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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02（第3页）

四是活动材料。小先生开始教人识字读书可借助课本，才能引人不断上进。但也必须学会抓住各种机会，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做教材，效果更好。

五是留声机与无线电。“小先生和留声机或无线电是联合起来做了民众的一位音乐和国语老师”，由于运用了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它更能激发兴趣，引人入胜。

六是图画之功用。各种各样的图画书最能吸引民众的心灵，小先生必须设法多找一些图画书去指导学生，必要时可以自己制作剪报图画书。

七是知道什么教什么。小先生的任务不仅仅是教识字，而是“能教什么就教什么”，“知道什么就教什么”，成为卫生小先生、科学小先生等多面手。

八是教人的时间。小先生每天教人不要超过半小时，如果费时太多必难以持久。“每天数人半小时，是于人有益无损，于自己也有益无损。这样才能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不致半途而废。”

九是不要摆架子。小先生要把学生当朋友看待，要了解他们的问题，体谅他们的困难，处处都显出你愿意帮助学生求学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才能真正地留得住学生，受他们的欢迎。

十是虚心好学。小先生要用功求学，不但要向书本学，还要向自己的学生学，进行“有来有往”的教育。“你不但要忘记他是你的学生，并且要叫他忘记你是他的先生，这样，你才能做到一个进步的小先生。”

十一是教学生也做小先生。小先生的责任不单是教学生，而且是教学生做小先生和传递先生，养成“即知即传”的精神。

十二是小先生团。个人的力量小，团体的力量大。要把一个个的小先生组成“小先生团”，把每一个人的力量集合起来，使这力量向着共同的地方、共同的目标发挥出去。

十三是一变二。小先生要通过访问、通信、总集合、巡回辅导、流通图书、互相参观等方式与学生相联系。这样，“小先生团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的繁殖出去，对于普及教育，自有很大的贡献。”

十四是盯住学生也让学生盯住自己。小先生要有恒心，虎头蛇尾是没有出息的，“即知即传”是一个终身的工作，不能把学生教了几天或几个月就丢掉，而应形成共同长进的关系，这是人类的一种宝贵的关系。[35]

小先生不仅在普及教育的运动中大显身手，也积极投入到生活、社会中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如陶行知在1936年撰写的《民族解放中小先生之使命》一文中，就要求小先生为解救国难作贡献。他写道：“我们的小先生是在参加一个最伟大的学校。我们这个学校里有五万万先生，五万万学生，五万万同学，我们只有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切切识字教育、科学教育都要以它做中心。等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创造成功，一切被压迫劳苦大众都有了好日子过，才算是毕业。全国的小先生！这是每一个小先生应该同负的新的使命。”

三、生活教育思想的价值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众的教育，爱国的教育，创造的教育是根本的价值所在。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陶行知先生在阐述生活教育的特点时说：“从真正的生活教育来看，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36]可见，生活教育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大众，从劳苦大众的实际出发，为劳苦大众服务。它“不是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而是冰天雪地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正因为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始终与大众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为大众所接受，而它的倡导者陶行知才成为真正的“人民教育家”。

生活教育是爱国的教育，陶行知早在1923年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就说过：“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37]正是怀有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挽救国家厄运、造福子孙万代的崇高理想，生活教育思想才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教育的倡导者总是及时调整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把生活教育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生活教育是创造的教育。这不仅是由于生活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创造教育的“六大解放”，而且还在于生活教育思想本身的创造性。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说过：“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38]在评价新学制草案时，陶行知又以建筑为例，说明了教育最忌抄袭的理由。他说：“建筑最忌抄袭：拿别人的图案来造房屋，断难满意。或与经费不符；或与风景不合；或竟不适用；以后虽悔，损失已多。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39]在教育思想上，他也主张应该在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创造。1946年6月14日，陶行知在谈话中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袭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来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很重要，这个东西创造一切。”[40]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陶行知把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命题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把王守仁“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的观点倒了一个个儿，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并把它作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认识论基础。他从儿子的读书悟出了连环教学法，从新安旅行团的经验创造了小先生制。最后，终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思想也是陶行知先生人格特征的一种精神渗透。钱俊瑞曾经这样评价他：“陶先生的为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和谐体。他严肃而认真，但又活泼而饶有风趣；他有高度的科学修养，同时有高度艺术修养与创造力；胸襟宽达无垠，做事则严格细密；待人厚而责己严，物质生活极度简单，精神生活极度丰富；广博的世界知识与十足的中国气派；冰冷的理智与炽热的感情；对人民的爱与对人民敌人的恨；简要深刻的箴言与使人笑破肚子的诙谐。”[41]这些人格特征从陶行知的教育论著中可以经常见到，尤其是他的教育诗歌，是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珍贵财富。他把深刻的教育哲理，通过形象、浅显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使千千万万劳苦大众都能理解与接受，从而使生活教育理论拥有最广泛的群众、最广泛的读者，最终也实现了陶行知先生使教育走出书斋、走向生活、走进大众的教育理想。

当然，作为一种教育理论，生活教育思想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如它虽然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筋斗”，并具有生活教育自己的理论结构与特征，但在系统的知识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校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上，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不够。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酝酿于他从事新教育和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中，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教育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了发展。其理论的核心是主张教育为人民大众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和生产劳动密切联系。但是，他的生活教育，并不是杜威所说的只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改良的实用主义教育。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教育思想虽然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已经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对“五四”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它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借鉴和进一步的研究。

[1]原载《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这篇演讲未收入《陶行知全集》，系蒋元卿解放初期从收购的旧书中发现，并于1986年公之于世。现已收入《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第16-20页。

[4]《教育潮》，1919年第4期。

[5]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6]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7]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8]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9]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10]袁振国、张癸：《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11]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