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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至民初的教育界（第1页）

§第一章　清末至民初的教育界

中国古代学校的制度

在西风东渐、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今天，许多人渐渐忘却、抛弃乃至于鄙夷一些古代的传统，但殊不知，中国人曾经发明了世界上最具智慧、最符合人性的一套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

我们很有必要在此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教育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即将在后面的篇章里发生颠覆式的变革，恰恰也就是蔡元培等人主导了这场变革。

中国古代至晚清，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府学和县学。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学，属于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教学内容专攻儒学。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

（二）书院。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县学的特点。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学古文、制艺，发展至后期，又兼学历史、舆地、说文、算术、金石。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少数官办。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较周详，注重精研古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书院掌教人选，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

（三）社学和义学。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明洪武八年（1375）诏府、州、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

（四）私塾和家塾。它们是历史悠久、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其一，弟子从师，是为私塾；其二，师从弟子，此则当为家塾。”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收教贫寒子弟；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专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教其子弟；四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目的是学习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一直贯穿着忠君教育，如果从某种角度说，这种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向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国家的统一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几千年来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的言教被当政者很好地利用，与政权的稳定和秩序高度结合起来。

当然，传统的圣贤言教并不仅仅是为统治者服务这么简单，它蕴含着富于智慧的人性之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使得儒学的经典和言教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流传，而不是沦为绝学。进则儒、退则佛道，这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体来讲，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

“强迫教育”吓坏了爹娘

西风东渐，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清朝光绪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旧时的所谓“强迫教育”，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全民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　处；孩子满了7　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朝廷的诏令一出，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强迫教育”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在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为“强迫教育”的实施做准备。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德政”变成了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

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结果，推广“强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教育救国”的滥觞和勃兴

19世纪末，大清帝国的溃败刚刚开始。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时年19岁，还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的张伯苓[23]随军舰出征，他眼见清军的第一艘兵船刚刚出海，即被日舰击沉，年轻而沸腾的热血第一次遭受了无比沉重的打击。

甲午战败后，张伯苓目睹威海卫在两天之内由日本旗换成英国米字旗。山河的屈辱使他深受刺激，意识到自己之前怀有的以强大军力与外国周旋的想法是浅薄的，他同时认识到，中国的懦弱是全民性的。从那时起，张伯苓意识到要改变国民，只有新式教育。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张伯苓即从海军退役，去天津名绅严范孙所办的学堂里教课。这所在当时看起来还很新奇的学塾，就是南开学堂。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

像张伯苓这样的学人在当时大有人在，中华大地一时掀起了“教育救国”的潮流。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到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陶行知则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阶级关系，改良社会。他提出了“筹募100万元基金、召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的豪壮设想，认为建立　100万所乡村学校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厄运，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遗留后世。他身体力行，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实践“生活教育”的原则，希望通过教育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总的来讲，把中国落后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为教育不良，企图通过发展教育的办法来拯救苦难的中国，这在社会的主要矛盾远远没解决的旧中国显得过于理想化了。但教育救国论者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质，并为此而奋斗，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影响可谓深远。

北洋时代——被脸谱化的历史

卿云烂兮，钆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几句诗是民初至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国歌，它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

这首诗歌描绘了一幅政通人和的清明图像，是上古先民对圣人治国的颂扬。把这首歌选做国歌，寄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划时代转折来临之际，对新生国家美好未来的愿望。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取消帝制、进入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特质中强大的生命力和自省精神，一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便能迅速甩掉文化中的包袱和糟粕，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变革。

这里之所以要着重提到清朝覆灭后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北洋时代，是因为这是蔡元培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正是在北洋时期，蔡元培在北大孕育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一震烁时代的风范。

当今天一说起中国20世纪清末民初的北洋军阀时代，人们脑海中的印象是，武人们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对内互相火并、争夺地盘，城头变幻、政治纷乱；对外投靠列强、卖国求荣。这种印象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来看一看北洋时期旧中国的另一面。

中国的北洋政府里，既有旧式官僚、政客，也汇聚了一批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积极为中国的复兴出谋划策。

在外交上，北洋时期的中国国力贫弱，且一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因此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刻在变，从袁世凯的“联合英美，对抗日俄”，到“一战”时的“亲日联美”，再到巴黎和会的“联美制日”，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无一不显得举步维艰、勉力支撑，但也做出了一些维护国家的权益决策。

北洋政府利用能运用的资源，先后挫败了英国人企图分裂西藏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未被此后的历届政府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看到协约国即将获胜，北洋政府加入了协约国集团，战后，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名义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天津的租界和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开创了近代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1922年，北洋政府又收回了青岛和胶州湾。

十月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趁俄国内乱之际，决定随各国列强以护侨的名义出兵俄国的海参崴，并废除《中俄蒙协约》，还趁机收回了俄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同时短暂控制了外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