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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2页）

《新青年》转向有着更广阔的因缘脉络，就是当时北京的新旧之争（全国亦然，但更直接的冲突多表现在京城）。那时文学革命逐渐向思想领域发展，引起一些文化守旧者的不安和不满，但由于旧派的整体失语，挺身而出的反是旧资格有些不足的林纾，其认同危机使他在这次新旧之争中屡屡进退失据，表现出一个与戊戌前后湖南情形相近似的现象，即新旧人物的社会分野与其思想观念并不完全成正比，两派以及各派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态与社会行为，均可见明显的相互参伍与错位。

尽管今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其实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都还有一些基本史实没搞清楚，仍是一个言人人殊的状态，离盖棺定论尚远。而其中一些迷思，就起于当时的当事人。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特别看重他们“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取向，或暗示或明示这方面的成功，并为很多后之研究者所接受。实则文学革命更多是一场菁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其效应主要也在向往上升到菁英的边缘知识青年中间。

但不论其社会反响是否出于普通的“一般人”，正因这样一种想要“生出交涉”的主动倾斜，遂促成一个前已提到的特殊趋势，即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五四”以后，“学生”这一近代新教育的社会成果日渐脱颖而出，体现出群体的自觉，并被赋予救国救民的重任，却也越来越疏离于教育和学术本身。当时的老师辈即已观察到这一现象，并有试图把学生从社会拉回课堂的努力，但不很成功。

“五四”那丰富多歧的面相，也可由后人对“五四”基本观念的发展去认识。新文化运动两个基本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在“五四”学生运动后各有过一场较大的争论，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和北伐成功之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两次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参与者包括不少“五四”时的领军人物，较能反映同一批人在时代转变后对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检讨。

不过，这些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趋新的阵营中进行，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保守”者，以及正脱除西方影响的章太炎等人，便不在此“语言天地”之中，其关怀有所不同，也几乎不怎么关注这些争论。[25]在一定程度上，科学与玄学之争又是那时不同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论争。[26]而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分裂”和北伐带来的政权转移，“新旧”似逐渐淡化，而“中西”的辨析又一度升温。再后来出现的“左右”分野和对峙，多少是西方的不同“主义”以中国为战场开展斗争（唯“西与西斗”的表象仍时时反映着中西之争的实质）。[27]

部分或因“九一八”后国难的深重，中国思想言说中传统似显回归的征兆。但主要不是表现在那些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者（仔细考察，便可知他们的思想资源多从西来），而是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后者是西潮有所衰落的表征，盖前此大家皆西向，本不必再言西化；只有到西化已成疑问之时，才需要大肆鼓吹。西化而必须争，且须全盘，正反映出西化派本身在“西方分裂”语境下的危机感（当然，这是已居正统者对边缘上升那种潜在危机的预感）。

这些不同的态度，也表现出立言者对本国文化传统和世界文明的认知。那些一度主张全盘西化的，其实可能更相信传统的力量（虽更多从负面的惰性着眼）；那些试图维护中国本位文化的，反有些自信不足，似乎再不做有形的提倡，传统便可能在无形中消逝。最著名的西化提倡者胡适敢于认为西人已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于帮助西人认识到“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是社会主义。[28]而后来有些学者试图发掘中国传统中所谓“普世”性的优良成分以贡献于人类，其实更多是要寻找中国传统中与西方价值相同或相通的成分，无意中恐怕多少还有点东方主义的影子在。

或可浑融的中外之迹

梁启超曾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互起互伏，波波相续”。[29]新旧中西之间的紧张和纠结，发源于百多年前，虽时松时紧，迄今仍在影响我们。朱自清后来说，那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30]新旧中西的关联、互动与竞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摇**不定之中随时变化，表现出众多似是而非的诡论（paradoxical）现象，确实需要辩证地认识。

前所说北伐后“新旧”的淡化和“中西”的升温，恰与庚子后朝廷谕旨的立意相反，既表现出政治变更对思想言说的影响，也提示出更深邃的意蕴。作为实体的中西，本是相对固定的，而新旧则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然而近代中国的新旧本更多是中西的表现（representation），新旧之争也大致由中西“学战”内化而来。

在“道出于一”的阶段，中西向新旧的转换更多在认知层面，“从新”只是一种提升，虽已有些取代的意思，毕竟还是隐晦的。若“道出于二”，则“尊西”就意味着在意识层面也要弃中，不啻一种皈依式的“降伏”。或许这可以解释严复的转变：其早年主张实际的全盘西化，只是“道出于一”意义上的提升；晚年退而区分中西以维护中学，却是在“道出于二”层面的退守。

不过，“道出于二”至少还是各存其“道”，虽已退而尚有所守，还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清末朝野的实际作为，有意无意间已开启了一种另类的（alternative）“道通为一”（借庄子语），实即“道出于西”。入民国后，随着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步步深入，“西与西斗”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大家所争的，是要追随西方最新最好的主义和学说。

对于中国而言，那是一个学习的时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必须向西方（及其变体日本和俄国）学习，已成朝野一致的共识。20世纪的几次政权转变，都没有影响这一基本的思路和走向。所改变的，只是向谁学和怎样学一类面相。

近代国人的学习西方，是想学中国所没有、所需要的。从新旧视角看，倘若要学的是一种已完成的“新”，即新本身不过是外在的或外来的，则学习本身也有“完成”的可能。这样，学习者或学生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但一方面，这“需要”本身可以是灌输、塑造或构建出来的，新的不足和缺陷被“发现”不仅有可能，也表现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另一方面，因为要学最新的，而外在的“新”本身也是发展的，结果就是学习者自己永远不够新，永远处于不断更新的阶段，也就是永远要学。

在这似无尽头的持续学习进程中，怎样保持自我，成为对几代读书人的一大挑战。如果政治体制变了（帝制改共和），日历、服装（后来还有丧葬）等基本生活方式变了，指引人生的纲常伦理也变了，连主体的精神、思想都变了，这还是那个“中国”吗？如果中国仅成一个符号，而且这符号还变了意思（即不再是天下之中，也不代表与夷狄不同的华夏，而仅是特定空间及其中的一群人），那中国的意义何在？

这直接牵涉到中国的“国性”（natioy）或中国性（theess）的根本问题。所有那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清末到底是黄帝还是孔子代表中国，一直到民初的国体与纲常，以及新文化运动时的伦理与政治的种种论争，都集中体现了同一方向的思虑——所谓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体系，到底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到底是一个可分的组合体，还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前一问题的核心，即几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积累，以及对此积累的记忆，是否是一个文化（甚或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在于，文化的改造是必须整体地全部改变，还是可以保留一部分原有的，增添一部分外来的，进而衍化出一个新的组合体？

对于前者，其实没有多少正式的争论，但从清末章太炎对历史民族主义的强调到民初那些想把传统“送进博物院”的鼓吹[31]，便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后者，从严复的牛体不能马用[32]到鲁迅等的all主张[33]，都表现出一种或存或弃的整体观（要进一步区分是故意说还是真相信）；而陈寅恪那“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则表现出一种切分组合的取向。[34]这些不同的选择，都要放在学西方的大背景下认识，主张中国完全不变的，几乎见不到（至少没怎么出声）。

各种不同意见背后隐伏着共同的主题——即使以“务实”为目标、“求是”为准绳，在外向学习中，是否要保持，以及怎样保持自我的主体性。这并非想要回归原来的“道出于一”，却也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着“道出于西”；更多是在“道出于二”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各存其道（却并非各行其道）的蹊径。若以和而不同为追求的境界，“浑融”还真是不错的选择。清季避难西安的君臣，仓促间不失文思之微妙，仍存几分“临难毋苟免”的气度。

傅斯年后来说，“天下事不可有二本”，却又不能仅是一本。盖“传统是不死的”，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全盘化成别人”。故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即“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并“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不能不“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准备“做彻底的修正”。这就是“求其适中”。而所谓适中，“并不是一半一半揉杂着，乃是两个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35]这样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充分体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那可持续发展的古意，或可视为“浑融”取向的现代表述。

近代传统日趋崩散，新的思想资源也凌乱无序（还有相当一些是转手的），士人在不间断的纠结和挣扎中，一面收拾外来学理，有意无意之间又结合散乱零落的传统因素，试图重整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反思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甚至考虑是坚持还是重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这些持续而仍在进行的探索和调适，是新旧之争最具建设性的面相，反映出中国的国性那开放而包容的传统。在此进程中，各式各样的组合不断呈现，虽非新非旧、不古不今，甚或“童牛角马”，中国文化却开始获得新的生命样态。[36]

人类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际、群际、国际甚或天人的冲突，往往衍为对峙。有些长期积累的畛域，或不那么容易泯除，却真有“浑融”之可能——有所存留、有所超越。不妨学学近代中国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先放弃中西新旧甚至所谓“普世”等分类前提，直观各文化中可以帮助今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基本关系的思想资源，或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鸣谢

下面一段话已多次出现在拙作的序言之中，仍愿重复一遍：本书倘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同时，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在向既存研究的作者致谢之同时，我愿意申明：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本书各文写作时间相差很多，因论述相关，不免有重复之处，自己有时还不易察觉。苏州大学历史系的鲁萍老师代为核阅一过，指出了重复之处；此次改写过的旧文，又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波同学代为核阅。这都是我非常感谢的！凡是史料叙述重复之处，现已尽量删并。个别有代表性又很能启示人的话，则虽引用两次以上，仍予保留。敬祈谅解。我在《权势转移》的修订序中说：

现在重看旧作，印象特别深的是每篇文章前面有那样多致谢的人。因为那时的治学条件确实差，尤其在成都治近代史，资料非常缺乏（四川早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基本不视近几十年的历史为正当学问，所以不重视这类史料的收藏），不得不境内外四处求援；与今天材料多到看不完的状态，真不可同日而语。各文中致谢的人，有的已归道山，许多成了大人物。这次的修订，凡是前辈和平辈，姓名皆删略（感激则永存心中），仅留下那些帮助过我的年轻人之姓名。

也因当年的资料状况，文中使用材料的版本各异，尤其是历史上不那么“进步”甚或“政治不正确”的人物，其文集昔年很难再版，几乎是找到什么用什么，显得相当杂乱。这次凡修改之文，尽量改用新出的全集一类统一文本，余亦仍旧，只能以后再进行全面的修订。如有因此而产生的文字歧异和错误，非常希望发现的读者予以指正。

尽管本书各文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当老师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教学相长。近年新出各文，都曾经过我一些学生的审核，大大减少了错别字和不通不顺的表述，已在各文中致谢，但我还想在这里再次表示谢忱！

2013年3月28日于旅京寓所

[1]据说台北“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初立，需划分研究组群，由同人自组。很快产生了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等组别，但仍剩下一些人，依违其间，似都有些关联，又觉都有距离，最后这些人便组成了一个称为“一般近代史”的研究组。我自己因兴趣庞杂，治学无章法，往往不被现在通行的各“子学科”学人视为同行。后来第一次到台北近史所请教，恰好就是这一组在接待，或许还真有些夙缘。

[2]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史也是我唯一得到“承认”的领域。十多年前曾出版过一本《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业英主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共分了二十多个专门领域，我学生的一些研究都出现在上面，我自己却差点不能预流；只有中外关系史的撰写人，还注意到我写过这方面的论文。该书主编是长期提携我的前辈，集合各文后也觉有些讶异。所以，新出道的年轻人，或许还是选一个性相近的“子学科”为宜，以免陷入缺乏特定认同的“一般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