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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革命暴行（第1页）

第五章革命暴行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原因

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里指出，革命理论俨然成了一种新的信仰。

本着人道主义与感性主义，革命理论对自由和博爱推崇备至。但人们注意到，革命理论与其他宗教一样，也存在着教义与行动截然相反的矛盾，在实践中，自由得不到任何宽恕，博爱变成了屠杀。

原则与行为的反差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性。一种宗教或许以人道主义以及自制精神为追求，但其信徒们却总想以武力将其强加于他人，暴力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大革命中的暴行是传播新教义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圣巴托罗谬之夜大屠杀、《南特敕令》的废除、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对冉森教徒的虐待等事件，与大恐怖时代如出一辙，它们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暴君，但在自己信仰的蛊惑下，决定驱除法国几十万新教教徒，其中部分被射杀，大批新教徒被送去做苦役。

信徒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异教徒。路易十四时期的新教徒和冉森教徒并非什么危险分子。不宽容性主要出自于一种精神上的强烈愤慨，即一个掌握不容置疑的真理的人对一个否认该真理的人也即信仰邪恶的人的愤懑。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错误时，又怎能容忍错误的存在呢？

各个时代的信徒们都是这样的想法，路易十四和大恐怖时代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确切无疑的真理，并且认为这种真理的普及会让人类得以重生，因此，他们对待对手又怎能比教会及国王对待异教徒更为宽容呢？

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信徒都深信恐怖手段是必须且有效的，宗教法则自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以恐怖为基础。为了让他人遵守规则，便以布满刑具的永恒的炼狱来恐吓、威胁他人。

雅各宾派信徒们的行事方式与其前辈们如出一辙。相似的事件一再上演，类似的行为也会一再发生。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如在未来取得了胜利，它也会采取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时代同样的传播手段。

若仅把雅各宾派的大恐怖理解成为一次宗教运动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我们注意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总有大量与该宗教无关的个人利益依附在一个获得胜利的宗教信仰的周围。操纵大恐怖的只有几个狂热的信徒，但在其周围，除了几个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的皈依者之外，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己从中获利。一旦有谁获胜，他们便一窝蜂地追随获胜者，目的是参与分享掠来的成果。

A。索雷尔（AlbertSorel）写道：“大革命时期的暴徒们认为只有采用恐怖手段方可保持他们的权力，且别无他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保，而事后却说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国家。恐怖在成为一项统治制度之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而将恐怖制度化就是为了将恐怖合法化。”

埃米尔·奥利维耶在关于大革命的书中对大恐怖做了如下的定义：“大恐怖其实就是一场‘扎克雷’农民起义，一场合法的掠夺，是任何匪帮都自叹弗如的史上最大的盗窃。”对此定义，我们完全表示认同。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是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机构。不仅在巴黎，在整个法国到处遍布着革命法庭，然而仅在一年之后，革命法庭就将它的创立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写道：“一共有178个革命法庭，其中40个是巡回法庭，可以随时随地宣判死刑，且当场执行。1793年4月16日至共和国二年热月9日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一共处决了2625个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和巴黎的法官们一样忙碌，仅在奥朗日（e）这座小城，就有331人被处死。在阿拉斯市（Arras），有299个男子和93个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委员会批准了1684宗死刑判决……据估计，共约17000人被处死，其中1200人为妇女以及一些80岁以上的老人。”

虽然经巴黎革命法庭处决的确切人数为2625个，但不要忘了，还有不计其数的嫌疑犯在9月份就被草率屠杀了。

巴黎革命法庭只是救国委员会一个工具。事实上，革命法庭正如富基耶-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1]在诉讼中评判的那样“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一开始，革命法庭还会走一些正常的程序如审问、辩护、传证，但最后这些程序都被取消了。只凭道德证据也即纯粹的猜疑就足以给嫌犯定罪。审判长通常只要问被告一个笼统的问题即可。为了提高效率，坦维尔甚至还提议把铡刀搬到法庭中来。

因党派仇恨而被捕的被告人被革命法庭不分青红皂白地送上了断头台。革命法庭很快也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手中，成了他血腥专制的统治工具。当革命法庭的建立者之一丹东成为革命法庭的牺牲品走上断头台时，他才开始向上帝和人们祈求，请其原谅自己创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革命法庭面前，任何人都得不到宽恕，智慧如拉瓦锡，温和如德穆兰，高尚如马勒舍布，也都在劫难逃。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t）惋惜道：“如此多的天才，却成了一群最卑鄙、最愚蠢的人的牺牲品。”

雅各宾派建立和控制革命法庭的宗教心理是革命法庭累累罪行的根源。革命法庭在精神和目的上都不比宗教裁判所逊色。借革命法庭大肆杀戮的人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等，都自认为是救世主，因为他们在清除那些妨碍世界重获新生的、对信仰不忠的敌人。

恐怖时代的处决对象并不仅仅是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还有将近4000名农民和3000工人被处决。

如今目睹一场死刑的执行，我们都心有戚戚焉，而同时处死如此多的人，对情感的震动可想而知。不过，那时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母亲带着孩子去看行刑，就像带着孩子看木偶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