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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3页）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运动。救亡运动赋予了生活教育以新的内涵，引导生活教育汇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根据陶行知“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的理论，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自然就是国难教育。

在“一二·九”后的第三天，陶行知就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并筹组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次年2月，他又发起组建“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等文件。为了从理论上引导国难教育的顺利发展，陶行知撰写了《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的长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教师、课程、组织、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国难教育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国难教育的目标是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和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国难教育的对象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困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

国难教育的教师是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小孩、前进的教师和前进的技术人员。

国难教育的课程是政治经济专家的演讲讨论、防卫作战技术的操练、医药救护的实习、交通工具运用的实习、国防科学的研究、大众教育的推广研究。

国难教育的组织是成立学生、教师和各界大众的救国会和救国联合会，以实施学生、教师和大众之国难教育。

国难教育的方法是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电影、说书人、无线电播音积极针对民族解放的宣传；变通各校功课内容，使适合于解决困难之需要；运用县、市、乡现有组织及集会，宣传民族危机及解决国难的路线；推动家庭、店铺组织国难讨论会、读书会；开办或参加识字学校，使此种学校对解决国难发生效力；长途旅行，唤起民众组织起来救国；必要时游行示威。

陶行知向从事困难教育的同志疾呼，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13]，只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教育。

国难教育方案的提出与实施，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承上启下，促使生活教育运动向纵深发展，也使生活教育的思想日益丰富。1936年3月16日，《生活教育》发表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之特质》，分析了生活教育所具有的“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等特点，并指出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生活教育所肩负的使命。他说：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的使命。为着要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是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14]

国难教育将普及大众教育与争取民族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可分开的大革命，这就把过去的生活教育思想从过去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的水平上升到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境界，使生活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1936年7月，陶行知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发动海外侨胞共赴国难。在海外，他先后走遍28个国家和地区，争取国际声援。抗战爆发后，生活教育运动又从“围难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生活教育》也改为《战时教育》出版。陶行知在桂林主持了《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并提出了生活教育者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中的四项任务：“①力求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②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求进，帮助整个教育界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③参加在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④参加在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人类都变成反侵略的真力量。”[15]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的理论“在战时，更显出它的优点”，生活教育在抗战中能作出以下贡献：①生活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危害我们生存的关头，生活教育者每上一课自必要问：这一课对于抗战能有多少帮助？②生活之变化是教育之变化，真正的抗战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生活。③社会即学校，不能专在后方流连，要联想到前方，在后方办学校也要尽力把教育的力量输送到前方和沦陷区。④人民集中的地方便是教育应到的地方，要注意到将战时教育推广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壮丁训练处、防空壕和山洞里。⑤集团的教育力量大于个人的教育力量，帮助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战时的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⑥“生活影响生活”，人人都能即知即传，要使整个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炮火中发出力量。⑦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是最有效的生活法和最有效的教育法，所以要以抗战建国的行动为中心，而不陷落在虚空里面。⑧到处可以生活即到处可以办教育，生活教育者的学校是炸不散的。所以，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前途充满信心，深信“生活教育必定能够发出伟大的力量，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帮助创造一个和平的新世界”。

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之际，陶行知在《战时教育》上发表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系统总结了生活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布置了“继续已往的工作”“负起当前的任务”和“加强我们的力量”等主要任务，并特别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抗战而争取全面的最后胜利。

在抗战处于相持的困难阶段，陶行知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并着力为未来的社会培养人才。由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这种既注重抗战又着眼建国的新型学校。正如他在为育才学校拟订教育纲要草案中所说：“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须过战时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育才学校的教育，不是挂名的建国教育，而是抗战与建国统一的教育，抗战建国教育。”[16]

创办育才学校，进行特殊儿童的人才教育，对于生活教育运动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尝试。生活教育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人才教育或全面教育运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陶行知先后撰写了《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我的民众教育观》《我们的校徽》《谈生活教育》《我们不是企图取消学校教育》《育才二周岁前夜》《育才十字诀》《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年献诗》等重要文章与文集，论述了培养学生生活创造能力的思想，从而使生活教育思想的创造性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进一步趋于完善，虽然战火纷飞、生活困窘，他无法构思鸿篇巨制，但对于教育理论的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他主要就育才教育的性质、集体生活的教育、真善美的教育以及创造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创造教育的理论，将生活教育思想又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胆略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并不失时机地把生活教育运动的重点转移到民主教育阶段。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以及《全民教育（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两篇文章中，陶行知按照生活教育的原理，针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提出了具有生活教育特色的民主教育思想。

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所追求的民主，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旧民主，也不是形式上庸俗的旧民主；而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由人民大众作主的民主，是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的新民主。

民主教育的目的，是把“文化为公”“教育为公”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把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统一起来。

民主教育的方法，关键是把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不限于一种，要多种多样，因材施教；其次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把社会作学校；最后是解放学生的眼睛、双手、头脑、嘴、空间和时间，使学生走上创造之路，手脑并用，劳力与劳心结合。

民主教育的教师，必须具有虚心、宽容的品质，能与学生共甘苦，跟民众学习，跟小孩子学习，肃清形式、先生架子、师生的严格界限。

民主教育的教材，应从丰富中求精华，教科书以外求课外的东西，并且要从学校以外到大自然、大社会中求得活的教材。

民主教育的课程，在内容上应该让人们能了解社会，有科学的生产劳动知识，启发民众争取抗战胜利与民主自由；课程组织要铺成多轨，普及与提高并重，要有系统性和弹性。

民主教育的学制，应遵循单轨出发、多轨同归和换轨便利三原则；考试不鼓励个人的等第，只注意集团的成绩，不以分数定高下。

民主教育的行政，应鼓励人民自己办学校，鼓励学生自己管自己的事，反对官僚作风。民主教育的校长有四种任务：一是培养在职教师，使他们不断进步；二是通过教员使学生进步；三是在学校中提拔为老百姓服务的人，如小先生之类；四是将校门打开，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从而使学校成为民主的温床，培养出人才的幼苗。

陶行知的上述民主教育思想，是对生活教育运动二十余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作的初步总结，也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对生活教育思想进步的丰富与完善。在这一时期，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新方针：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他还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所应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提出了详密的构想，绘制了一份理想的蓝图。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而病逝，但他的生活教育运动并未因此而画上句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到今天，即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17]为了创造“最高的生活”，生活教育总是与时代并进，总是把握当前的生活，这是生活教育不断发展的历程的写照，也是生活教育思想最富有生命力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