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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霸造反（第3页）

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苦康、梁之首事而逃，经元善之电奏而逃，则固所唾弃不屑者也，况其无康、经之难而屑屑求免也乎。且夫避祸者，所以求生也。充求生之量，必极之富贵利达。[4]

其实，维新派在活动之初，不可能不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何况，蔡元培与维新派、大才子梁启超有着己丑（1889年）同年的关系。但蔡元培本人没有参与这场近在身边、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变法，这可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蔡元培本人为变法之事感奋的同时，却有着他自己独有的冷静。

在“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的人士在先进的知识界以及朝廷中，可谓风光一时。但一方面，由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假使真的变法得逞，从权位上来说，就是新时代里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质朴而耿介的蔡元培不愿被世人说自己“攀龙附凤”，并未前去结交。

他在《自写年谱》这样写道：“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

另一方面，蔡元培总是隐隐感到，这种用上层政治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策略并不是拯治国家的一付回春妙药，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深入骨髓的。“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是蔡元培肚子里的想法。

他认为这些维新变法的烈士们并没有建立起什么群众基础，而只想凭一己之力、少数精英的奋斗，用最省事儿的办法、最小的代价，动点儿小小的外科手术，就想给中国来个改天换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噩耗传来，血的事实对蔡元培还是对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他进一步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此外，他感到清王朝的掌权者已经失去基本的理智，只顾自己的既得权位而不顾民族的整体利益，冥顽到了极点，这也让蔡元培对这个君、这个国失望到了极点。

蔡元培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当官了，断然于1898年秋天离开北京南归。蔡元培这种举动，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康梁同党，但他丝毫不作辩解。

经过十天的行程，1898年10月26日，蔡元培从京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绍兴老家。

回到家乡，恰好这时家乡绍兴城中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缺少一位校长。身为翰林、颇负学名的蔡元培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被推荐为学堂的监督（校长）。

这时的蔡元培回顾了他所接触的新知对他产生的强烈冲击，他感到，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他这样对世界的认知，具备全新的思维，在灵魂深处来一场革命，从意识上改造中国人，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是。他现在就要做这样的事业。

蔡元培觉得，康梁变法，没有预先培养革新人才，而妄图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注定是要失败的。现在，他入主中西学堂，这恰巧给了他用新知培育英才、施展教育救国的第一个实践机会。蔡元培义无反顾地以翰林之身放弃继续向上进阶名位的机会，并要用他认定的方式实现报国之道。

当时，蔡元培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短小、文质彬彬、儒雅风流，时常与朋友喝酒、畅谈，一起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于是就出现了文首的那一幕。

第一次当校长——投身近代教育的发端

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

多年以后，曾在中西学堂第一斋读过书的蒋梦麟这样回忆，接触新知后的震撼溢于蒋梦麟的言表。

而当时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在知识和思想意识上的陈旧、落伍亦由之可见一斑。这也足以证明蔡元培要做的这个事业，是何等的重要。

绍兴作为文化重镇，在这个时期理所当然的也受到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一批热心研究西学的有识之士。就在蔡元培回绍兴的前一年春，本城县绅徐树兰和绍兴知府熊起磻利用当地公款，创办了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

由于蔡元培的身份和学问上的声望，这年12月，徐树兰和熊起磻礼请蔡元培为学堂的总理，成为新的校长，主持校务。这正是蔡元培想干的事，蔡元培马上就进入角色，着手接管校政。

蔡元培可不是茫无头绪，在传统教育之下当了多年的好学生，传统的那一套学堂的教学方式蔡元培可谓了如指掌，当一个胜任的先生绰绰有余。但现在，因应新的时势，他要对那种老的教育模式做出一定的革新。作为一个有清醒世界观和明确目标的实干家，他不假思索地马上干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延请名师，进行最好的“软件”建设。

在接办学校的第六天，便将所聘教员名单报知府熊起磻批示：由马用锡（湄莼）、薛炳（阆仙）为经学、词学教员，马纟冋章（水臣）、冯学书（仲贤）为词学教员，赏乃勋（星槎）、褚闰生为蒙学教员，蓝寅（筠生）、俞墉（伯音）、陈凤锵（子仪）为英文教员，戴儒珍（铭甫）为法文教员，杜炜孙（亚泉）为算学、物理教员，寿辅清（孝天）为算学教员。这些教员，都是当时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物。蔡元培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如学堂先后聘请日本人中川外雄、藤乡担任日文和体操教员，月薪高达50圆。

二是购置教学仪器和设备，这是“硬件”建设。

平时一有机会，蔡元培总是托人求购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1899年6月，校董徐树兰前往上海，蔡元培即托其购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助力器械及化学药品和动物标本，并写信给上海的张元济，托其代购南洋公学所编书籍。

此外，还曾托徐树兰之子徐显愍从日本东京购得日本所制小学物理器械第二号1组，共33种；化学器械二号1组，包括药品共31种；化学标本1组，40种；庶物标本1组，200种；动物标本乙号1组，85种；植物标本乙号1组，105种；矿物标本乙号1组，65种；另三球仪1架，三角及两脚定规3具，助力器模1组，8种，立体几何1组，平面几何l种。　由于蔡元培的重视，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

三是进行合理的学制分类。

中西学堂根据国学程度的高低把学生分为三斋（相当于年级），分别教授不同程度的国学课程，第一斋为蒙学斋，第二斋为词学斋，第三斋为理学斋。同时，学生又可按自己算学、外语的程度，到不同的级别去听相关的课程。例如，有的学生根据其国学程度被列在第三斋，但外国语可到第二斋就读，算学可到第一斋学习，并不受原来所在斋的限制。这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是极为合理的。

四是进行极为严格的管理。

中西学堂的学生每天早晨5点起床、盥洗，6点吃早饭，上午7点外语及算学各班上课，12点吃午饭；下午2点起，国学（读书、温书、讲书）各班上课，6点体操，7点晚饭，8点余课，9点就寝。有制度还要有监管执行的人，蔡元培聘请人品诚笃的胡钟生为监学，在学堂大门左傍辟一房间，监视学生出入，另每一斋派一国学教员督导学生攻读。这可真是得了中国私塾严格管教风格的真传。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增设课程。

在蔡元培执掌校务期间，中西学堂的课目已经大致包含了中国深浅层次不同的国学，以及外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和体操等与世界近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从课程所涵盖的知识面上来看，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式经典教育的内容，这也反映了蔡元培的教学理念，那就是传播广博、先进的文化新知。

鉴于当时学堂教术不一，课本不定，蔡元培模仿外国学堂评议之例，于1899　年11月发起组织绍兴府学堂学友会，集合有志之士，推动绍兴地区的教育改革。学友会相约凡“已通国文溥通学，而究心教术，不沾沾于利禄者”，均引为同志。规定学友所做的工作：一、对学堂办事授业章程“有欢成纠正之责”；二、学友有志学习算学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并可不付膳金，但须为学堂编写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三、住学堂的学友须以每月15日在学堂集议，无论远近，都须到会；四、学友住学堂而自愿编写教科书，书成，经各学友评议，足为善本者，即由学堂出资付刻，但仍署编者名。

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的两年里，蔡元培不光关心他这个校长当得成不成功，他还关心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放眼天下，关心浙江、全国的教育。同年12月，蔡元培撰写《绍兴推广学堂议》　一文，宣传教育救国的主张，指出：“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虽荟千圣之粹言，胪五洲之良法，为拙御易车，为拙庖更刀，必无济矣。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　他呼吁绍兴所属八县改变各自为政的做法，筹集绍兴八县公款，统一兴办学校，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所，各县城均设一初级学堂，为本省和全国的教育改革树一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