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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第1页）

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

是狱起于顺治十八年，定谳在康熙二年秋。关于其始末，文献多有记述。汪曰桢所纂《南浔镇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就汇集了大量有关文献，其中《费恭庵日记》记述此案尤详。用了今人的说法，日记作者费氏接近案发“现场”，较为知情。该日记的确展现了与事件有关的人事的无穷曲折，一桩大案酿成的详细过程。

“庄氏史狱”又作“湖州史狱”、“湖州庄氏史狱”、“湖州逆书案”、“庄氏史案”。死于此狱的有七十余人，另有百余人遣戍。由今人的眼光看去，此案最荒唐、最可惨可笑之处，是对搜捕对象的不加甄别，处罚的苛酷不情：不但罪及刻工、书贩，且罪及购书、藏书者。据涉案的陆圻的女儿陆莘行所撰《老父云游始末》，“凡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该篇收入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1981年3月上海古籍书店据旧抄本影印）。〔1〕《费恭庵日记》则说，案发后就缚的，“尚有来拜年亲戚及邻舍来看者”。书贾陆某“方嫁女，妇女杂集，质明祸发，悉就缚”。关于“庄氏史狱”中家属的牵连拘押，尤其陆圻、查继佐、范骧诸家羁押中的情状，以陆莘行所撰文字，记述最详。如“男子发按察使监，狱卒分给铁链”，“女子发羁候所”（后均发羁候所）；仅查、陆、范三姓，被逮者就有一百七十六人。

刻工、书贩不论，对那些偶尔出现在现场的戚友邻人、围观者，这实在是飞来横祸，又有谁能为他们申冤昭雪？知名人士则不同。明末社局中的陆圻、查继佐不论，即使较他们年轻的吴炎、潘柽章，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也应当说，关于这种敏感事件，上述涉案人物，仍然是相对安全的话题。

吴炎、潘柽章作为青年才俊，虽不及陆圻、查继佐的声名显赫，却因了当时两个最负盛名的人物的揄扬，而备受记述者的同情与惋惜。钱谦益与顾炎武虽不相能，却不妨碍他们各以其方式鼓励、支持两个年轻人已然开始却未及完成的事业，即为故明写史。钱、顾一致认为吴、潘堪此重任。而且我注意到，无论钱还是顾，对于吴、潘，所持均非长辈对晚辈的提携态度，而两个年轻人对此也像是很坦然。曾以国史自任的钱谦益，将完成这一任务的希望寄托于晚辈，想必既心有不甘，又不无欣慰。而吴、潘之死的酷烈，则一定令顾炎武备受折磨，尽管他的那篇怀念吴、潘的文字，保持了一贯的节制冷静。

吴炎，字赤凕，又字如晦，号愧庵，后更号赤民；潘柽章，字力田，一字圣木。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亭林文集》卷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写得较多的，是他曾交往过的潘柽章。据年谱，顾氏顺治十四年北游，十八年曾一度南归至杭州。其访潘柽章，当在此期间。康熙二年，顾氏在汾州，得知吴、潘二子罹难，遥祭于旅舍。其《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寄节士之弟耒》（按：潘耒，字次耕，潘柽章弟）两首，年谱系于是年。潘柽章弟潘耒的师从顾炎武，乃遵亡兄的遗命，距其兄被难已有六年。《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一札，说：“接手书如见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顾氏另有《亡友潘节士弟耒远来受学，兼有投诗，答之》一诗，不胜凄怆。

案发前的顺治十三年，顾氏所作《赠潘节士柽章》一诗，开篇就说自己对于“国史”的忧虑，说其有志未遂，幸而有潘柽章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荦然持巨笔，直溯明兴始。……上下三百年，粲然得纲纪。”（《顾亭林诗笺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在他看来潘子不但有其志，且才足以副之，此种人才实属难得。“期君共编摩，不坠文献迹。便当挈残书，过尔溪上宅。”（同上）不但寄望甚殷，且倾囊相助。〔2〕其《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一诗，颈联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云云，拟之于左丘明、司马迁，对二子的史学造诣，评价有如是之高！

钱谦益也引潘柽章为“学问道义之交”，称许其有良史才。《牧斋有学集》中《与吴江潘力田书》，说读潘氏《国史考异》，觉其“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说“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钱氏更就史事的裁断，与较其年轻近四十岁的潘氏商榷，且也如顾炎武的尽其所有，倾力相助，说“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搜采”（同上）。钱氏另一札则径以潘氏为“忘年知己”，对潘柽章针对其《太祖实录辨证》的“考异刊正”，非但不介意其人的入室操戈，且说“实获我心”（《复吴江潘力田书》，同书卷三九）。钱谦益以好骂颇招物议，对于他所欣赏的后辈学人却能如此，不也令人可感那一代人的气象？钱谦益尚有复吴炎一札，说：“去年逼除，得见今乐府一编，深推其采撷之富、贯穿之熟而评断之勇也。蛩然而喜，焕然而兴曰：‘所谓斯人者，其殆是乎？……’”（《复吴江吴赤溟书》，同书同卷）能同时得顾、钱两位的称赏，吴、潘的才学不问可知。

钱谦益更不惜以其影响力为吴、潘征书，号召同道“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俾成就“盛事”，且期望吴、潘“终身以之”（《为吴潘二子征书引》，《牧斋杂著·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动作。尽管姿态稍嫌夸张，但以吴、潘二子所从事者为“共同事业”，应当是真的。无论顾炎武写于案发后的还是钱谦益写于案发前的文字，都对两个年轻人以“同志”视之，一派郑重。但此后的事情有大出他们的意料者：吴、潘蒙难，不但二人合撰而“十就六七”之《明史记》不传，且潘子的《国史考异》三十多卷也惟存六卷，其《松陵文献》编纂未就，直至三十年后，才由其弟“校而梓之”。应当就是康熙三十二年刻本。〔3〕

但不幸中仍然有万幸。除了生前身后钱谦益、顾炎武的称赏，潘柽章还得力于其弟潘耒对其遗编的整理、刊刻。潘耒官翰林时，即为其兄及吴炎申冤，使得“昭雪”。潘耒撰《国史考异序》，开篇即说：“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耐人寻味的，是拟之于治狱。其兄岂非正死于治狱者之手？接下来耒说，其亡兄“以著作之才，盛年隐居，潜心史事，与吴赤溟先生搜讨论撰，十就六七”；还说其亡兄“尤博极群书，长于考订”，以十余年、数易手稿写成的《国史考异》“盛为通人所称许”；“牧斋尝见此书，而贻书亡兄，极相推服，有‘周详精审，不执不偏，知史事必成，可信可传’之语”（《遂初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序其兄所撰《松陵文献》，说其兄写地方史亦如写明史，“参伍钩稽，归于至当”，“史家之能事毕矣”（同书卷七）。耒还在书札中说，“六壬之说，浩博艰隐，学者每望洋而返”，其亡兄却“留意三式之学，于六壬尤多悟入……”（《与人书二》，同书卷六）则潘柽章的学问不但精而且博，委实难能可贵。

吴、潘二子的被关注，一则因两人生前已头角峥嵘，再则因年纪轻、被祸惨。他们是被凌迟处死的，即俗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关于吴、潘两位的故事中，最惨痛的情节，是叮嘱家人如何在被“磔”后的躯体碎片中辨认自己。《南浔镇志》卷三八《志余》六，录《临野堂别集》，写到“磔”前一日，吴炎对其弟说：“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平望续志》，记述略同（卷一《明史记》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此外被较多写到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临难的从容、慷慨。有人记吴、潘就逮，“两县令一司理登门亲缉，一则方巾大袖以迎，一则儒巾褴衫以迎，辞气慷慨。凡子女妻妾一一呼出，尽以付之。两县令一司理谓君家少子，姑藏匿，何必为破卵！两生曰：吾一门已登鬼箓，岂望覆巢完卵耶！悉就械。”记述者于此感叹道：“其慨然以妻子尽出者，岂真铁石心哉？一腔热血，有难言者存矣。”（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不心存侥幸，或也因了其人本是史家，见事透彻，对自己的命运不难了然于心的吧。

二子的不苟免，更在此后的刑讯中。据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当鞫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吴的大骂固然刚烈，潘的“不辨”，也不失尊严。另有人说，当鞫讯时，“痛骂不屈，夹两棍，骂益甚。两部官蹴其齿尽落”（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卷下）。由顾氏上文看，说的应当是吴炎。

潘柽章遗作《松陵文献》卷十有吴炎传，说吴“天才矫拔，文笔劲健，作史传甚有体裁，详而核，简而明，美恶不掩，有古良史风”；关于其遗属的命运，说其人“死后家口北徙，妻张氏自杀于齐化门”，“遭难，遗稿散佚，人多惜之”云云，必非出自潘氏手笔，应由他人补入。戴笠《潘柽章传》则说潘柽章妻沈氏“随坐北徙，以有身，不即死，赍药自随”，后所生子死，“即日饮药自杀”。

关于吴、潘与庄氏此案的关系，也如其他涉案名人，当时就说法不一。与吴、潘交往密切的戴笠，说庄氏书刻成，吴、潘“未尝寓目，徒以名重，为所摭引，遂罹惨祸”（《潘柽章传》）。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也说吴、潘“以才名素著，列之参阅，实未尝受其聘”（《查继佐年谱》附录二，中华书局，1992）。潘耒《国史考异序》的说法，是其兄“不与其事，横罹其祸”。却也有不同的说法。傅以礼所辑《庄氏史案本末》，就有人说庄氏聘名士约十六七人“群为删润论断”，吴、潘正在其中（卷上）。〔4〕其实二子是否与闻，有无“参阅”，对于今人无关紧要，即“与闻”、更“参阅”又何罪之有？二子不过为此狱的酷虐，提供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例子罢了。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关于顾氏祭二子诗，笺曰：“湖州史狱不过清代千百桩文字狱之一，斩绞凌迟仅七十二人，较后来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以及张熙、曾静诸案多无罪而死者，未为惨酷。吴、潘二人虽属株连得祸，然既私撰《明史记》，已有取死之道，较同时仅因助赀刻书、开肆售书、行路购书以及书手、刻工知情未报而骈首就戮、而籍没流徙、而终身囚系者，未为冤枉。”（卷四）在我读来，“仅”、“已有取死之道”、“未为惨酷”、“未为冤枉”云云，不过表达了王氏本人的愤慨而已。

清朝定鼎，士风未即“丕变”。陆文衡说：“生员言事，卧碑有禁，而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昌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今非其时矣……”（《啬庵随笔》卷三，光绪丁酉刊本）以下举“因言获罪”至惨者，即金圣叹等哭庙一案诸人。在记述者的笔下，狱中的吴炎、潘柽章确也十足的明人面目。《松陵文献》卷十吴炎传，说吴“在狱赋诗慷慨，神色不挠”。杨凤苞《记吴楚》关于史案中人的精神状态，有类似描述：“时以史案系累者多文士，诸人锒铛狴犴，慷慨赋诗，互相酬答，皆无困苦乞怜语。”（《秋室集》卷五）我所读到的潘柽章狱中与人唱和诗却不免老套，无非悔不该与文字结缘，当然，牢骚而已。《临野堂别集》录潘柽章狱中诗《漫成》四首，其一首联即“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尾联为“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其二尾联：“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与美生对酌》绝句，首句即“平生恨不学屠沽”，并不一味作激昂语，也是士大夫当此种时候惯有的表白。一旦因文字得祸，书生通常想到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实则只要项上的那颗头颅犹在，总不能不舞文弄墨——不必读那些长流边徼的文人的诗文，只要看史案中人羁绁之下仍然吟哦不已即可知。

那么你会想问，这种轩昂的意气，在有清一代，是如何消磨殆尽的？

吴炎、潘柽章为青年才俊，查继佐、范骧、陆圻则系浙中名宿。陆圻，字丽京，原是明末社局中的活跃人物，发起登楼社，在清初社事中依然活跃，曾赴嘉兴南湖“十郡大社”的社集。陆氏兄弟陆圻、陆培交游广阔，查继佐则广有门徒。钱谦益有《复冯秋水》一札：“西浙俊髦，无如冯、范。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牧斋杂著·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冯、范，即冯文昌、范骧）据杜登春《社事本末》，壬午春，复社中人大会虎丘，陆圻、范骧、查继佐均在其中。

就时人记述的案情看，此案中吴、潘二子的故事较清晰，查、范、陆三人“检举”一事，因说法不一而扑朔迷离，是事件中较为暧昧的一段情节，令人疑心有未解之密——当时已然，否则就不会有下文将要提到的那个关于“雪丐”的传说，虽为查继佐的门人否认，仍被人津津乐道。

据查继佐的门人所撰查氏年谱，查氏案发前由陆圻处得知自己在《明史纪略》（按：即《明史辑略》）“参阅姓氏”中，即“投牒督学”，“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查继佐年谱》顺治十八年）。此种说法，与陆圻的女儿陆莘行的说法有异。莘行说其父风闻庄史将其与查、范列入“评定姓名”，即往查继佐处询问，见查案头果有此书，说：“若不早图，祸将作矣”（《老父云游始末》）。则具牒检举，像是由陆发起。查氏门人的说法或得之于查氏本人，莘行则可能得自其父，都应当有较大的可信度，却已有这样的不同，其他叙述更是言人人殊。即如《费恭庵日记》，说案发前查、范、陆于庄氏“不相闻且未见书”，“具检明呈于学道”。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说查继佐、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得以脱罪（《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陆圻》，有陆被逮前曾“具状自陈”云云。“首告”与“自陈”，语义不消说有不同。“自陈”或不过自我澄清，“首告”却近于今人所说的“告发”。可以相信的是，无论“检举”的是陆是查，对于此后事件的发展，都应当无从预知。到了大案铸成，吴、潘等人惨死，是否会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一念？无论出于主动，还是他人代署，陆圻的终不自安，也应因了保全首领的代价之高。同案罹难诸人的惨死，不能不使幸存者有道义负累。《清史稿》文苑传的说法是，“事得白，（陆氏）叹曰：‘今幸不得死，奈何不以余生学道耶！’亲殁，遂弃家远游，不知所终”。

获释后的陆圻，似乎并非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黄宗羲说“人有见之黄鹤楼者，云已黄冠为道士矣”（《思旧录·陆圻》，《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陆氏的女儿莘行说，陆氏于丁未冬，祝发为僧。戊申二月，曾一度归家，与亲友诀别，其间为其弟疗疾，与妻女仅相隔一道墙，却毅然不顾。这年九月赴粤，即不可踪迹，“每至必易姓名”，以示决绝（《老父云游始末》）。此篇文字写于康熙四十六年，莘行不见其父已三十九年。全祖望的《陆丽京先生事略》更说其子曾在黄山找到他，以“祭墓”的名义哀恳其归，陆氏归后竟“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迹”，致使其子因寻父不得悒悒而死（《鲒埼亭集》卷二六）。明清间的知名人士屡变姓名的，如方以智在逃亡途中，另一即陆圻为僧之后，均有不得不然；而陆圻的心情有可能更苦涩。〔5〕

明清之际这样的时代，士大夫劫后余生，难免会有诸种缺憾。黄宗羲说自己曾致书江右的陈弘绪，陈答以“吾非故吾”，令黄氏觉得其“若有惭德”（《思旧录·陈弘绪》）。〔6〕他记陆圻史狱前后的变化，说自己庚寅（即顺治七年）曾与陆氏同宿某人家，夜半，陆“推余醒，问滃州事，击节起舞。余有怀旧诗：‘桑间隐迹怀孙爽，药笼偷生忆陆圻。浙西人物真难得，屈指犹云某在斯。’”史祸之后，陆“以此诗奉还云：‘自贬三等，不宜当此’，请改月旦。其后不知所终”（《思旧录·陆圻》）。全祖望也说自己曾在黄家得见陆氏“所封还月旦之书，甚自刻责，以为辱身对簿，从此不敢豫汐社之列”（《陆丽京先生事略》）。你据此可以猜想，刀锯鼎镬之下人所难免的怯懦，成为了陆氏持久的疚痛。

古代中国知识人极其在意士论关于自己的评价即所谓“月旦”，因此无论“封还月旦”还是“请改月旦”，都属于含义复杂的动作。其意思无非是对同侪的称许愧不敢当，以及“吾非故吾”等等。“封还”乃所以珍重，示人以郑重不苟，不容丝毫含糊。此种古道，今人已不能理解。至于“辱身对簿”云云，也是极痛心的话。在士人，“对簿”是一大侮辱，庄氏史狱之于士人的摧辱，决非“对簿”一端，那自然是对“民族感情”的摧残，对“反清意志”的摧残，亦对东南人文的摧残。事实是，在吴、潘等人惨死之后，陆氏的获释本身，已包含了“辱”。陆氏的出走，以至一往而不返，也应因不堪承受这“幸存”的压力的吧。经历了这样的事件，一个敏感自尊的文人，很难自信尚能保有“完整性”，会自认为有无从修复的破损；不一定就厌世，却有可能厌恶、鄙视自己。陆圻或许属于后一种情况。谢国桢引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一《王崑绳孤忠遗翰序》，说看陆圻画像，“雉冠戎服，挟弓矢袴靴纵马而驰，是岂山中学道之人哉，又可悲矣！”（《晚明史籍考》卷二二《孤忠遗翰》条）

陆圻的女儿莘行说狱兴之前他的父亲就有预感，自己曾听到“父母于密室中欷嘘偶语”。还说其父就逮，临行，嘱其二子以己为鉴“终身不必读书”。还记其父赴京途中，“一日泊金山下，闻钟磬声，誓曰：苟得生还，所不祝发空门，有如大江！”（《老父云游始末》）那么陆氏获释后无非践行此誓言。由全祖望《陆丽京先生事略》看，陆圻性情“温良”，虽参与社事，名在人口，却不大有名士习气。该篇说，陆获释后，叹道：“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领，宗族俱全，奈何不以余生学道耶？”或许倒是全氏代其设想，陆圻本人的想法有可能曲折得多也灰暗得多，否则难以做到那般决绝的吧。出走——无论是否真的皈依佛门——似乎被认为较言说有力。陆圻用决绝的姿势，以自己远行的背影，做了有力的表达。

我读与史狱有关的文字，关注不止在此案之惨，导致案发的人事纠葛，还有若干涉案人物，以及案里案外的细琐情事。有关文献中对史案的记述态度，也留出了较大的想象空间。我最感兴趣的，是摧折之余士夫精神意气的斫丧，这一种“余波”。在近代“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尚未兴起的时代，古代中国的知识人并不缺乏传达其“创伤经验”的足够手段，最经典者，就包括了敝同乡阮籍的穷途之哭。尽管于来自外部的“禁忌”、“禁制”之外又有自我禁抑，你仍然有可能在古人遗留的文字间，搜寻到他们有意无意留给后人的微渺信息，尽管后人的代古人设想，有可能距“真相”更远。或许也因有鉴于此，有人即重重设防，极力避免窥探，甚至干脆自行蒸发，“不知所终”，意欲将一份秘密永远地带走。

范骧，字文白，号默庵。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中，查系寿终正寝；范死于查前。查氏临终前，尚于书室中设范之位，抱病祭奠，可知与范骧交谊之深厚。范氏之子范韩记述此案，对于查、陆却“颇致诽词”，“不免有私憾存乎其间”（参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一六《范氏记私史事》条），未知系何种“私憾”。据范韩说，范骧史案获释后“志气如常，卒年六十八”。果真如此，又可证对屈辱的承受力也有因人之异，并非谁人都像陆圻似的创巨痛深。

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那篇文章说，“方庄氏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由此看来，查、陆、范的卷入此案，未必是在劫难逃；列名庄氏明史的“参阅”，有可能是征得了他们同意的。当然，名人之名往往不免于为人所借；要爱惜其名如顾炎武者，才能峻拒此种**。但也应当说，无论是否与闻以至是否介入庄氏修史一事，陆圻、查继佐都有为“故明”存史的强烈意愿。陆圻有《陆子史稿》传世，还曾参与《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该书于顺治十五年即庄氏案前已刊行；而下文还将写到，查继佐即使经历了史狱的生死劫，仍然撰写了他的那部称得上皇皇巨著的《罪惟录》。

查继佐，字伊璜，一字敬修，号兴斋，人称东山先生。据《费恭庵日记》，吴之荣首告时，即将查继佐与定谳后的主犯庄允城（按：应为庄允诚）、朱佑明并列，说他们“共造此书”，公庭质对时也一口咬定系查继佐等主笔。查以曾向学道“检举”自辩，吴却质疑其何以不向督抚告发，而“首”于学道。据此看，查氏当初的向学道而非督抚呈报，或许真的不希望司法介入，而只是在“教育官员”处备案，申明自己（以及范骧、陆圻）与该书无关。由此，案发后查氏处境之凶险不难想见。〔7〕

事实也的确是，查等“检举”在前，吴之荣“出首”在后。据《南浔镇志》，对簿时查继佐辩解道：“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佐前而吴某后，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之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佐早而吴某迟，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之下。今吴某以罪受赏，而继佐以功受戮，则是非颠倒极矣。”（卷三八《志余》六录《熊懋蒋希图闻门录》）这样看来，“检举”与“出首”，性质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据年谱，查氏被收押前曾告诫其子不要透露其他参阅者的情况（《查继佐年谱》康熙元年），则所谓“检举”，仍然更是意在撇清关系，预先为自己也为友人（范、陆）脱罪；因终成大狱，也就与告发、举报难以区分了。但此狱的关键，仍然是吴之荣的“首告”。查等的“检举”，作用较为次要，虽不得不对簿公堂，仍能获释；因“检举”有功而蒙有关当局颁赏，赏额也低于立了首功的吴之荣。

即令如此，查、范、陆的“检举”，仍然是此案重要的情节。或许出于为贤者讳的用心，凡此等关节处，有关的叙述均不免语焉不详。出自查继佐门人的查氏年谱，对史案却并不避讳：“庄史波及，因先生合词简举，留案，得释，所著《得案日记》述之甚详。”这部关键性的日记，我所读到的记述此案的文字均未征引，似乎久已失传。不知何故偏偏这部最有可能征信的文字，失却了踪迹。或许将来有一天，意欲侦破此案的好事者，会发现这日记如出土文物般地在某处“潘家园”现身？

依据门人的记述，查继佐机智幽默，且善于自我保护，多少有那么一点不好捉摸。在江浙的名士群中，查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至少引起的关注度不及同案的陆圻。他的与当时士人中的领袖人物、与那个党社的核心圈子、与“时风”若即若离，保持距离，未尝不也出于“自我保护”的聪明。

叙述庄氏史案倘若由查、范、陆的角度，有可能是三位大名士为避祸而主动告白，间接推动了此案成立，最终背负了沉重的道义负担的故事。但如上文所说，同历此劫，“精神后果”却有因人之异。三人中，惟陆圻的心事有迹可寻，查、范的心迹几不可考。但刻意的规避，焉知不也因了难以释怀？《年谱》记患难余生的查氏：“初，眷属内外皆锢于公署，其后即禁锢于家中。先生既归，始对家人一涕。当患难急迫，独洒脱如平时。”（《查继佐年谱》康熙二年）这“一涕”乃情不自禁，也证明了其“洒脱”中固有隐忍。在史案的残酷性充分显现之后，率先“检举”的查氏当作何感想？会不会有梦魇，比如梦到遭凌迟者的血肉淋漓？对于自己当初的“检举”，清夜扪心，能否坦然？或许他的心足够坚硬，并没有我们代为设想的种种。下文还要写到查氏在案发后大肆进行的明史、南明史书写——令人疑心既出自不可抑制的冲动，亦隐含了自我救赎的动机——谁能说得清呢！谢国桢以为查、陆、范“中途首告，临难苟免，实有足令人非议者”（《晚明史籍考》卷一六《范氏记私史事》条），稍嫌苛刻。至于黄宗羲因憎恶湖州籍的温体仁，竟说湖州史祸乃“天之报施者”（《汰存录》），大可作为明人“党见”深不可拔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