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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第1页）

七、结论

在谢廷杰与徐栻两人都认为过去从祀标准之一的“崇德报功”之“功”应是“政学合一”的内涵后，扩大了传统的祀典含义。相较之下，强调阳明“事功”的表现，成为与另外两位（陈献章与胡居仁）被提名从祀者非常不同的条件。本文通过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差异的对勘，发现钱德洪等人为了阳明从祀孔庙的目的，在全书本《年谱》中，将阳明事功、思想与行履的叙述往符合当时从祀标准的方向修改与塑造。总的来说，有关阳明事功的描述，一方面是尽量不犯当时的政治禁忌，也不牵涉太多政治上相关的人物，对于功绩也是尽量低调，不予人有夸耀阳明建立“不世之功”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外界的批评与质疑，则用种种理由来回应与平反。但最终导致对阳明事功建立过程的描述是语焉不详的，并且加入太多辩解之词。另外，阳明的《大学》思想本应是两版本《年谱》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在王门内部牵涉何谓“正统”解释的问题，使得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反而无法有一逻辑且明确的叙述；只能通过钱德洪的按语来表明阳明的“大学观”是圣人之学，其“致良知说”是简易明白的，而这个说法实与谢廷杰的奏疏内容若合符节。最后，将长久以来社会舆论对阳明有所质疑的观点，通过种种巧妙的文字改写与说法隐讳起来，使得看《年谱》之人所接受到的阳明形象，不但是“文武合一”，且是行履端正、不愧屋漏的，亦是达到程敏政所要求的“无疵于公议”从祀标准。因此，在往后有关阳明的传记中，不论是官方撰述抑或是私家著述，对阳明的生平事迹与形象都只能有一种想象。全书本《年谱》中的王阳明是一个“合格”于当时从祀标准的“真儒”，而不是阳明自己所认为的“自反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杰”。

为了从祀孔庙的目的，钱德洪不惜委曲隐讳地修改其师《年谱》内容的做法，让笔者想起他曾给其弟子信中的一段话。他说：

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哓哓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108]

钱氏的原意是王门弟子与后学们想通过阳明的“金针”（良知说）来度人，但自身却从未绣出过鸳鸯（事功）。用同样的逻辑来看，钱德洪原来所写的《年谱》原是要让人知道阳明的金针怎么来的，又是如何绣出鸳鸯的，但为了“从祀孔庙”的目的，删改了很多的内容。如今，后世之人从全书本《年谱》中，对阳明的“金针”丝毫不知其源流与精神，而“鸳鸯”又是按照当时人的标准绣出的，更不能知道阳明当时是怎么样编绣出鸳鸯的。套用钱氏的说法，不仅鸳鸯不知为何，连金针也不知为何了！如此做法，真不知后世看《年谱》之人，如何能得阳明之学呢？更遑论想要再建阳明之政。明末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号景逸，1562—1626）曾为重刊的阳明《年谱》作序，但他曾经有一真心话不敢在序中言明，而在别的地方说到。他说：

余观文成之学，盖有所从得。其初从铁柱宫道士得养生之说，又闻地藏洞异人言周濓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及娄一斋与言格物之学，求之不得其说。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弃去，则其格致之旨未尝求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尝得其言之意也。后归阳明洞习静道引，自谓有前知之异，其心已静而明。及谪龙场，万里孤游，深山夷境，静专澄黙，功倍寻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旧学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处于二氏，必欲簒位于儒宗，故据其所得，拍合致知，又装上格物，极费工力，所以左笼右罩，颠倒重复。定眼一觑，破绽百出也。后人不得文成之金针，而欲强绣其鸳鸯，其亦误矣！余于《序》中，亦未敢无状便说破，姑记于此。[109]

高攀龙看完《年谱》的感觉，认为阳明之学是从旧学而来的，而他指出致知与格物的问题亦与罗洪先有相似的说法，后世之人根本得不到阳明的“金针”，更遑论要绣出“鸳鸯”了。高攀龙之所以这么评价阳明，钱德洪所修改后的《年谱》是最大的关键，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1]此文原发表于《汉学研究》29卷1期（2011。3），页153—187。不过，发表时限于篇幅，有相当的注脚及结论部分不得不割爱，今仍复其旧，但内容无大差异，特此说明。本文曾经王汎森师寓目，后又以《造神》为题，宣读于“明清理学与家族”读书会。会中承钟彩钧老师、吕妙芬、钱明教授的斧正，并蒙孙中曾、史甄陶、林胜彩、朱湘钰、何淑宜、张艺曦、蔡淑闵、锅岛亚朱华、吴孟谦、白百伶、沈明谦、徐维里众学友指教，谨此致谢。

[2]关于孔庙祭祀制度参见与儒家道统的关系之研究，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1994）、《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2001）。

[3]文后有记时云：“乾隆甲戌（1754）嘉平吉旦”，见（清）李祖惠：《润斋徐公像赞讳世霖字璘如》，见徐华润编纂：《姚江徐氏宗谱·续谱》（中国家谱·2B—2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图书馆，1986），《北宅像赞》，页数不清。

[4]（明）管州，《三江徐公赞》：“公同兄三溪公（徐珊）从学阳明夫子。”见徐华润编纂：《姚江徐氏宗谱》，卷5，《乡贤像赞》，页15b。

[5]（明）钱德洪，《笑亭徐公赞》：“君讳汉，肃夫公子也。学绍箕裘，良知冥契。所与友善者，独阳明夫子一人。”见徐华润编纂：《姚江徐氏宗谱》，卷5，页26b。

[6]现今能找到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弘治年间的《阙里志》，见（明）陈镐：《阙里志》，收藏在傅斯年图书馆。此时阳明还未入祀，故无其传，不过崇祯之后的版本都有了。

[7]（日）福田殖：《解说》，见安冈正笃监修：《王阳明全集》（东京都，明德出版社，1986），页9—11；（日）吉田公平：《附论：王阳明研究史》，见氏著：《日本における阳明学》（东京都，ぺりかん社，1999），页212—214；（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硏究》（东京都，汲古书院，2007），第五章“王守仁の伝记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页438—453。前两条经钱明先生与学友锅岛亚朱华提醒，谨此致谢。

[8]原发表于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页567—581。后见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312—333。

[9]除了此文外，关于王阳明的从祀过程与争议，朱氏还有两文，“TheDebatenitionofWangYang-ming，”（王阳明从祀孔庙事件的争议）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8。1（1988），pp。47-70；《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载《史学集刊》6（2008。12）：35—44。

[10]（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杂记》，卷30，页1057。

[11]就笔者收集到的有《峤南琐记》《新知录摘抄》《解颐诗话》《宾退录》《甘露园短书》《神相水镜集》《坚瓠集》《耳谈类增》等书，皆记载详略不一阳明的前身事。

[12]“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校勘：《明实录》（台北，“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6），《世宗实录》，卷98，“嘉靖八年二月”条，页2299—2300。

[13]（清）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65，页4060。朱鸿林认为耿定向上疏请祀阳明是在其受诏赠伯爵之前，见《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5（1996），页168。

[14]《明实录》，见《穆宗实录》，卷9，“隆庆元年六月”条，页262。

[15]（清）谈迁：《国榷》，卷65，页4054。

[16]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页1353。

[17]（清）谈迁：《国榷》卷65，页4070。

[18]（明）何乔远编撰：《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卷77，《英旧志》，页2335。

[19]他在其自撰《年谱》中说道：“余闻徐（阶）专讲阳明之学，每十日约同志者作讲会，凡从之者多与做好官，当时此风颇炽。”见（明）郑世威：《环浦自撰年谱》（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隆庆元年七月条”，无页数，万历间（1573—1619）蓝格清稿本。而其《传》也提及：“会有从祀议。时宗王新建学者什七八，公谓：‘守仁学术杂霸王道，不当与薛瑄、陈宪章同祀。’相徐文贞公雅重公，虑公有所枘凿，以吏部右侍郎徙南，已徙北刑部右侍郎。”见（明）翁□春：《司寇郑环浦公传》，见（明）郑应晓辑：《郑恭介公恩荣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页39b，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本。郑世威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是在隆庆元年十一月，因此他的反对应在此之前。见（清）谈迁撰：《国榷》卷65，页4074。又“隆庆二年三月……改南京吏部右侍郎郑世威为刑部右侍郎。”见《明实录》，《穆宗实录》，卷18，页493。

[20]《尚书·武成》：“列爵唯五，分土唯三，建官唯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敎，唯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册）（台北，新文丰，2001），卷11，页435。

[21]（明）程敏政：《考正孔庙从祀疏》，见（明）林尧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85下，页530d—531a。

[22]（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115，《文部·第四首》，页795a。

[23]此序末有云：“时隆庆己巳十月朔（三年）。”见（明）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十八卷续集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6册）（台南，庄严文化，1997），续刻卷1，页469c。

[2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云：“比新郑（高拱）当国，遂嗾给事中笪东光劾原任给事魏时亮附阶（徐阶）私守仁（王守仁），借从祀以滥与伯爵，欲坐徐、魏以专擅封拜论斩。盖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会东光病狂，衣红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参逐去，自是无敢议守仁从祀者矣！”（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4，《四贤从祀》，页362。

[25]“礼科都给事中宗弘暹请会议王守仁从祀孔庙，从之。”（清）谈迁：《国榷》卷65，页4213。

[26]（明）谢敏行辑、（清）谢钟和续编，孙熺元重刻：《东山志》，卷6，《人物》，页4b，道光六年（1826）谢熺元重刻养中堂刊本。大学士谢迁也是这个家族的，只不过一个分支在浙江余姚，一个在江西新建。谢廷杰的传记即位在谢骐之后。

[27]“隆庆壬申，侍御新建谢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岁祀。”见（明）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页1565。

[28]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11，页288。

[29]关于钱德洪编撰《年谱》的过程参见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8。3（1998。9）：69—89；钱明：《关于钱德洪的文献学调查与研究》，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8。1（2008。3）：133—174。

[30]见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页317—321。

[31]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页1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