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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第3页）

民国初年的“新”，虽然用了相当数量的西方招牌，也有不少西方内容。但第一，其西方招牌并不完全等同于那招牌在西方的原本意思；第二，其西方招牌之下也包括了不少中国传统的“旧”内容。也就是说，“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用，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若一言以蔽之：从社会功能看，旧派林纾其实不旧；从社会观念看，新文化人也不全新。

[1]关于思想史的社会研究取向，参看RobertDarnton，“TheSocialHistoryofIdeas，”iheKissofLamourette：RefleCulturalHistory，NewYork，1990，pp。219-252。严格按此取向进行研究，应先做大量的基层社会“重建”工作，非一篇小文所能为。本文则主要还是侧重于论战当事人这些精英人物。

[2]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见钱锺书等：《林纾的翻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4]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80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5]巴金：《怀念二叔》，载《联合报·副刊》，1994年7月24日。

[6]钱锺书：《林纾的翻译》，22页。

[7]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文》，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579页。

[8]胡适：《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213页。

[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230页。

[10]文选派的情形比桐城派要更复杂。从历史上看，桐城派宗韩柳的散文，是反对文选派的骈文的。而太炎一派最讲究和擅长魏晋文章，与文选派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太炎在北大的一些弟子如黄侃也要讲《文选》，唯不怎么做四六骈体。故太炎派与文选派之争，大约不仅要争北大的正统，而且要争魏晋文章的正统。若再细看，则或者也隐含着太炎派内部争正统的消息——攻《文选》的钱玄同与讲《文选》的黄侃本不相得。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只有另文探讨了。

[11]钱玄同：《对“南丰基督教徒悔”来信的答复》，载《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627页（卷页）。

[12]此处及下面所引林、蔡往来信函及附件，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3），267～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20页。

[14]陈独秀：《对“崇拜王敬轩先生者”来信的答复》，载《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628页（卷页）。

[15]胡适致苏雪林，1961年10月10日，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768～3769页。

[16]这一点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著述中最为明显，举目可见，兹不赘引。

[17]参见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期）中所说的关于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不得不反对的各项内容。

[18]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43页注4。

[19]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16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21]钱玄同自署名的“通信·致独秀”及化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2页（栏页）；4卷3号（1918年3月），265～268页（卷页）；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419页。

[22]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37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23]黄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见《黄远生遗著》，卷一，120页。

[24]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原刊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胡适同年4月7日的日记全文抄录此文。本文引用的胡适日记为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的《藏晖室札记》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1990年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以下只引日期，不再注明卷册。

[25]钱玄同：“通信·致独秀”，载《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3～6页（栏页）。

[26]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涯》，11、2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7]本段及下两段材料，皆本钱锺书：《林纾的翻译》，47～52页。按陈衍治学观念比林纾更传统，他认为治学须根柢经史，而林纾经史小学不足，“不免空疏之讥”，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常闹笑话。钱锺书记：《石语》，载《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6月），1～3页。

[28]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27～28页。

[29]陈独秀：“答臧玉海通信”，载《新青年》，7卷3号（1920年2月），147页（号页）。

[30]林纾语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7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36，增订版，并参见164～177页；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钱锺书注意到，林纾晚年在古文界地位甚高后，似亦不愿居桐城派门下，故其书中甚至“极诋桐城派”。参见钱锺书为其所记陈衍《石语》所作按语，载《中国文化》第13期，3页。

[31]胡适：“通信·致独秀”，载《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4页（栏页）。

[32]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