捕时，陶行知也是政府抓捕对象，幸运的是，那时他在国外，因此，没有被捕。

在1938年10月，当陶行知结束两年的国外抗战宣传后回国，蒋介石接见了他。不久后，有人请他去做三青团总干事，还有人邀请他做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但这些都被他拒绝了。

他想建立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但是教育部没有批准他的申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告诉他：“你的学生和朋友中间，有许多共产党。”陶行知回复道：“是否是共产党，他们没有刻在脸上，我无法知道。即使是共产党，如果他们是认真和能干的工人，他们致力于抗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有什么不对？”

教育部拒绝给他经费。他被迫自己筹集资金，在四川省的北锫建立学校。学生来自于避难所和孤儿院，他的目标是培养有前途的专业人才。这所学校得到了共产党的照顾和支持。因此，陶行知和共产党建立了直接联系，经常邀请共产党员来学校做报告。1944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了与共产党在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1946年7月，由于超额工作，他在上海突然去世。周恩来去悼念他说：“如果陶先生能讲话，我相信他一定申请加入共产党。”

胡适是71岁去世，比陶行知多活了16年。在他的晚期，胡适仍然坚持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观点。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是勤奋的。他出版了大量图书和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留给我们丰富的精神遗产。作为一个学者、教育家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对现代中国历史的贡献永远不会被忘记。

[1]原载《胡适和民主人士》，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