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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悬崖绝壁上的政治狂舞（第4页）

大概情况如何呢？崇祯元年（1628）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上《劝廉惩贪》奏疏，从中可见一斑。他说，想当都抚此等地方大员，没有五六千金就不要想；道府美缺（省市级别的好位置），非得两三千金不可；一直到州县各官，都有定价。

官职有定价，这已和严嵩时代一样了。特别是大批谋到了官的人，“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这道理，今人不用点拨就会明白：既然花钱卖了官，就要加倍赢回来。怎么赢？古今都是同样的办法——“侵渔百姓”！

韩一良是个本份人，他如实报告：即使像他这样“绝无交际之人”，曾有两个月内，就退还了别人贿金五百两。他是个多大的官儿？从七品，就因为能够参与官员的考核，便有人送钱。两个月五百两！所以他在奏疏慨叹：“他可知矣！”其他人怎么样，可想而知。

这样的老实人，大概只有明代才有。“绝无交际之人”——想想看，诸位是否可曾遇到过？

再回想阉党给魏大中栽的赃，不过三千三百两；给黄尊素栽的不过二千八百两。诸君子过去要是有心捞的话，这点钱，最多两年时间就捞足。从这上，也可看出东林诸君子实在是太本份了！

魏忠贤总共收了多少？因为他死后定的是“逆案”，崇祯皇帝算的是政治帐，似乎没有太在乎财产统计，其家产在乱中也散失、转移了许多。但他失势后仓皇出京，随行携带的金银珠宝有40辆车。事急的时候，为贿赂崇祯身边太监徐应元，一次就送给人家私宅30余所，连带里面的财产与佣人。

——对比一下，他和东林党君子的经济情况，何来“半斤八两”？

而且阉党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人人都贪，少有例外。这一伙蝗虫总不是造钱的吧，无非是上啃国家、下吃百姓。

魏忠贤的第一文官走狗崔呈秀，原本就是因贪污被劾，才跟东林党闹翻的。投阉党后，“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收受的稀世珍宝无计其数。

那个把“好粥”听成了“好竹”的周应秋，是因为向吏部尚书赵南星求官被拒绝，而和东林党闹翻的。杨涟、左光斗被害死后，他兴奋异常，深夜才回家，把睡在自家的一位客人叫醒，大叫：“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就这么个臭名昭著的“煨蹄总宪”，在当上吏部尚书后，天天与下属文选郎李夔龙商量，怎么卖官，怎么索贿，怎么敲诈百官。还定了指标——“每日勒足万金”！北京城里都叫他“周日万”（《三朝野记》）。

这个贪污集团，不仅仅是他们本人，还包括他们的三亲六故，也都为人奔走，放手受贿。社会资财，就这么源源不断流向一个特定的集团。

贪官们要贪，必然会排斥正人进入这个集团，以免妨碍他们作恶，这就导致吏治败坏。吏治一败坏，国家受害，百姓受穷，中央权威失去公信力，社会矛盾尖锐化，也就是所谓的“国将不国”。这就是阉党给明朝带来的最大祸患。

魏忠贤，何“治国才能”有之？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了：东林人近乎苛刻的用人标准，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官员队伍，一定要是清流，国家才能正常运行。这条河要是浑了，臭了，腐了，国家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魏忠贤不仅受贿，还有强抢人家财产的恶行。行贿受贿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看见民有财富，就出手抢，这基本就是官式的土匪了。

这里要说的，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轰动一时的徽商吴养春“黄山大狱”冤案。

吴养春是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早在万历年间他家就是雄踞两淮的大富豪。其产业覆盖范围，北到京津、南至两浙，各大商埠均有商号，经营范围涉及盐业、典当、钱庄、珠宝、绸缎、木材等。可谓家资钜万，富可敌国。

他祖孙三代又是书香门第，家筑藏书阁，一边经商一边苦读。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捐银三十万两助饷，万历皇帝一高兴，特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赐其父吴时佐“文华殿中书舍人”；吴养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荫官中书。这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史书上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安徽的黄山，那时候是他家的私产，方圆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亩。这一片山上树多，每年采伐卖的钱据说起码有十二万两。

这吴养春财大，本身又有官衔，明代是不禁止官员直接经商的，所以他有权有势，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倒霉是自内斗起。他与从弟吴养泽因黄山的产权起了纠纷。两人之间的诉讼经年不息。

黄山这片山场，是吴养春的父亲吴时佐留下的。哥儿俩争讼时，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议，但奏报上去后留中未发，也就是不知为何皇帝压下了没批。最后因为吴养春财大势大，赢了官司。吴养泽因为败诉给气病了，不久死去。

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衙门口朝南开”的皇权时代，就是今天也不难理解。他吴养春错就错在不懂“退一步海阔天空”，况且是自己的亲属。他非要赢者通吃。

弟弟吴养泽是“人为财死”了，他有个忠实家奴吴荣为主子不平，继续告状。

吴养春不怕这碟小菜，一顺手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这楞小子送进了大牢。偏巧吴荣瞅个空子从监狱里跑了，发下毒誓，要为主子报仇雪恨。

这个无产者跑到北京，到处找门路告状，一找就找到了翰林院编修吴礼嘉。

吴礼嘉跟吴养春是徽州老乡，但与吴养春有仇，一听说有这事，便思报复，领着吴荣到东厂告了状。

估计状子也是这位翰林先生写的，头头是道。一是告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向结交缙绅，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利何止数十万两……近因大工肇兴，采取黄山木植应用，养春胆敢遣家丁文节到京打点，停寝采木旨意”。这一条，是告吴养春心疼皇家造宫殿从他那里白拿木头，因此活动有关部门别再征用。不过，这么大的事，如何一个家丁就能单独去办？

二是告“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这可是犯了大忌。一个盐商，怎么会和党争扯到了一起？其实这也是告的刁状。

明末的盐商是个很有势力的群体，有如今日的房地产大鳄，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陕西，他们发达之后，都愿意举家迁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间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规定，没有户籍的子弟，不能进入当地府学读书，更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些外地来的盐商子弟，家中虽有钱财，却因户籍问题登不了仕途。

这个严重损害富人利益的体制弊病，后来被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给解决了。

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明朝出了个巡盐御史，叫叶永盛。他很为这些盐商子弟们惋惜，就向朝廷奏议，请求给盐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户。皇帝觉得有理，就批准了，自此，盐商的子弟的身份和浙籍学子们就一般无二了，不再是等外移民，可以在当地参加考试了。

这个爱惜人才的叶永盛，字子沐，是徽州府泾县人。关于他，史料上记载不多，甚至连生卒年份都不详，只知道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时候还在世。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先后当过两浙巡盐御史、江西按察使。在御史任上共9年，上疏数十道，声震天下。后来升至太仆寺卿。

叶永盛为徽州老乡们义务办教育劲头很大，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别墅为盐商子弟办起了讲堂，地址就在烟水矶。在杭盐商感激涕零，纷纷送孩子来就读。因为有的人家路远，子弟要坐小船来读书。叶永盛见了，灵机一动，干脆租了条小船作流动课堂，自己有空就到处去授课。这种奇异的授课形式，在他身后，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课”，一直到清朝还有。

叶永盛任满离开杭州后，盐商们集资买下了这幢别墅，改称“紫阳崇文书院”，又在书院后面为叶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这样体察民情的好官，当然就等同于祖宗了。

所谓“崇文书院”案，就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其宗旨固然是为富人服务，但也不失为好事一桩。可是在这敏感时期，只要是告你“聚党”，那就百口莫辩。总之，这一状的要害，是说吴养春私占黄山，得利千千万，富比石崇，将谋不轨，另外还贪赃六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