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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天涯（第3页）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如今，她果真到了中国的最底部，她享受这种踏实的感觉。

只是，归根到底，张爱玲是个“个人主义者”，她无法长久地适应集体生活，更无法忍受自己的每时每刻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所以，这段下乡经历促使张爱玲思考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上海观望：即便新社会能接纳她，她又是否能接纳一个缺乏私人生活的社会呢？再加上那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即便有夏衍力保，她还是很难相信自己能被重新接纳。

所以，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奔赴香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海，从此成了张爱玲一生的乡愁。

重回港岛

到香港后，张爱玲没有回香港大学读书，而是寄居在女青年会。这是她第二次来香港了，自然不陌生，但这次的心境却与上次大相径庭：上次是憧憬与兴奋，这次却是迷茫与孤独。要在这里生活多久？还有机会回上海吗？还是要一直漂流下去？这些，她统统都不知道。

就在她思虑向何处投稿时，美国人找上门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之前读过张爱玲的文章，也知道她的英文功底很好，便邀请她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东西。虽然作为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转行做翻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落差，但由于麦加锡给的稿费还算丰厚，所以为了生计，张爱玲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美国人拜托她翻译的作品十分庞杂，有《老人与海》之类的文学名著，也有政治色彩很浓的小说。对此，张爱玲兴味索然，只能硬着头皮当做糊口的差事：“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

只身在香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张爱玲自然是苦闷的。幸运的是，她就在此时遇见了人生中的另一位挚友：邝文美。邝文美是学者宋淇的妻子，也在美国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宋淇与邝文美其实都是张爱玲的忠实粉丝，他们四十年代在上海居住时就拜读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但因为听闻张爱玲脾气古怪，便一直没敢去拜访。如今有缘在一家单位工作，他们自然愈走愈近。

与古灵精怪又爱嫉妒的炎樱不同，邝文美是较为典型的温婉宜家的娴静女子，在她面前，张爱玲会不由自主地放松，甚至变得健谈起来。所以，渐渐的，张爱玲将她视为人生又一难得闺蜜，经常拉着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但考虑到她还要照顾家庭，所以每晚到了8点只得放她回家，以致后来张爱玲亲切地称她为“我的8点钟灰姑娘”。即便后来远赴美国，张爱玲亦时时将她挂在心头，信中家长里短、言无不尽，这在张爱玲一生的书信历史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你几时到北京店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像你那件白地黑花缎子对襟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短肥些。”“早晨梳头是否费时候，是不是自己梳？我前一向烫的头发不好也不坏，最近试验剪得极短，终于决定养成不长不短分层的直头发。”“前几天我吃到煮珍珠米太少，太淡，远不及Mae（邝文美）带来的热水瓶里装着的，那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甚至直言：“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一个人。”这似乎是将炎樱也算在内的，在张爱玲看来：“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镜子，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而她与炎樱在这点上表现得却并不明显。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朋友自古就有两种：一为玩伴，一为知己。玩伴只是陪伴了一小段生命，知己却是温暖了一整个灵魂。

当然，邝文美也把张爱玲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她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里写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比张爱玲幸福，因为‘在千千万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我能够不迟不早的遇见了她。虽然现在我们远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谈心，但是每过一阵我能够收到她的长信，读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编的电影……无论如何，这总是值得感谢的事。”

除了与宋淇夫妇推心置腹，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照例是清静安宁的。但很快，她又要应对种种波折了。除了翻译，张爱玲还受美国人所托写了两篇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无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不愿提及的两部作品，因为它们的主题、套路，以及许多情节都被提前设置好了，她压根就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况且，政治色彩太浓厚，完全掩盖了小说本身应有的自由的艺术性。但这两篇小说在美国人的力推下还是火了，加上她“上海传奇女作家”的身份，她很快在香港也有了不小的名气，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张爱玲是最怕接客待人的，她立即委托宋淇夫妇在他们家附近为她租一间房子，这间房陈设十分简陋，没有书桌，没有书架，甚至连书本身都没有。张爱玲倒是不以为意：“我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齐，否则可能：（一）立刻又得搬家。（二）就此永远住下去。两者皆非所愿。”她觉得只要能有一个安安静静写文章的地方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紧接着，她在上海出版的《传奇》《流言》等作品集都被翻出来在香港重印，但彼时香港的盗版十分猖獗，甚至还有人冒充她的名字出书，她自己就发现了两本：《秋恋》与《笑声泪痕》，两本书除了文字水平之外，从包装、主题以及故事情节均与她从前的作品十分相似，但读者并不知道：封面上那个作者“张爱玲”，其实是个男的。机警的张爱玲立刻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整理了一下，在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出版，但盗版的销路依然不错，那本《笑声泪痕》甚至印行多次，这让张爱玲也无可奈何。

张爱玲对香港的了解是深入骨髓的，她见识过围城岁月前后香港人的荒唐纵欲，也经历过和平年代香港文化的肤浅芜杂，所以她深知：这不是久居之地。张爱玲在写《赤地之恋》时已经在申请移民美国了，期间夏衍还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到上海，不要去美国，实在不行留在香港也好。但张爱玲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踏上远行的航船，像母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天涯孤旅。

在《诗与胡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张爱玲眼中的中国是可爱的，因为即便处在脏乱与忧伤中，也能时时发现许多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所以，她自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从前尚未身处被迫离别的境地时，她已大略思虑过此事，结果是：“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如今，当面临真正前途未卜的离别时，她心中的不舍与思念又是多么浓郁呢？

著名粉丝

初到美国时，张爱玲经炎樱介绍借居在纽约的职业女子宿舍，这是救世军办的，专供离异妇女等贫民居住的地方。炎樱战时移民日本，后又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次张爱玲来美国，她们也算“他乡遇故知”了。起初，她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起聊天、逛街、吃东西，但过了一阵，张爱玲渐渐发现：原本就有些心高气傲的炎樱，现在的姿态似乎更高了。也许是当年在上海时风光都被张爱玲抢去了，现在轮到自己关照张爱玲时，炎樱言谈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她常常向张爱玲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认识了哪些人，别人是如何夸赞她的，云云。

这让张爱玲心生反感，她只得写信给心中真正的闺蜜——邝文美：“Fatima（炎樱）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这些话当然不能全信，我们在对一个深爱之人失望时，总会下意识地去遮掩自己曾经付出的热情，用“其实当初也没有那么喜欢她”之类的说辞让自己释然一点。张爱玲当初对炎樱的感情自然是浓烈而深挚的，只是她如今的转变，实在让自己接受不了罢了。

在纽约，张爱玲并不只有炎樱一个朋友，她与著名学者胡适也有过一段交集。早在香港时，张爱玲就曾把《秧歌》的稿子寄给胡适，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有益的评价。胡适成名后向他寄书求教的人不计其数，显然他对张爱玲也有所耳闻，所以在回信中很诚恳地写道：“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他还随信附上了对一些章节的改动意见，让张爱玲十分感动。所以，到了纽约后，张爱玲便立即去拜访了旅居美国的胡适。