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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第2页）

[32]（明）钱德洪在《三征公移逸稿》前有题识云：“沈子启原冲年即有志师学，搜猎遗文若干篇，录公移所遗者类为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将增刻《文录续编》，用以补其所未备也。出以示余……隆庆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识。”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74。

[33]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26，《续编一》，页967。

[34]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7，《年谱附录二》，页1356。

[35]由于钱德洪与谢廷杰的文集皆不存，而徐阶与王畿的文集也并未提到，连《王文成公全书序》都未能收入徐阶《世经堂集》中。

[36]（明）屠应埈：《奉旨议薛瑄从祀孔子庙疏》，《屠渐山兰晖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2册）（台南，庄严文化，1997），卷7，《奏疏》，页53d—54c。

[37]《明实录》记其之所以从祀的理由中云：“（薛瑄）虽不专以述作为事，而只简片言皆可师法，微词奧义悉合圣谟，至今学者莫不尊信而诵习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已之际，不折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荣辱不以关其心，死生无以易其操，此其树立之大节也。故一时信从者，有河东夫子之称，一代真儒之许，至今无异议焉！”见《穆宗实录》，卷61，页1485。

[38]（明）谢廷杰：《崇祀大儒以明正学以育真才以隆圣泽疏》，见（明）吴亮辑：《万历疏钞》（《续修四库全书》史部4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35，《崇儒类》，页358c—359d。

[39]疏中有云：“会顷者御史谢廷杰疏举先臣王守仁拟议从祀之列。”（明）李颐：《恳乞圣明集公议崇祀真儒以培道脉以隆万世文治疏》，见（明）吴亮辑：《万历疏钞》，卷35，《崇儒类》，页360c—361c。

[40]谢氏往后也以此标准来看待被百姓奉祀之人，例如他在《诸侯生祠记》中说：“余尝督学南畿与君（诸大伦，号白川）周旋，而知君学得于阳明先生者有素，乃今睹东乡政绩，益验君之不负所学也。夫“学”与“政”岂异道乎？有实学则有实政。”见（清）李士棻等修、胡业恒等纂：《东乡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15下，《艺文志》，页1151。

[41]（明）王世贞《徐尚书传》中有云：“（徐栻）虽不尽为新建学，至所推贤，惟新建。尝上书请从事孔庙，廷议有抗沮者，辨之，颊尽赤。”见《弇州四部稿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3册），卷77，《文部》，页131a。

[42]（明）徐栻：《早定崇祀大议以隆真儒以光圣治疏》，《督抚江西奏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卷3，页29a—31b，万历元年（1574）邵梦麟刊本。按：《明实录》以为此疏为谢廷杰所作，又记云五月时上疏，皆误。见《神宗实录》，卷13，页425—426。

[4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云：“至今上（神宗）初元，都御史徐栻、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廩、谢廷杰、余干贞等，各独疏荐守仁，宜与瑄同祀。”卷14，《四贤从祀》，页362—363。余氏在《请祀醇儒王守仁疏》中云：“臣愚以为礼应从祀，无可疑者。何者？道有正脉，学有宗传，守仁申明良知之旨，盖圣门易简之学也。……或者谓其禅耶！夫禅外人伦遗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守仁经文纬武，动有成绩。其疏犯中当则直矣！绥化遐方则仁矣！首倡勤王则义矣！芟群凶平、大难则勇矣！处权奸、寝逆谋，不动声色，则智矣！圆融变化，不倚一偏，禅之学能乎哉？谓其与朱子相抵牿耶！……则守仁之于朱学，盖殊途同归者矣！……伏愿采佥同之见，明道统之传，绍有宋之休，嗣先皇之断，敕下礼部，俾守仁与薛瑄并祀孔庭，则士习益端，人心益劝，而唐虞之治再见于宇宙间矣！”见罗柏麓等修、姚桓等纂：《遂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10，《艺文·疏》，页739。

[44]《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1，页366—367。

[45]《明实录》，《神宗实录》，卷15，页458—459。

[46]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上卷，页565—566，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47]见（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上卷，页566。

[48]此坠马事却记载于（明）冯梦龙编著：《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见《三教偶拈·冯梦龙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22。按冯氏此书所根据的原本是嘉靖本《阳明先生年谱》。

[49]见钱明：《王阳明散佚诗汇编及考释》，载《浙江学刊》6（2002）：72。

[50]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页1222。

[51]（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599。

[52]（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05—606。

[53]事实上，王家与孙家在余姚的关系是很紧张的。阳明在《与王邦相三通·其二》：“近日祖墓复被掘毁，墓上天生瑞柏亦被斫伐，割心刳骨，痛何可言！近方归此脩治圔邑，论议纷纷，皆以为孙氏所为，区区亦未敢便以为信。孙氏父子素所亲厚，三子又尝从学，此等穷凶极恶之事，我何忍遂以加于孙氏。”此为阳明佚信，见王世杰、那志良、张万里主编：《艺苑遗珍》（香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67），法书第二辑，《十三·手札三通》，无页数。

[54]阳明门人陆澄曾指出当时阳明平宸濠遭议的理由有六，其中有“守仁亦因贺宸濠生辰而来”见其《辨忠谗以定国是疏》，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9《世德纪》，页1458。

[55]（明）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中卷，页608。

[56]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页1274。

[57]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93。

[58]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93。

[59]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0《续编五》，页1094。

[60]（明）李介：《天香阁随笔》（《丛书集成新编》文学类第87册）（台北，新文丰，1985），卷2，页633。

[61]（明）王守仁：《牌行福州等八府》，见（日）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硏究》（东京都，汲古书院，2007），附录三“《王阳明全集》补遗”，页578。

[62]府志记云：“巡抚都察院，在嵩山之麓，嘉靖三十六建。其地……嘉靖间，改为提学道。倭寇闽中，朝议设抚台督军务，遂开府于此。”见（明）林燫等纂修：《福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卷11《官政志·公署》，页82a。

[63]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12《别录四》，页392。

[64]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12《别录四》，页394。

[65]所以在此疏末有云：“臣谨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将宸濠并逆贼情重人犯督解赴阙……”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12，《别录四》，页409。

[66]见（明）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十八卷续集二卷》，续刻卷1，页477a。

[67]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4，《年谱二》，页1275。

[68]（明）欧阳德：《寄王龙溪二》，陈永革编校整理：《欧阳德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2，页58。

[69]（明）沈德符记云：“本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宁藩后，至庐山刻石记功，末云‘嘉靖我邦国’。明年，世宗龙飞，遂用二字纪年，其偶合如此。说者谓王文成本间世异人，故能先知如此，非偶合也。”见《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29，《禨祥》，页731。

[70]（明）耿定向：《应明诏乞褒勋以光圣治疏》，《耿天台先生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2，《疏》，页137。此文亦见吴光等校：《王阳明全集》，卷39，《世德纪·附录》，页1495；但题名为《请从祀疏》，薛侃所作，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