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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霸造反（第4页）

惹恼了老夫子，第一次去职

维新党人吾所默许，乃不及于难，鹿车南返、鹪巢暂栖，尚有青毡，博得工资同一饱；

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5]，不堪遗恨竟终身。

蔡元培在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昭病逝时，写了上面这么一副长长的、满含悲切的、工整的挽联，文字可谓优美凄婉，并且随后干出了一些在时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来。是什么样的事呢？

在中西学堂的校长任上，时间一长，蔡元培这位翰林校长就几乎快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

中西学堂里所聘用的教授西学的教员，如马用锡、杜亚泉、胡道南等人，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推崇“进化论”这样的学说。他们常常会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民权”“女权”等当时世界上的新思想潮流，对“君尊民卑”“男重女轻”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则大加驳斥，有时甚至激烈地主张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这些的言行引起校内另外一些传统守旧派的教员不满，可以说，新旧思想要完全和谐地相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例如，每天午餐饭桌上，学堂的教员们聚在一起难免谈及社会风俗和当下的时政。这时，新派的教员就显得人多势众、气势嚣张，他们既冲动而又富于**。相较之下，传统派的教员就显得势单力薄，拙于应对，每每在和新派教员的辩论中居于下风，在学生面前也就大失面子。

守旧派的教员们一合计，这都是由于蔡校长引进新课目、纵容新风气导致的结果。他们跑去向校董徐树兰汇报这些情形，认为蔡元培等人言论过于激进，用人有误，还提出一些经费使用及学校管理的问题。

徐树兰本人其实也是传统派的，一听之下，认为有理，便于庚子年（1900　）正月二十六日给蔡元培写信，要求蔡元培将当月二十一日清廷的一道有关“正人心”的“上谕”抄录，并挂到学堂的礼堂中。这则“上谕”的内容，是清廷镇压“戊戌变法”后向同情变法的维新人士发出的一道警告，里面指斥同情与支持变法者为“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警告士人们今后“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徐树兰借这个举措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是对蔡元培的警诫。

蔡元培对徐树兰信里的要求断然拒绝。他在复徐树兰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上谕“皆黎邙之鬼所为”，“岂有取顽固者之言而崇奉之之理”，他表示自己宁愿辞职，也不做违心之事，他直白地说，“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6]

这位“总经理”只干自己认为对的事，他可不会为了职位和人情而给“董事长”面子。为表辞意，蔡元培于写信的当日即离开绍兴，前往嵊县。这大概是蔡元培教育生涯中第一次辞职。后经他人从中调解一番，蔡元培不久才又重回绍兴，继续留任中西学堂总理。

不久，翰林校长蔡元培又干了一件让老夫子们大跌眼镜的事。

1900年6月，蔡元培的夫人王昭病逝。他们是1889年结婚的，此时共同度过了十一年。本来是这一段很传统的婚姻，可是后来蔡元培渐渐接触到了新思潮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不但马上予以接受，而且身体力行地先在自己的家庭里实践开了。

君澹于世荣，自归余，余侥幸入科第，君不以为喜。及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孑孓道路，辛苦备尝，君不以为怨。

这说的是，王昭不因为丈夫有了权势，就兴高采烈，也不因为跟着丈夫备受艰辛，就抱天怨地，实在是一种娴良的好妻子。又写下了前面那副长长的挽联。

妻子去世，蔡元培沉浸在久久的哀思之中。这时，给这位30出头丧偶的青年翰林说媒的各路人等纷至沓来，门槛都快要踏破了。

蔡元培先是一一客气回绝，然后大笔一挥，抛出他结婚择偶五项原则：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这几项条件里可贵的是，不但对女方有要求，而且男方自己也主动提出承诺和自我约束，真是平等而又平等。

“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儿竟出自一个翰林之手，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几项原则一抛出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就像给死水面上抛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达到了石破天惊、一语惊世的效果。还想来说媒的人一看，早都被吓跑了，因为这五项原则哪一项都有极大的杀伤力，完全跟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婚姻观念相违背。

蔡元培在当地士人界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作略马上就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上面提到蔡元培和校董徐树兰之间出现分歧，蔡元培愤而辞职，经人说和，他又回到绍兴学堂任教。但蔡元培一再干出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离谱之事来，把守旧传统的人们吓坏了，简直认为他人品上有问题。

以徐树兰为代表的当地传统派士绅要办的教育是“只以金银遗子弟，何如道德教儿孙”式的传统教育，在他们看来，新学的设置只是为了因应新的时势而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略加调整，并应以不破坏传统的“道统”为前提。可是蔡元培于公于私的种种作略实在是一再地冲击了他的底线。校董徐树兰先生不再热衷于绍兴中西学堂的校务，到了1900年底，学堂需要经费投入，蔡元培又去与徐先生协商，但徐先生冷淡以对。蔡元培最后只好于1902年2月底离开中西学堂，移交出校职。

当不当校长这个官，并不是蔡元培最在意的事。在他的想法里，国家的兴亡有赖于新式思潮的广播，国之不存，民将焉附？他不是要故意标新立异。他知道，旧的观念不得不用激烈的方法去冲击。更何况，这些新思潮并没有违背他道德人品的底线，并没有违背“忠恕”之道，相反，执死教条、陈旧不化反而是他所鄙夷的。

结婚那天，蔡元培不让闹洞房，只请一班好友来家里聚会，并在聚会上大讲男女平权、男女平等。有一位客人半开玩笑地质问蔡元培：“照你说的，假如你的夫人比你学问高，那你就应该把夫人当做老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夫人。”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学问总是有大有小，但从人格上看，却无所谓大小，而是平等的”。

至1921年1月，黄仲玉女士在北京病逝，时在欧洲的蔡元培在悲痛之中写下了这样的祭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20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养，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后来，这篇情意悲切真挚的祭文在社会上传播一时，被选入当时全国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为范文。

我们可以评价蔡元培上面的作略，是反对封建式的“卫道士”。但究根而论，如果卫道士不仅仅是一个贬义词的话，蔡元培也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卫道士。他在捍卫他心地上的“忠恕、平等、理想、赤诚”之道。这种捍卫，却恰恰以打破传统伦理纲常、显奇立异的面目出现了。

执教南洋公学

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

上面就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担任总教习时，在公学里的学生组织——演讲会上讲的一段勉励。继绍兴中西学堂之后，蔡元培开始执教的第二所新式学校是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由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1896年创建于上海。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901年5月，从绍兴中西学堂去职后赋闲的蔡元培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葆良之邀，前往襄助校务。在此期间，他开始与南洋公学的督办盛宣怀有所往来，曾在6月间出席盛宣怀在南洋公学的宴请。

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课，蔡元培正式受聘担任特班生总教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都是蔡元培这个时期教过的学生。

蔡元培在特班采用了一种书院式的教学法，即，由学生自由读书，每天要写札记送他阅批；每月终由他命题考试一次，评定成绩，然后送学校总理鉴定。

1901年9月21日，蔡元培亲拟《南洋公学特班学习办法》，规定每天上课的7小时之外，学生可随意看书，对于阅读时的心得和疑义可做笔记，与札记一同呈交；札记须每七天一篇。为指导学生，蔡元培亲自写下他认为的各门类科目应读的参考书及读书的次序，然后由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志趣，选择其中的一门或几门科目按他所开列的书目按顺序阅读。此外，蔡元培还每天晚上轮流召两三名学生到他的寝室进行个别谈话，或向学生发问、或让学生自述学习的心得、或一起座谈对时事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