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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霸造反（第5页）

特班的教学内容把西学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其功课分前后两期，各学三年。前期功课有英文语法，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后期功课还加上地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

蔡元培在讲学过程中，不但大力提倡西学，而且引导同学们进行中西比较。他为特班生所出的作业题目，多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教育、时事等问题。

据蔡元培日记中所记，他给学生出的题目先后有：

《论史事为人类进化之资藉》《读道学家书分德行与性理两类说》《原法》《论土耳其受保护于英之利弊》《论罚锾》《论英国保护土耳其之得失》《日本维新名士多出于阳明学派说》《论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与其国之关系》《律有自首免罪以公理证明之》《拟外务部大臣移葡萄牙外部长书》《宋明道学家同出孔子，而有宗教质性与哲学质性之不同试概论之》《论秦汉重农抑商》《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宋儒论性有文理气质两种然否》《游侠平议》《殷法刑弃灰于道辨》《评英特之争》《俄皇大彼得遗训于五条为彼国二百年来外交政策之方针其中有已实行者试条举以证之》《论监禁与放流两刑用意之异同》《程正叔论寡妇再醮之非谓饿死事不小失节事大然再醮即失节乎以公理断之》《论者谓民智末开不能设议院然否？》《外人目我为君权无限辨》《揭唐律今律之大不同而有关系者评其得失》《论国家彩票富签票之弊并陈筹还外债之策》《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希腊苏格拉第有知即德之说试申引之》《论教育之关系》《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任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论改定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功于小学校教育试论其理》……

从这里也可见，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先见和透过时空的智慧，而担任教职的蔡元培就是这种知识分子中的典型。

为使学生们更好更快地了解各种西学知识，蔡元培在南洋公学里还十分重视外语的教学。他曾对特班的同学们说：

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情况，就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7]

蔡元培认为英文自然要学，但鉴于英文难学，而大多数西方著作，都有日文译本，他建议学生不妨先学习与汉语较为接近的日文，以了解世界大势。他本人则亲自教授日文和翻译方法。在蔡元培的悉心指导下，很多学日文的同学“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这倒是颇为让人称奇的事，也可见蔡元培在教育方法上确实用了很多心思和智慧。

蔡元培在教书、编书之余，还跟马相伯[8]学习拉丁文。本来，马相伯告诉蔡元培，拉丁文在西洋的学术界已经成了古董，其使用范围也仅限于一些大学的研究机构，中国学者完全没有必要花工夫去学它。但蔡元培想，欧洲各国语言多数都起源于拉丁文，不通拉丁文，便无从了解西洋的古代文化，而这正是引发蔡元培极大兴趣的地方。西洋的今日何以有发达的成就、领先于世界，西方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文化上的源头是什么？逐源而后可知流。蔡元培执意要学，他绝不是为了拿学问来装点门面，而是为了要穷究西方的“道”术。

每天一大早，蔡元培便从南洋公学走两三公里的路到徐家汇土山湾马先生的住处。有时，早上5点钟就早早地到达马老师的家门口，在外面叫门。这时马先生还未起床，而且身为基督徒的他起床后还要先做祷告，于是，便开门告诉蔡元培：“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后来，蔡元培又选了24名学生，一道师从马先生学习拉丁文。

当革命成为风尚

这是一首清末流传一时、脍炙人口的革命诗名作：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写下这首诗的，是20世纪初一个志在推翻满清的青年革命志士。他在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以死酬国的明志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壮怀不已。诗的作者叫汪精卫，这一年不过27岁。

这个时期，忧国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纷纷走上了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千千万万像汪精卫这样的人物。

这些志士们都以为，非颠覆满清政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其时，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正风靡全球，这同样也被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推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之法。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人，在日本的留学生如徐锡麟、秋瑾、汪精卫、任鸿隽、鲁迅等都曾纷纷投身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

再略举一例。蔡元培在1919年12月《在林德扬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中提到了一位志士：

一位是杨笃生先生。他在中国没有革命前就想排满。他到日本去做炸弹来实行暗害，不过壳子做不好，他就焦急起来。前清五大臣出洋的时候，有人放炸弹来暗杀他们，这个炸弹就是杨先生做的，不过里面放点炸药，外面仍旧用药线引火的。后来杨先生到英国去求学，他一心要造炸弹，所以他专心用功物理、化学等科。可惜他从前没有普通知识，他想从极短时间内一齐补完，是很困难的……他就想到中国杀死几个满人，虽然拼了一命，也算尽他的心了。……后来炸弹也精巧了，辛亥革命也成功了，杨先生的志愿，有人替他达到了。[9]

蔡元培在演说中提到的这位杨笃生（1871—1911）先生，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听说广州起义失败、无数同志牺牲的消息后，心情极度灰丧、夜不成寐，于同年7月初蹈海自尽。再例如，年轻的革命家邹容（1885—1905）死于清廷狱中时，年仅20岁。另一个革命家陈天华（1875—1905）蹈海自杀时，年仅31岁。这于今天的年轻人似乎难以理解。

可以说，每一个青年，都会有狂热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冲动，乃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追逐明星、财富、成功，这是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造成的。但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国家兴亡的年代，干革命、拯救国家几乎就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最高时尚，风靡一时。每一种时尚中，都满含着青年的冲动、奋不顾身。我们很难去区分不同的追求有什么高下之分。以汪精卫本人为例，他刺杀满清摄政王时的年龄是27岁。当然，青春的冲动和理想也容易破灭，并没有伴随他走过一生，而是随着在政治漩涡的浮沉而变质。

这时的蔡元培，英雄豪情丝毫不输于这些革命家们。但是，他比这些年轻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周详。我们来看一看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事业。

蔡元培的革命往事

在任教于南洋公学期间，蔡元培投身到了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

蔡元培曾经回忆说：“自组织爱国学社，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热烈环境的影响，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　[10]

又回忆说：“自36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1904年底，蔡元培联络江浙一带的同志，一起成立了近代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光复会又名复古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三大革命组织之一（其他两个是同盟会、华兴会）。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

入会仪式上，蔡元培胸前佩戴一个金牌徽章，中间用篆文刻一个“复”字，取“光复”之意，并举手念育光复会的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蔡元培发起成立光复会的宗旨，就是要以暗杀、暴动为手段推翻满清政府。蔡元培的学生俞子夷回忆说：

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

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11]

蔡元培动员了浙江一带的会党人士加入光复会，例如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壮大反清的力量。浙江会党，主要源于明末清初的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又称“洪门”，是东南一带的抗清势力在斗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秘密组织。因为有相近的目标，这个时候，会党组织便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同盟军。至于后来光复会中的会党人士和同盟会系统的革命党人发生流血政治纷争，这是后话。

光复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秘密反清活动，上海、嘉兴、绍兴先后是它的活动中心，在日本以及南洋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办报纸、设学校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青年，同时，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开展武装革命。

当时蔡元培的个人声望对于扩大光复会在国内的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时间，蔡元培成了中国东南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这一时期，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的，有黄炎培、秋瑾、柳亚子、刘师培、马宗汉、李燮和、孙毓筠等人。

黄炎培[12]曾这样回忆蔡元培介绍他加入同盟会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