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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霸造反（第1页）

§第二章　学霸造反

科场风光

蔡元培直到晚年还心有余悸地回想起1887年第一次参加乡试[2]时的情景。

那一年，整个浙江省参加乡试的学子多达10600人。考试的时候，“集万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3]。由此可以想见参加科举的学子们精神压力之大，毕竟，这几乎是决定读书人一生命运的大事。

“学而优则仕。”读书、考取功名，是传统社会里世世代代的父母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读书人，不但明了人情事理、文质彬彬、气质雍容，而且一旦博得入仕的机会，更在身份名位上荣宠无比。在民间一般的百姓中间，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总是备受推崇。

固然，很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取功名，以至于想得功名想得发了疯。比如吴敬梓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著名人物范进，以下是《范进中举》一段描写范进考中举人的消息传到他家里后的情形：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这个一辈子屡试不第、穷困潦倒的范进，初听人说自己中举，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天大的好事落到了他头上，及至梦想果真，不禁欢喜得过了度，以至于一时间发了疯。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科举制下的一种荒谬的现象。读书求知不是为了学习人生的智慧、寻求世间的真理，而是像做生意赌大运一样，读书成了一种换取名利的工具，也难怪几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一日成真，得到功名这样一个稀缺资源，能让人如狂如颠。

从上面范进的故事也可见，科举致仕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条艰辛之路，就像现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一样。在科举中获得成功，既有在读书上聪明勤奋的因素，也有极运气的成分，这让千万读书人曾不禁一再慨叹“时也、命也”。

我们可以稍看一下历史上数不清的名人不第的例子，就可知科举入仕之艰。一生未考得任何功名的读书人里，最著名的大概要数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了。这一长长名单上，还可列入黄巢、孟浩然、唐伯虎、蒲松龄、金圣叹、洪秀全、袁世凯……简直举不胜举。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之后9年3次落榜，最后弃学从医，历时29年著《本草纲目》；吴敬梓在落榜后愤而写下传世的《儒林外史》。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晚清重臣左宗棠都曾三试不第。

由此不但可见看科举取士对于古代读书人之残酷，也可以看出以作文取士的科举考试的极大局限。它所青睐的，并不见得都是有真才实干的才俊。在这种科举制度，中则荣宠无比、败则一文不名，简直像买彩票一样，难怪上文中的范进在中举后一时喜而发疯了。

当然，上面引文中范进的事例讽刺的是科举制度下的一种极端状况。人性本来是不同的，一样米养百样人。既可以说，科举制度使儒学经典成了一种功利的工具，而且使读书人的人格僵化到了可笑的地步，但反过来说，中国儒学精神中可贵的一面，又恰恰是依托着科举制度而得以遗存下来的。

古代的仁人义士层出不穷，无不深受儒学精神的熏陶，把仁义礼智的最高信念融入到自己的人格，把取得功名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手段，而非终极的目的。所以范进式的人固然不少，但文天祥、方孝孺式的人也总是代不乏人。况且，古代一个优秀读书人的标准，不但学问要学富五车，而且人品要彪炳千秋，才不枉读了一场“圣贤书”。那么，无数的读书人中间，用道德礼仪门面者不少，用生命践行圣贤遗教也多不胜数。

与上面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科场上的倒霉蛋不同，蔡元培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在艰险崎岖的科举道路上步步登高，真可谓一帆风顺。

1883年，蔡元培16岁，考中秀才。此后两年，他在家乡设馆教书，自由阅读。1885年开始参加乡试，未中，连考了三次，在1889年考中举人。接下来，1890年会试中的，成为贡士。又在1892年通过了殿试，成为进士，被钦点为清政府最高学府翰林院的庶吉士（从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任，明朝首辅张居正、清朝重臣曾国藩都干过这个职务）。1894年，27岁的蔡元培又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

这一向上攀登的历程，虽非一考而就，但结果总算是功得圆满，蔡元培可谓少年得志，科场生涯几近圆满地完成了。

当中举消息传来时，蔡元培显然没有像范进那样发疯。这时的蔡元培毕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年轻人，考取功名，也不过是他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个情理之中的收获。但得偿所愿、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光了宗耀了祖，这时的蔡元培着实兴高采烈了一番。

蔡元培在考进士时所做的文章广征博引，文章中的有些字句用典很为生僻，连主考官都不懂。结果，考中进士的蔡元培立即受到大名鼎鼎的清廷户部尚书、学问家翁同龢赏识，赞誉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俊才”。

按照惯例，通过考试的同科士子都要去拜谒主考官翁同龢。其实，这也是例行公事、走一走过场。大概因为这样，翁同龢对一批批的来访者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无印象，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往往简单地记下“新庶常来者八九人”“新门人两人来见”，连名字也不记。当科的状元、探花来访，也只记了“刘福姚来见”，“陈生伯陶来”而已，惜墨如金。

有意思的是，在1892年6月1日的日记里翁同龢记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绍兴人，号鹤青，向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这真是奇怪得很，他对蔡元培印象深刻，简直是刮目相看。

一时间，不足30岁的蔡元培成了“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

从清朝中叶以降，殿阁大学士、总督、巡抚、军机大臣这些朝廷的要职，大多系翰林出身，对于蔡元培来说，诱人的政治前景正在向他频频招手。如果蔡元培贪恋权位，再如果当时中国的政治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故，那么蔡元培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则就可能青云直上、跻身达官显宦之列。

然而上面的两个如果都没有成真，蔡元培体制外的另类人生书卷，恰恰就从此时开始书写了。

历史大转折

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召唤。蔡元培进入翰林院没多久，清王朝的国内外时势突变。

1894年，农历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爆发了撼动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古老的东方泱泱大国，一战而败在东邻小邦日本手下。接踵而来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举国为之震惊。近代以来，内乱外忧不断，中国屡受列强侵略，但这是最让国人震动的一次。东方的蕞尔岛国居然不知不觉地陡然崛起，而且很快将爪牙伸到泱泱中国，成了耀武扬威的获胜者。实际上，接下来的50年间，直到抗战胜利，日本这个近邻都是中国最具威胁的敌人，中国的国防策略也基本上是针对日本这个东亚故邻。

同许许多多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一样，闻知甲午黄海海战战败的消息，27岁的翰林蔡元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悲愤交加，与其他朝中的忧国之士一齐，在海战发生半个多月后联名向皇帝上奏：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文廷式等跪奏，为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然倭人乘胜之时，震惊陪都，窥伺近甸，我虽布置严密，尤虑瑕隙未周，比闻倭将以倾国之兵，道出黄海。此时李鸿章既有暮气，而所调诸将，或多新募，或未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