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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霸造反（第6页）

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这一段回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场景：文雅瘦弱的蔡元培把坚定的目光投向学生黄炎培，询问他愿不愿意投身救亡革命。而黄炎培则在老师的感召之下，既恭敬又慷慨地回答，“老师的命令，后生小子怎么敢不听？”

这时的蔡元培，极力要干的是就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从反封建的革命需要出发的，与当时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相一致，他的活动成为孙中山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形容文人不满现状，想抗争但又软弱胆小。到了蔡元培这里，把这个词就升级换代了。别人是“秀才造反”，他是“翰林革命”，雄猛刚烈。

绍兴人的明智与能干的性格也体现在光复会的这些骨干们身上。徐锡麟运用亲戚的社会关系迅速打入官场，掌握起枪杆子的实权。秋瑾在督办大通学堂时表面上与绍兴官方打得火热，开学典礼还请知府来讲话。陶成章努力运作，使浙江会党势力日益强大。光复会会员最初只有四五十人，到1905年初增至六七百人。

“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会党首领陶成章后来曾这样形容身为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这大概也就是书生闹革命的一个侧影吧，既有舍生而取义的节操、高绝的理念，但却不太谙于实务，善于把握宏观的大方向，一到具体细致的工作又有点儿挠头。但是，蔡元培儒厚的风格、赤诚的人格和亲和力已经足以使他得到诸多同志们的景仰了。

光复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05年，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比光复会晚了一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反清革命团体缺乏统一领导，不能形成合力。鉴于蔡元培的影响，同盟会在成立后，把蔡元培任命为上海分会会长。蔡元培一时成了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双料会员。

蔡元培这时可没有考虑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和宗派，他从革命形势的大局出发，在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后，他便积极地说服光复会同志，化解罅隙，把光复会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停止以光复会名义在上海的活动，这就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平添了一股生力军，扩大了其在国内的影响。

这之后，部分光复会会员并不完全认可孙中山的领导，或独立或继续以光复会名义活动。1907年，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捕就义；次年，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岳王会起义失败；1910年（宣统二年），陶成章在日本重建光复会。

早在蔡元培到南洋公学任教的第二年，1902年4月，他就与叶浩吾、蒋观云等同志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并被推举为会长、总理。这些组织则成了蔡元培革命工作最好的掩护。

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反清政府的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俞子夷等人参加。为制造暗杀工具，蔡元培找来懂化学的朋友，还弄来一只猫进行试验。开始，他们造出一种**毒药，给猫服下，只几滴便毒死。但蔡元培觉得，**毒药使用起来不方便，也容易被人发现。于是他从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方面的书，从头进行研究，随后，开始自己试制炸药和炸弹。

制造的工作庄严而神秘。在秘密制造工厂中供奉着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牌位，试制前，蔡元培等一众志士写好誓言，人手一纸签上自己的名字，神情严肃。有人宰掉一只鸡，将鸡血洒在纸上，又滴入酒碗。然后，大家一齐向牌位跪下宣誓，尔后将鸡血酒一饮而下。仪式过后，人们将宣誓纸条揣入怀中，制造炸药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参与其中的俞子夷后来回忆说：

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人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14]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林语堂还曾在校长室玻璃柜里看到陈列着当年蔡元培和同志们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

蔡元培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完全躲过朝廷的耳目。清政府得知相关消息后非常恐慌，两次开列出逮捕革命党人的名单，而蔡元培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但由于爱国学社设在租界里，清政府想抓蔡元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不但要武斗，还要文争，蔡元培还积极地制造推动社会变革的舆论。这里要提到蔡元培干的另一件革命事业：办报纸。

蔡元培等人把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苏报》变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弘扬民族主义。同时还与人合作出版《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号召革命。蔡元培在上面发表政治小说《新年梦》，痛骂清朝统治者“厚脸皮”，是“糊涂东西”，呼吁国人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复被侵占的国土，最终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没有钱办不成事，为筹措办报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经费，一天，蔡元培启程前往南京筹款。当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忽然传来消息：他的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听到这个大不幸的消息，作为父亲的蔡元培心如刀割。但蔡元培强忍内心的悲伤，家也不回，毅然登船而去向古城南京进发，三天后如愿借得六千元而归。

办《警钟日报》的时候，蔡元培不仅剪掉了辫子，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改穿新式的德国装（即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冬天的上海天气非常寒冷，报纸的编辑室里又大又空，也没有火炉。张罗报纸出版的蔡元培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个大馒头，他只好在右手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给报纸写文章。蔡元培每天晚上必须赶在出版之前写两篇报纸评论，一篇是文言的，一篇是白话的。

但最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和影响力。为多卖报纸，他让一位工人老乡背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然后手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到街上叫卖。这种新奇的促销手段倒也有效，每天居然比平日能多卖出一二百份报纸。蔡元培非常高兴，用他家乡的绍兴话直夸这位工人：“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

1903年夏，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每月都到监狱去探望邹容和章太炎。邹容在监狱病死，悲痛的蔡元培积极参与办理他的丧事、举行追悼大会，并在墓地建立了邹容纪念塔。他还去迎接章太炎出狱，并送其去日本。

那时，有个叫沈荩的爱国志士因发布清廷和俄国人勾结的消息，被清廷逮捕，用竹鞭打得全身血肉横飞，最后刽子手用绳索勒死了沈荩。消息传出，上海的革命志士异常悲愤，在愚园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当众演说，痛骂清朝廷政治暴虐、蔑视人权，听众闻言而感，全都流下了热泪。

但是，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并不尽同，蔡元培的革命主张是相对温和的。

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种主旋律，尤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代表。就在这时，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了《释仇满》一文，给民族革命的过度狂热作了降温处理。他的言论更合乎情理、更能服众：“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15]也就是说，革命的对象更应该是专制腐朽的政权，而不应该针对满人。革命往往是流血、**、过激的代名词。而在同期的革命同志中间，像蔡元培这样能保持冷静和理智的人，是少见的。

翰林造反——蔡元培思想的深层分析

北大学者张寄谦（1925—2012）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纵观晚清数十年间，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已。”再放大里说，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间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给予自己身份、名位的封建秩序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事。

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为例，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且具有科举功名者，身处“体制内”的他们一般奉日本、沙俄或者英国经验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圭臬，视反清革命为畏途，这些人一般主张在现成体制内进行社会改良；而出身于中下层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改换现实的意愿更为强烈，多奉美国独立革命、法国革命道路为楷模，很多人走上“体制外”的激进改革，即暴力革命的道路。

按这个规律说来，蔡元培无疑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蔡元培是以名翰林的身份投身到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在封建社会，取得翰林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已跻身统治阶层的中上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一个普通读书人一生的大愿、光耀门楣的结果，到这般也几乎是登顶造极了。尤其自清中叶以后，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这些权倾一时的职位多是由翰林出身者担当。翰林的前途，即使不是督抚重臣，仅仅终老于翰林院也足以誉满天下。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样的名分。

蔡元培能在自己正春风得意之时，投身到反清的民主革命中，甚至以文士之身投身革命暗杀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越能超越自己的身份、名位、时势来接人处世，就越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蔡元培就是如此。

蔡元培能基于大义而跳出自己的身份、名位，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来自于他在儒学熏染下形成的品质，比如“经世致用”的理念。一般说来当中央政权强大、社会民生平稳安定时，也就是所谓的“治世”，儒士的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而一旦社会危机四伏、专制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使他们能义无反顾，舍生而取义。

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最激烈动**、国家最衰微的时代，他的青壮年时期，在中国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足以撼动国本的大事件。风雷激**的社会状况强烈激发了蔡元培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也为其经世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条件。

此一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儒学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姚莹、何秋涛等，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竞相追求新知的盛况，为蔡元培汲取经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蔡元培受龚自珍影响尤巨。他自1888年即开始研读龚自珍的著作，“自戊己来，读定庵先生文，喜而学之”，故反复阅读并作详细读书札记，对龚自珍的思想、行文风格十分熟悉。龚自珍主张“更法”，蔡元培则强调社会由“据乱世”过渡到“升平世”，必须有量的积累，也隐含着“更法”改革的要求。时人有评，称蔡元培可谓当代的龚自珍。

从表面上看蔡元培很反传统，实质来看，蔡元培自身的作略，其思想底蕴恰恰来自于儒家学说的熏染。问题就在于，正是蔡元培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儒家的一些内在精神，这恰恰使他对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外在的形式不那么看重，乃至于很快就能坚决地转到投身革命，以及后来宣扬新知、新文化的队伍中去。

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担当和关怀天下、奋不顾身的责任感，不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又谦和而不冥顽，这些都可说的上是儒士风骨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