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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3页）

[3]如兰克所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杨培英译，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

[4]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见《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403页，成都，巴蜀书社，1995。

[5]TheodativeDiales。byE。B。Ashton，LondonandNewYe，1973，pp。25-26。

[6]按张德彝出身京师同文馆，曾任出使翻译，他似乎知道西方博物馆的种类颇多，各有不同，在其书中也有积新宫、集奇馆、积骨楼等不同的称呼，但以集新院为最常见。参见《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中张德彝的《航海述奇》，539、542～543、544、545、567页；《欧美环游记》，703、707页；《随使法国记》，397、418页。

[7]参见罗志田：《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学者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载《新史学》，13卷2期（2002年6月）。

[8]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谭嗣同：《仁学》，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蔡尚思、方行编，291～293、296～297、3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梁启超：《〈仁学〉序》，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373～374页。

[12]彭玉麟：《广学校》（约1883），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38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参见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见《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1～3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端方：《筹议变通政治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九日，1901年4月25日），见《端忠敏公奏稿》，15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

[16]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见《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2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WalterBenjamin，TheArcadesProjes。byHowardEilandandKevinM，Cambridge，Mass。：HarvardUyPress，1999，pp。462-463。

[17]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见《王国维全集》，第14卷，212页，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18]胡思敬：《退庐全集·退庐笺牍·致同邑诸公论学堂书》（1906），450～45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

[1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2），见《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第4册），卷4，页6B。

[20]参见本书《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和《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21]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6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并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22]《庄子·齐物论》。按庄子此处之“彼”有多解，此处不过借其字面义而用之。

[2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7年3月17日，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4]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说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孔子的主张。

[25]关于“语言天地”（theuniverseofdiscourse），参见钱锺书：《管锥编》（三），1108～1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6]参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完成中的博士论文《求解放的改造：梁启超等人的新文化运动》。

[28]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70～271页。

[29]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

[30]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见《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朱乔森编，11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1]参见罗志田：《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学者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载《新史学》，13卷2期（2002年6月）。

[32]参见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王栻主编，第3册，558～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见《鲁迅全集》，第一卷，336～3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他自己的译文是“全部，或全无”，见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13页。

[3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4～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5]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见《傅斯年全集》，第6册，119～12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6]本段一些想法，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关于考虑重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模式，参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妍杰关于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博士论文（完成中）。“童牛角马”出自《太玄经》，是陈寅恪爱用的语汇，用以指陈一种“同异俱冥、今古合流”的化境，连天人关系的改变也可能包含在内。参见罗志田：《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