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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1页）

自序

很多年前，曾对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朋友说，近代一段，可以六字总结，即满汉中西新旧。那是读大学本科时产生的一种朦胧感觉，年轻时不知轻重，故敢出大言而不惭。彼时我的学术自定位是研究中美关系史，这是说别人的领域，多少有些外行看热闹的味道。后来不知不觉中，自己成了“一般近代（中国）史”[1]的研究者，中美关系史反倒成了类似胡适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兴趣始终在，积累也不少，却暂无余力深入。[2]现在回看当年的信口开河，似不能说一点“史感”都没有，但更多看到紧张、冲突、对峙的一面，有些以偏概全。

大体上，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任何时代、万物万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即有其自在的意义，而不必因他人他物（对应性或关联性）的存在而有其意义。[3]然而，不论我们的目的是理解、再现还是诠释，历史上的具体现象和人、事，又大多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很难独立地表述自己，也就不太可能被“单独”认识。要知道，“事不孤起，必有其邻”[4]；历史上的各个“事项”虽是独特的，却又并非孤立的，而是相关联的。

如果将其置于一个关联互动的架构之中，视之为与前后左右诸多人事、现象既相关又相异也相互影响的一个具象，特定的个体就成为一个更大架构的一部分，而所谓专门史也就有通史（uory）的意义了。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多少反映着共通的一面。不过我们不必努力在每一“个别”之中去寻找“共通”（且也不一定都能找到），而更多当如阿多诺（TheodorW。Adorno）所说，“在它和别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中去领会其独特个性”。[5]

这或许就是“一般近代史”的取向。我的理解，所谓一般，并非时时处处以近代时段的中国整体为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具体研究中侧重的，仍然是特定的人与事，不过更多从此人此事与他人他事的关联中去看待，既保持整体的意识，又从关联中领会特性。用过去的话说，就是知人方可论世，论世而后知人；观变可以知常，知常乃能观变。

这样的“一般史”，非一言可以蔽之，当另文探讨。无论如何，或许就因为那早年的感觉，在我逐渐进入近代史领域后，有意无意之间，中西新旧成为我关注的一个重点。现在电脑里还有一本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旧与中西》的书稿（其实只是资料长编），章节拟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过，至少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已写成论文刊发（唯详略与预想的颇不同），后收入不同的文集中，那书稿也就搁下了（资料长编仍在扩充，以后或可整合成书）。

新旧中西的辩证对峙

近代史上的中、西、新、旧，各自都有其独立的意义，不过相互依存的一面似更显著。中西和新旧之间的关系，尤更密切而纠结。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中国在对外竞争中的屡屡失利，“中西”的认同已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承载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才逐渐被更超越的“新旧”所取代。在很长时期里，西与新和中与旧，往往可以相互替代。晚清的张德彝便多次将今日译为博物院馆的museum译作“集新院”。[6]对后来不少人而言，“博物院”多隐喻着已逝之往昔[7]；而在张氏眼中，似乎来自异域者即可谓“新”。不过以异为新在那时还是中外皆然，尚无褒贬之义。再后来的新旧中西，就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了。[8]

从清末到民初，一方面新旧中西之间的紧张在持续，同时也有一些读书人试图淡化或超越其间的认同色彩。孙宝瑄在清末提出：“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而他随后补上一句“通则无不通矣”，尤其意味深长。[9]真知学问者，很少敢号称什么“无不通”，即使定为想要达到的目标，也难说出口；这里的“无不通”，恐怕更多是要消解中西新旧古今这些“偏于一”的认同。

谭嗣同在《仁学》中即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义又“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与孙氏所谓“偏于一”恰相反。而其“通”的四义之一即是“中外通”，最终要实现“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盖“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则“虽有天下，若无天下”。[10]梁启超序《仁学》说：“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11]可谓知音。这种化除了畛域的境界，或近于公羊家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但对不少清末士人来说，实即掩去了外强中弱的人我之别。

那时文化竞争的意识逐渐明晰，中西“学战”一度成为读书人的口头禅。在这样的语境下，为了有利于西学的流行，读书人也有各式各样的创新举措。如“西学源出中国说”，过去多被视为保守，其实也是一种曲线的趋新。彭玉麟便说：“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12]但这样说西学非仅西人之学，总还有些勉强。待进而正名为新学后，又减去几许踌躇。

大约从曾国藩时代开始，朝廷逐渐成为趋新倾向的后盾。由于朝野取向趋同，新旧之争也一度淡出时人的言说。然而当慈禧太后想要立“大阿哥”被列强干预时，外国势力的直接介入导致了朝廷对义和拳排外的支持，庚子后中西新旧又成敏感词。避难到西安的光绪帝发布谕旨，要求“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13]这是一个非常有特性的表述，实体性的中外可以浑融，虚悬些的新旧却被严禁。概因那时新旧对立的背后，隐伏着“拳乱”前后士人与朝廷间的紧张。[14]

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对此上谕的理解，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深意。他在回应的奏折中自称：“论制度则不分古今、不分中西，归于求是焉而已；论学术则不问新旧、不问异同，归于务实焉而已。”[15]在急功近利的压迫下，“求是”和“务实”这类当下需求，不仅泯除了古今，更压倒了中西这样的根基性“异同”！仿佛本雅明（WalterBenjamin）所谓时间静止而停顿的“当下”，呈现为一种辩证的凝固。[16]

若依“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的古训（《左传·闵公元年》），这并不是好的迹象。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务实”与中西两者何为根本、何为枝叶，似不言而喻。但在想要化除强弱优劣等“差别相”的近代，不分中西乃成为朝野之共趋，却少有人虑及根本颠覆后可能的危亡。而“求是”更提示出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王国维后来总结的：“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7]

“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可以说，正是“西学”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使传统的“道”被空间化了。也因此，“求是”才可以遮蔽中西而仍使人心安理得。“浑融”的愿望，直指“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虽有些无奈，却充满了真诚。在“道出于二”的大背景下，既然根本性的中西都可以不问，又遑论飘忽流转的新旧。然而正因中西的淡出，新旧反成为挥之不去的主题。

毕竟趋新已成大潮，经过短暂的磨合，新政又成正面的称谓。结果，中外倒少见刻意的浑融，新旧却成为难以回避的立场。从文化到政治，新旧间的尴尬皆存而未泯。江湖之上，或可轻松放言；庙堂之中，仍须拿捏分寸。胡思敬观察到：那时“人人欲避顽固之名”，故端方、赵尔巽“庚子以前守旧，庚子以后维新”；同时“人人欲固卿相之宠”，故荣禄、瞿鸿禨“公庭言维新，私室言守旧”。[18]换言之，姿态不能没有，却不妨存几分扭捏。

这样骤寒转暖、乍暖还寒的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入民国后，针对着“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的现状，王国维仍感觉有必要“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19]这与前引端方的说法颇相印证，王先生个人关于“道出于二”的表述，已不呼而欲出。而社会上的新旧对峙，更此起而彼伏。

不久就有了热热闹闹的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更发生一次明显的新旧之争。[20]与清末不同，这次政府立场明显偏向旧的一边。但也是这个政府，又明令各小学从1920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让白话文的提倡者胡适也感惊讶。[21]政府看似有些无所适从的举措，揭示出新旧尽管对峙，分野仍不那么鲜明；其间的含糊朦胧，蕴涵极为丰富。

从根本言，新旧本是互补而相互依存的。我们不必要有猫才能辨识狗的存在，但没有新就没有旧（反之亦然），最切合《庄子》所说的“非彼无我”。[22]近代中国的新旧分野，是不可否认也不必否认的。至少从戊戌维新之时起，这确实是当事人自己的认知。后来的很多场景中，所谓新党旧党、新派旧派，也都是时人自己使用的称呼（包括自己认可的和他人眼中的新旧）。

但孙宝瑄在清末就注意到：“号之曰新，斯有旧矣。新实非新，旧亦非旧。”[23]无论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社会和思想的意义上言，新旧都不是绝对的。不仅此时的新到彼时可能成了旧，就是在同一时段，新旧之间也有不少的跨越和交集。新旧本身以及相互之间可以有无数的层次，新中有更新，旧中有更旧，亦即新旧自身之中还有新旧。或可以说，新旧其实更多是一种辩证的对峙，紧张永远存在，冲突也不可避免，但很多时候，立场超过主张、态度先于“是非”，也就是社会意义的新旧往往大于思想意义的新旧。

我自己一向关注新旧间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存状态。且新旧的错位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对这类模棱两可的复杂现象，或不宜先把立言者分门别类而观察之；最好是据其所立之言进行考察分析，侧重其对特定问题、现象的见解异同；虽不忘记，却先不考虑立言者属于何门何派。为展现思想者所思所想的历史动态，不妨更多从社会视角看思想，而不一定非围绕概念立论不可。这样，从思考到表述，都特别需要以人为本，并“见之于行事”。[24]

从戊戌到“五四”的新旧之争

本书的基本取向，就是通过具体的人怎样做具体的事来展现近代的新旧之争。这书的出现，起因于《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的修订和改编。全书有四篇文章出自该书，比《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还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该书的一种延续。四篇文章中“戊戌”和“五四”各两篇，又增添了四篇与“五四”相关的文字，并将旧作《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改写，置于卷首，兼作全书的导言。

从“一般近代史”的眼光看，新旧之间持续的缠绕互竞，或归结于近代中国已失去了重心。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立足点的失落造成士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即使称作“新的崇拜”也不为过。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居四民之首的士在向新型知识人转化的过程中，却未能避免读书人整体在社会上的边缘化。伴随着近代正统衰落、异军突起的整体趋势，边缘知识人和军人、职业革命家、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一步步崛起，进而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不论从思想演化还是社会变迁及其互动关系看，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由于旧者“欲避顽固之名”，而新者还要更新，中间主干之位的空虚就成为近代中国的持续现象。甚至经典的淡出和帝制改共和这样以千年计的根本巨变，也没能改变新旧之争的绵延持续。因为前者本是重心丧失的一个关键因素，后者似亦未能形成一个新的重心。这最能提示新旧之争与思想社会失重的关联，也说明这一现象在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趋新大趋势的影响，既存研究中偏旧的一方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新旧本身及其竞争的认识。但旧的失语并不意味着旧的隐去，有时反因此而过度彰显其旧的形象。例如，在较长的时间里，学界多以为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倾向是守旧，其实湘学原处边缘，因湘军兴起而导致“湘运之起”，才逐渐走向中央。咸同一代湘籍人物基本在洋务这一趋新路向之上，这才是近代湖南文化的主流。到后湘军时代，新派在甲午后重建从魏源到郭嵩焘、曾纪泽这一趋新学脉时，旧派提不出可以取代的著名湘籍学人，只能予以默认，故乡邦意识使湖南士人难以完全守旧。

另一方面，正因一些湖南旧派代表人物在既存研究中的失语，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及其对国情的实际认知，都较少为人所关注，而往往据其旧的标签做出带有价值倾向的判断。实际上，戊戌维新时期旧派中最受瞩目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也都主张变法（具体内容与新派有别），并曾一度支持或实际参与新政（程度有不同）。若认真考察史实，他们的思想观念都颇具新成分。与此相类，新派中人也有不少旧观念，如南学会主讲皮锡瑞，主要是态度趋新，在学理上则不甚知新，而更多处于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阶段。

当时新旧双方的许多思虑其实相近，也暗中分享不少对立面的观点。他们都认识到西潮冲击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并思有以因应，其区别主要在于对冲击影响所及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的程度之上：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重要的是，湖南的旧派在相当时期内实际是与改革的朝旨作对，这一非常规的政治行为，要求更深入的分析和诠释。充分认识到新旧中西之间的纠结缠绕，就可看到，旧派诸人不甚反对西学，而更反对康有为模式的公羊学。因为后者的自乱阵脚危及文化的根本，远比引进西学可怕，故不能不挺身出来说话。

如果说清末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进入民国不久，他们就为陈独秀和胡适所取代。陈独秀被胡适称作“终身的反对派”，其传奇人生尤其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他一生言论的核心，即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需要厘清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陈氏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又因关注趋新青年这一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与胡适一起成为新的标志性人物。

在此进程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但后期则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与陈本人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在胡适看来，转向的直接诱因，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此事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相关的人事之争。而陈氏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转移，以及他和胡适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多彩。正是读书人的责任感，使陈独秀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最终走向直接诉诸行动的政治革命；但实际政治运作非其所长，在孤寂落寞的晚年，他还是回归到了文章士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