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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霸造反（第2页）

战国之时，秦攻齐，则韩、魏救之，攻韩魏，则赵救之。唐之藉兵，远及大食。宋之谋金，兼约西辽。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藉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借资驭敌，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资其兵费，使伐倭人。……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文海……臣徐世昌……臣蔡元培，修撰臣张骞，编修臣尹铭绶。

——《与文廷式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

（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

在长长的上奏人名单中可以看到，除了蔡元培，还有文廷式、徐世昌、张骞等这些近代史上的名人，而且，清一色的全部是汉人大臣。有清一代，汉人大臣一般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自称为“臣”，而满人官员一般自称“奴才”。“奴才”是比“臣”更为亲近的自称，汉臣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的。

这个奏折里，大家一方面痛恨李鸿章不争气，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中国问题上，列强们并不完全与日本站在同一立场，反而有与中国交好的，如英国、德国。应该利用世界强国之间的罅隙，学中国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之术，联合英、德列强以抵御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这批汉臣愁愤国事的心境可见一斑。

但这时，暮气重重的清王朝当权者早没有了昔日入关时的意气风发和果决悍勇，再也焕发不出励精图治的精神，去搞什么合纵连横了，偌大的王朝只想在列强的夹缝中挨一天算一天。而后来的北洋军阀则不同，纷纷找各国列强做自己的靠山，形成了积弱的近代中国颇为奇葩的一段历史。

最终，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深深刺痛了蔡元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个人正春风得意之时，国家却面临灭顶的危难，蔡元培还没来得享受功名带来的荣耀、施展满胸的才华，就值逢国家倾危的巨祸。巨大的反差，对于蔡元培的刺激是巨大的。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蔡元培精神中对家国一生的忧患，以及他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生涯，就将从此开始了。

蔡元培将再也无法安心地正襟安坐于朝堂之上，闲散优游于诗酒酬对之中。我们从蔡元培青年时的一些作为中也大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深深把济世情怀、忠孝信义的儒家品质写入灵魂深处的人，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只关心个人宠辱而把世事的安危置之度外。

蔡元培认为甲午战败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他说，“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马关条约简直比战国时期韩、魏屈事于秦，南宋屈事于金更加让国人屈辱。他谴责清王朝的治下“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

在极度的愤懑和失望之下，1895年秋，蔡元培向上司乞假回乡一年，直至1896年12月才回京销假。1897年冬，又发生了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派兵强占山东胶州湾的事件。闻事后，蔡元培气愤地说，当朝“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处于朝堂之中的蔡元培见识了清廷当权人物们的昏庸，他渐渐感到这个政权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灵魂深处的革命

蒋梦麟曾这样回忆他所见到的蔡元培：

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进入翰林院之前，蔡元培就是一个典型的忠孝节义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国家的惊天之祸袭来，蔡元培的意识开始转变了。

他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在一个新的强族环伺的世界丛林里，中华古国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已彻底被颠覆，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生活面貌，已经不足以正常运转、抵御外侮了，必须为民族的生存寻找新的生机。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进行了一些思考。故纸堆再也找不到出路，有清一代流行的考据、训诂做学问的路子，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

长期传统教育熏陶出的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蔡元培不愿再埋头于经史子集这些给他带来功名荣耀的经典。他把头抬了起来，放眼四望。他想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治理经验，发掘救国救民的方略，寻找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支撑点。

蔡元培在这一时期转而以极大的热情，去阅读西方的新式书籍。这种阅读，几乎是没有筛选式的。史地政教，声光化电；自然人文，数学物理，各个方面的新知，蔡元培凡能接触到的，几乎无书不看。在认真阅读了一些先进的中国启蒙人物，如郑观应、马建忠、梁启超的著作后，蔡元培还特别一一写上评注。

从1894年至1899年，这一时期蔡元培认真阅读过的中外新书有：《游历日本图径》《日本新政》《海国图志》《环游地球新录》《电学纲目》《盛世危言》《化学启蒙》《量光力器图说》《几何原本》《代数难题解法》《农学新法》《支那教案论》《西学启蒙》《日清战史》《生理学》《进化新论》，等等。

在这些书籍中蔡元培看到的，几乎是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知识天地和全新的世界。他简直像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一样。

在维新思想家中，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是严复。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于1898年4月出版后9个月，蔡元培便认真地读完这部书，他后来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是严复等人的新思想唤醒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接触了大量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他还自修日文，在翰林院内钻研那些被固守封建传统的旧派人士斥为“奇技**巧”“左道旁门”的西方科学知识。原因很简单，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不是败于“道”，而是败于“术”。就“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深邃精微，世难匹敌；但重道而轻术，导致中国完败于船坚炮利的重术之国，使他不得不转变思路。蔡元培兼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厚重和东南文士的轻灵，他不愿也不屑因循守旧，这从他做文章上也看得出，不一味迎合科考的需要，爱独辟蹊径。

此时蔡元培所热衷的事，正像他北京寓所书房中悬挂的十个大字所说：“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这也可见，蔡元培要在知识领域寻找新的天地，为民族的出路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斤斤计较在个人前途和功名上。

1898年又发生了一件撼动中国的政治大事件——“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改良派通过说服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在满清当权者中的那些机谋深算的政客官僚眼中，“戊戌变法”简直就是一场极不成熟政治闹剧：一小撮激进的维新派愤青妄图用最小的代价，给政权机器换几个零件，就给偌大的中国来个天翻地覆、改头换面式的变革。结果证明，这种强烈想要用最快、最省事的办法改变中国现状的理想主义变革，遭到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本来，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对于维新变法冷眼观之。但一众热血的维新派这时头脑一热，想要干脆把慈禧太后和一班守旧迟暮的官僚们一举从权力的中心踢出局，转而扶正全力支持维新派但权力完全被架空的年轻皇帝光绪帝。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官僚势力所绝不能容忍的事。

结果，由于袁世凯的叛卖，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腥雨欲来，闻讯的维新派中，康有为、梁启超分别远循法国、日本，唯有谭嗣同宁死不逃，愿以性命唤醒国人，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昏庸的清廷问斩于北京菜市口刑场。中国上层政治变革“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六君子”的死再次极大地触动了蔡元培，他对维新人士的精神当然是感佩有加的，这些同龄人的那一种热血和牺牲的精神，以及他们所胸怀的抱负唤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对于一身侠气的谭嗣同，蔡元培格外佩服，他几年后的一封信中还念念不忘地写下了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