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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节选1（第2页）

对于陶行知等人的《平民千字课》有人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百姓，也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不能从根本上触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典琦（即李六如）在1924年1月的《中国青年》第15期发表的《评平民千字课》是很有代表性的：“平民千字课……精神上太坏了一些。直率一点说，简直是违反了平民教育的精神和民主政治的原则……和《太上感应篇》一般，消极的劝善，劝人当隐士，劝人修来世、劝人只做家务、不做国事，劝人爱仇如己，无异于说，不可以爱国精神，抵抗外国的精神，劝人独善其身，对国家社会无为而听其自在……”对这种批评，我们不能去一一对照分析探讨，只引上文批评到的“劝人当隐士”的课文内容，作为历史评判的引子：

渔翁生活，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很是可爱。从前有一位先生。作了一首江雪诗，把雪中钓鱼的事，写得很有兴味。我们可以读读。这首诗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们读了这首诗，可以想想：那大雪天气，山上不见飞鸟，路上不见行人，独有一只小船，一个渔翁，穿着蓑衣，戴了箬笠，在江上钓鱼。这时候好像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了，这是何等独立的精神。真是平常人做不到，想不到的。

有的，则对整个平民教育提出了疑问。萧楚女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中说道：“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即令有效，也不过是多使平民认识得几个字，因而多使平民添得几分烦恼苦病而已！”

李、肖的这种批评，有远见的一面。当陶行知的思想发展以后，他也就首先强调生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了。但当时他无力去解决这样的矛盾，况且还有些三流小报造他的谣言，说他没有真本领，只会瞎咋呼，说他根底差，只会写“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一类的小诗。他考虑的是怎样使自己的灵魂与人民大众的灵魂沟通。面对各种非议，1923年12月他写了一首题为《敲门》的诗，算是答复：

打破了铜墙铁壁一万重，跑出个光明磊落的灵魂，站在您的心前敲门。

要拜会您的灵魂。望进去铜墙铁壁又是一万重！我急得叮叮东东的敲，你却慢慢吞吞的开，好容易我的魂见了您的魂。要等到两魂变一魂，从此出入不关门。

自从投入平民教育运动之后，他就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他还是挤出时间来读他特别喜爱的作品。当时，《板桥全集》是他手不释卷的。陶行知喜欢他的文，更喜欢他的人。他说，历史的美术作品多流落在富贵人家做侍儿，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观赏。而郑板桥却立志：“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陶行知由衷赞叹“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并且以诗抒怀：

写诗作画慰劳人，惟有劳人识味真。

日持一卷随身看，不觉世间有风尘。

他相信，人生要做一点事情，才不枉费了人生。1924年3月他在给13岁的吴立邦小朋友写信时，附了一首《自勉并勉同志》：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既不要想得太伟大，也不要太贬低，自己是凭着对人民的一颗真诚的爱心，出于对无数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大字不识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同情和帮助，他决心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别人用什么方式去帮助劳动人民摆脱贫困与无知，他并不反对。他相信，只要耕耘总是有收获的。1925年的元旦，他闭门反思，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历程，颇多感慨。自己有没有长进？意志是否更加坚强？拿镜子照照，还是依然故我！于是写了一首诗《我的小怀抱》，把一生的旧帐结了一结：

好也不算好，坏也不算坏。好好坏坏随人讲，心中玉一块。恩怨有偶然，毁誉多意外。翻手作云覆手雨，朋友我不卖。

1923年12月25日，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陶行知在社务会议上作报告。年会期间，与朱其慧、袁观澜、晏阳初、王伯秋等人共同倡议，于8月26日正式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朱其慧为董事长。促进会宣言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固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以外，决无第二个好办法。”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不久，他在《平民教育运动与国运》的演讲中提出：“我们的具体目标，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内，能使那12岁以上、25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之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他设想了一个十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的两种进度安排。其中五年计划是：一年一百万，二年五百万，三年二千一百万，四年三千二百万，五年四千二百万。并且对在城乡分配的比例做了下列设想：第一年定90％在城市，10％在乡间；二年定18％在乡下，82％在城市，三年50％在城市，50％在乡间；四年定30％在城市，70％在乡间；五年定100％在乡间。可是，如此庞大而迅速的教育计划，哪来那么多的教师和校舍呢？这就有了陶行知“连环教学法”和“平民读书处”的发现。

4。连环教学法

自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以后，平教会的人先后在南京、北京办了十几个平民学校。有空的时候，陶行知就在平民学校的四周了解情况。得知，学校虽然近在咫尺，店家住户的大多数仍不能来学校上课。例如平民学校确定在晚上七点钟上课，看门的不能来；抱小孩的，小孩没有睡下不能来；晚饭后要洗锅洗碗的不能来。这是平常住户的情形。再看那店家做买卖的做到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的都不能来。不能来而勉强来，必定要妨碍家务事，扰乱生活的常态，那是不现实的。读书要紧，谋生更要紧。

当《平民千字课》第一册问世以后，他的长子桃红便要了一本去读，次子小桃也要读。于是弟弟跟着哥哥去学。起初，陶行知并未注意，后来看见哥哥读一课，弟弟也读一课，哥哥把第一册读完了，弟弟也把第一册读完了。他渐渐地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启示就是，如果八岁的小孩能教五岁的小孩，那么十几岁以上识字的人，不是更能教十几岁以上的人识字吗？于是，他把这种方法称为连环教学法，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一家当中，先生教师母，师母教小姐，小姐教老妈子，每人花不了多少工夫就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打破了非师范生不能办平民教育的清规戒律。

有了这种连环教学法，一家、一店、一班、一庙都成了一个有效的教学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职员在北京的羊市大街，东南大学教育科在南京北门桥，郑晓沧、陈鹤琴、廖茂如、徐则陵、王伯秋、胡适之、姚文彩诸先生都在家里组成了这样的教学单位，洪范五先生在成贤学舍，王仕泰君在小乐意饭馆，慧空和尚在栖霞寺，薛仲起先生在江裕轮上，江彤侯先生在教育厅，江爱吾先生在安徽省公署，甚至袁烈青先生在安徽第一监狱，都试办了这种平民教育机构。

可名不正言不顺，平民教育还是不易推行。大家都感到要给这种灵活有效的教学单位起一个简洁明了的名字才好。在南昌的时候，江西省视学桂汝丹先生提议称为“读书处”。陶行知感到这一名称自然，随即加上。“平民”二字，便又显得亲切了。从此，平民读书处不胫而走。陶行知在北京就设立了一百多处平民读书处，并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

1923年底、1924年初的两个多月里，陶行知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一直在苏、沪、皖、赣、鄂等省市推行平民教育。用他给妹妹信中的话说，他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都去推行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经验，很有乐趣”。后来，又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推行平民教育。那个紧张、热烈、令人鼓舞，从他给安徽第四女子师范教导主任的信里可见一斑：

……到皖后三日，适逢学生为伸正气与警察冲突。但我们当仁不让，勇往直前地进行。十九日，安徽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二十日一时，对第一女子师范学生演讲女子领袖对于平民教育之使命；七时，对全城学校讲社会服务的精神。二十一日十时，对圣公会学生讲平民教育；二时，对全城牧师布道团讲平民教育。二十三日一时，约集热心平民教育之同志十七人，讨论进行方法；三时，对全城小学教员讲平民教育；七时，对省立小学讲平民教育。二十四日十时朱文公纪念馆，对徽州同乡讲促进徽州平民教育方法；四时，对全城商董一百余人讲商界对于平民教育之使命。二十五日，安徽省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开第一次董事会。二十六日七时，对于全城各机关学校代表讲笑嘻嘻的平民教育运动。二十七日九时，开第二次董事会；三时，对苦儿院学生和全城警察讲平民教育和警察与平民教育之关系；晚上，对私立学校学生讲平民教育，对私塾教员讲私塾与平民教育，对和尚讲演平民教育与宗教。同时我们向省公署和其他官厅、陆军、警察、海军、监狱当局接洽。到了二十八日，大家对于平民教育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致提倡平民教育。这日整队出来游行的有省署军乐队、吴团长的军队、湖隼舰海军、本城警察、三路商团、教职员、学生共一万七千人。果真成了一个笑嘻嘻的游行。此外我还做了些小小的试验，我在江裕轮船上，找了一个四川茶房戴永，教三个别的茶房；在菱湖公园，找了三个识字的人，教六个别的不识字的人；在教育厅里，找了六个识字的夫役，教十二个别的不识字的夫役，并叫了一个夫役去教我的临时车夫。这事证明：（1）随时随地可以办平民教育；（2）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3）社会对于平民教育，只要我们使它谅解，是没有不万众一心去提倡的；（4）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而来。

有欢乐，也有愁苦，有顺利，也有曲折。但胸怀一颗爱心，一切愁苦、曲折也就不在话下了。元旦他是在车上度过的，“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春节人家灯火鞭炮，他“三杯绍兴酒，一碗红烧肉，吃到肚子里”，也“同享无量寿”。小朋友吴立邦写信对他说，搞平民教育太难了，特别是老太婆很顽固，自己不肯学，还不让媳妇学。陶行知对他说，我们为社会服务就要预备碰钉子。在这几个月中，他也碰了四五个钉子。碰钉子的时候有两个法子解决：一个是硬起头皮来碰，假使钉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子一碰到钢做的，钉子就弯了下去。一个是要我们的热心架起火来，把钉子烧化掉。我们只怕心不热，而不愁钉子不能熔化。他就是凭着架起来的心火，点燃了全国各地千百处平民读书处。

5。平民教育向何处去

平民教育运动正处于**的时候，陶行知已经冷静地看到，平民教育的方向应发生变化。现在办教育的人总是在城里热闹，那冷静的乡村，实在没有人过问。但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人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平教运动如果远离乡村，是没有前途的。

为此，他首先在外观上与劳动平民打成一片，买了一件棉袄，一条棉布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上，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与一般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并没有真正解决教育下乡的问题，他在寻找。

1924年7月的一天，他与在美留学攻读乡村教育回国后任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的赵叔愚，一同去参观南京燕子矶国民学校。这一看不要紧，它成了陶行知办晓庄试验学校，开创教育新纪元的重要契机。“我们走进这个学校，四面一望，觉得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都是我们心目中所存的理想，天天求他实现而不可得，不料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遇到，真是喜出望外。”所见的一切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事实，又是理想，是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他一直在寻找、准备为之奋斗一生的大事业，在这里看到了曙光。参观以后，他以他独具的慧眼，立即对他的所见所闻做了介绍。

这所学校在距南京神策门约十三里的燕子矶，年初丁超调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在这以前，丁超已经有八年的校长经验。丁超在这所学校办出了什么特色呢？

陶行知看到，这个学校不但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做什么？改造学校！改造环境！可是要打破学校就是教书、读书的观念谈何容易！学生、教师、家长都不答应。于是校长一靠身教、二靠毅力，攻克了这些难关。初起，他整天拿着钉锤和扫帚，所以有人讲他是钉锤校长、扫帚校长。但久而久之，教师、学生都跟着拿了，于是合力来建造学校。

校址是在一个关帝庙里。校长带领学生为关公开光，把神像神座洗刷得焕然一新，带领学生们向关公恭恭敬敬地行礼。把各路杂神移到隔壁的庙里摆着，行了礼。经过一番打扫，居然有了一个适用的教室，村里的人看见关公开了光，杂神也都有妥当安排，不但不责备校长，还称赞校长能干。学校有了，进而要改良环境。校长带领学生栽树，从门口栽到燕子矶顶上，风景一变。

这样一来，学校名震遐迩。陶行知把它概括为四个影响：“教学生做事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全校无事不举：屋角上、桌缝里都可以看见精神的贯注。第二个影响就是用不着佣人做事：打扫、泡茶及一切常务都是大家分任，所以这个学校没有门房，没有听差，没有斋夫。第三个影响就是学生得了些合乎生活需要的学问：学生在学校里既肯做事，会做事，在家里也肯做事，会做事了；父母因此也很信仰学校了。第四个影响就是省钱：这个学校连校长有四位职员，五级学生共有124人，但每年只花费公家624元钱。平均每个学生只费5元钱。学费是一文不收的……”（《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1924年）

花钱很少，却能办出很好、很有特色的学校，难道不令人向往吗？

[1]原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