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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权势再转移 知识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第2页）

本来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恰与“新的崇拜”相表里。崇新则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所被之下，更形成一种老师向学生靠拢的新风尚。上层知识人反向边缘知识人看齐，世风为之一变。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威面前屈膝了”。[79]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80]真是那个时代做教师者“跟着学生跑”的最好写照。

这也是民初社会变动的思想语境。如上所述，边缘知识人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本就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人的队伍，也增强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人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到20年代，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81]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82]此时边缘知识人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

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人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人而定。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要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

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的“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83]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

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余师英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84]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的。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在1919年也曾喊出“拿英美作榜样”的口号，不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85]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举考试内容已重新学胜于旧学，中国腹地不能接触新学书籍者已难以通过考试。实际上，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已与传统的士大不相同。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人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知识人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再加上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的崛起，知识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同时，科举制虽废除，而并未代之以新的官僚养成体制，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身处城乡之间和菁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人尤其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崇新与重少相表里，在此大趋势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同时，近代新的崇拜虽因失去思想、社会重心而起，当其成为“风气”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了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现象。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则“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固亦宜也。一般老百姓，固然要不断追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及维持其新。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如是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接受的持续象征，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就成为近代中国持续的社会现象。

不过，近现代中国知识人尊西崇新，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其学习西方之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在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乃成一股大潮。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菁英知识人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

如果可以把走进象牙塔这种与大众的疏离视为传统之士的内在超越性的某种外在社会化，则经民族主义运动而回到与大众的接轨就是一种超越的超越，即外在地超越于内在超越的社会化。故即使仅从这一层面看，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人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人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非其他主义可及。

但民族主义只能提供出路，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心既失，边缘人打了天下后仍面临是以自己为中心独治还是重建一个社会重心来“共治”天下的问题。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86]此语固有其特定的指谓，但多少透露出那种独治也难，共治又无所与共的窘境。

胡适在北伐统一之后不久仍说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已失败，即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目标并未实现。近代重心之失的根本，还是中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即使“收拾”来一些西方的学理，仍谈不上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消化、借鉴和利用；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更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和政治的重心。重心不立，则乱多于治的现象必然反复出现。所谓“再造文明”，正是要重建这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胡适提出的这个任务，仍有待完成。

据原刊《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的《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改写

[1]章太炎：《对重庆学界的演说》（1918年3月），见《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7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2]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3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胡适：《四十自述》（1931—1932），见《胡适全集》（18），59～6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6]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载《晨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1版。

[7]本段与下段，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11～13页。

[8]章太炎：《对重庆学界的演说》，见《章太炎讲演集》，73～74页。

[9]胡适曾用“‘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来描述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术界的倾向，窃以为也非常适合整个近代中国思想、社会的大趋势。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见《胡适全集》（24），118页。

[10]康有为：《答朱一新》（光绪十七年），见《康子内外篇（外六种）》，1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转引自BenjaminSSearchofower：YenFua（Cambridge，Mass。，1964），p。87。

[12]A。H。Mateer，HandBookhai，1917），p。80。

[13]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第二卷，2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许筠庵尚书明白回奏折》，见苏舆编：《翼教丛编》，2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5]黄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见《黄远生遗著》，卷一，12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上海1938年增订本。

[16]转引自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42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6卷1期（1919年1月），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