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高攀龙便与自己的两位门生和一个弟弟,在自家后园池上饮酒畅谈。
当他听到周顺昌被逮的消息后,淡淡说了一句:“吾视死如归尔,今果然矣!”之后,与家人谈话,平静一如往常。
他写了一张纸条,封好,交给儿子世宁,说:“明日若事急,可打开。”然后叮嘱家人:“勿急,我欲静思良策,明早处分,当无大祸。”说罢,将所有家人遣出,闭门独坐。
到夜半时分,他整好衣冠,向北方三叩首,然后来到后园,纵身跳入池中自尽,时年65岁。
家人于后半夜不见屋内动静,连忙撞门而入。见室内只有一灯荧然,高攀龙人踪不见,便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后园发现高攀龙人已在水中,面向北,双手捧心,屹立不动,死了多时了。
令人奇怪的是,他衣衫整洁,仅湿了下半身,且未沾染污泥,口中也未进水。所以,乡人都传说,高大人并不是淹死的,而是魂归于自然,与天地万物合一了!
打开他临死前写的纸条,原来是遗疏一道,是让家人递上去的。里面说:“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原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三朝野记》)
此疏在亲友乡邻间宣读时,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宵小当道,正人途穷,天地间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
高攀龙就这样驾鹤而去,其余六人则在诏狱中遭受了与六君子同样的命运。
周宗建、缪昌期是最早被逮的,押解至京后,立即送入诏狱严刑拷问。
四月,李应升、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而逮黄尊素的那一路缇骑,在苏州挨打后逃回,黄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
此外,还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也同样遇到了麻烦。据《漳州府志》载,缇骑到了漳州后,地方官员听说退赃即可赎身,就把这话放了出来,家乡父老立刻在四个城门设立了募捐柜,筹款还赃,“不数日钱满,士民如数交迄,缇使也为之感动”。
不过这个记载恐怕有误,因为周起元在巡抚苏松十府的时候,既得罪了李实、又得罪了毛一鹭,所以被安的赃银最多,达十万两之巨,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贤的还厉害(再次印证了“阎王好惹,小鬼难搪”之定律)。漳州虽有海运之利,但士民一下凑齐这么多钱,怕是不大可能。
所以,极有可能是如《罪惟录》所说,这是大家凑钱来贿赂缇骑的。周起元在巡抚苏松二年中,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离任时,“吴人无老少皆随送,涕哭声塞市”。家乡人也以他为荣,他一出事,来捐钱的络绎不绝。有老妇人取下头簪扔入;也有轿夫在抬客人的时候,特意绕个弯过来,捐出十几文工钱。最终凑齐了贿银,打发了缇骑。
这一路也险些出了大事。有一义士在城中奔走呼号,聚众为周起元鸣冤。百姓围住衙署,怒不可遏,差点儿就要痛打缇骑夺人了。
周起元连忙跪求众人:“父老爱我,勿陷我不义!”民众才罢了手。
此时苏州民变案已轰动全国,作为专政机关的缇骑,彻底被人民群众打服了。逮黄尊素的那一拨,死也不敢再南下;准备押解周起元的这一拨,也不敢带着人上路。
这两个犯官如何办?成了烫手的山芋。魏忠贤也不敢再来硬的了,怕再次激起民变,万一天启脑筋开了窍,将危及他自己的权势。于是,经过研究,让天启下诏,改由当地巡抚派人押解。最后的这两人,分别在五月和闰六月才押解到京。
在六人陆续下狱后,曾有阁臣上疏请求,在镇抚司审过周宗建等人后,尽快将他们移交刑部议罪。为阉党所控制的内阁为何有这样的提议,不得而知。也许是为掩人耳目,也许是想推卸谋害忠臣的责任,总之很蹊跷。
但是天启充耳不闻,也可能是魏忠贤早给他进了言,就是要把此案连带六人的命在诏狱里面了结。
皇上没发话,魏忠贤却发了话,他严禁将一人发往刑部。
后来有狱卒偷偷透露了一些,说六人死状极惨!
忠魂无归处,不见“燕客”来!
七君子中的狱中诸人,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抗争细节,永埋黄土,这是最令人慨叹的一件事。
从天启五年初以来兴起的两次大狱,把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基本赶尽杀绝。在肉体消灭和思想控制两手并用之下,士大夫或是公开投靠,或者百鸟压音,“举朝结舌,而谄谀颂德之风纷起。”
在最黑暗的时代,却到处都有颂歌盈耳。这样的怪事,恰好说明凡有“老王卖瓜”的地方,必是恶政横行之处。
天启这个傻皇帝也很高兴:魏公公种的瓜,真是越来越甜了!他乐得耳根子清静,不用再听东林党人的噪聒了。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路走歪了还不许人家警告,警告就是别有用心。愚人做事,大抵如此,你跟他理论是没有用的。
真正能让他清醒一点的就是民意。天启六年三月间的苏州民变,给阉党的全胜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